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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使者在巴塞罗那斡旋成功的可能性，普列托并不乐观。他在下午三点告诉阿萨尼亚，政［438］府首脑倾向于在作出决定之前等待他们的谈判结果。“就我而言，我表示我对谈判结果几乎没有任何信心……因此，如果我们任凭时间流逝并且允许城市被叛乱分子所控制，那么，接管社会治安的任务将会变得更加艰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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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九点半，普列托再次用电传电报与阿萨尼亚联系。他告诉总统，（将去转移总统的）“勒班陀”号和“桑切斯·巴尔凯特吉”号驱逐舰已于下午两点离开卡塔赫纳，五个中队的空军士兵将在开赴巴塞罗那途中于凌晨三点到达巴伦西亚。“士兵和水手斗志高昂。”他向阿萨尼亚保证。总统对此回复说：“在这里，在我的住处[加泰罗尼亚议会大厦]，我们仍然没有足够的防御手段。……告诉我，明天由谁负责指挥镇压巴塞罗那的叛乱？”“海军将按照‘勒班陀’号驱逐舰舰长的命令行动，”普列托回答道，“空军将由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中校指挥。……我已经把我的意见告诉你，这件事必须在几小时内予以解决。……显然，我的意见需要服从总理的意见。[空军]与地面部队之间的联系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于地面部队来说，要做的只是为空军指出具体的目标。由于没有防空部队妨碍低空飞行，飞机将轻而易举地击中目标。至于军舰，它们的任务只是安全顺利地进入港口。”[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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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议会大厦顺利到达港口是阿萨尼亚主要担心的一件事，虽然正常情况下几分钟之内即可到达那里。自从战事爆发以来，如同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妻子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所说，阿萨尼亚“歇斯底里似地坚决要求”采取措施保护他的人身安全，[70]但是，只有普列托倾听了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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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过，”阿萨尼亚在日记中写道，“总理并不打算直接或者间接与我联系。他也没有把我的情况告诉政府的部长们。星期二上午，普列托用电传电报与我进行了联系。他知道巴塞罗那的骚乱，但是，……由于没有亲眼看到，他不可能充分了解我的处境。他告诉我，他派了两艘驱逐舰开赴巴塞罗那港……供我调遣；二十架飞机将飞往雷乌斯和普拉特；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即将派出两支部队，一千名空军士兵正在飞往雷乌斯。他非常警觉并且准备镇压叛乱。”[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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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全天巴伦西亚政府一直在开会。傍晚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对手提醒他注意他在当天早些时候做出的承诺：如果到今天傍晚局势仍然没有改善，政府将接管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治安和军事事务。整个白天，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巴塞罗那不停地呼吁停火。下午三点，它们通过广播规劝人们：“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们，劳动者总工会的工人们！不要被阴谋诡计所欺骗。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我们只听从一个口号：大家回去为打败法西斯而工作！”[72]尽管它们这样呼吁，国际工人协会驻无政府工团主义者［439］总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的代表阿古斯丁·索奇写道，仍然不能遏制战事。“各方的敌意有增无减。”[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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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内阁在巴伦西亚继续争论不休时，共产党的晚报《红色阵线报》宣称：“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发生的一切归咎于无法控制的有组织的歹徒，他们被委婉地称为‘不法分子’。现在我们发现，他们完全被控制着；只不过被敌人控制着。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存在。……宽容已经足够了。忍耐是有限度的。当西班牙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危在旦夕时，当西班牙人民的自由以及广大群众的幸福和未来受到威胁时，我们不允许自己被人暗算。……不能再讨论这些问题了。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而且是形势需要的严厉行动。……所有那些企图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扰乱[治安]破坏[纪律]来达到这样或者那样目的的人，将会立即领教公共权力的无情力量，他们将受到政府的镇压和人民群众的惩罚。”[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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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阁中，争论呈现出狂热偏激的特点。“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同志带头与支持接管社会治安和防务的共产党人和共和派对抗了四个多小时。”全国劳工联合会方面说，“这是一场激烈的争论，我们在表决以后失败了。”[75]不过，会议决定，会议的决议要到最后关头才能生效，[76]这是蒙特塞尼和卡瓦列罗迫使其对手接受的一个条件，他们相信，正在前往巴塞罗那途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代表可以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晚上九点半，普列托告诉阿萨尼亚，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部长“在投票时弃权，因为他们相信，在知道谈判结果之前将推迟接管社会治安”。[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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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巴伦西亚的使者抵达巴塞罗那之后与加泰罗尼亚的领导人一起在自治政府宫呼吁停火。全国劳工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强烈要求他那些严阵以待的追随者不要忘记近在咫尺的阿拉贡前线，在那里，“法西斯分子随时可能发动进攻”。[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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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革命罢工、起义暴动和抢劫银行的组织者，如今的司法部长加西亚·奥利韦尔呼吁：“想想那种痛苦吧，想想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皮鞭统治下的那一部分西班牙领土上的反法西斯的工人兄弟听说……我们在[加泰罗尼亚]自相残杀时……所承受的精神痛苦吧。……你们都可以保持你们各自的立场……但是，即使你们受到那些对找到这场冲突的解决方案不感兴趣的人的挑衅，你们也应当停火。……[我]宣布，今天死去的突击卫队士兵是我的兄弟。我在他们面前下跪并亲吻他们。……今天死去的[所有]人都是我的兄弟。”[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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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的消息来源证实，一些自由主义者被他们的领导人的停火呼吁激怒了。“当前往自治政府[宫]协商解决方案的我们的代表下令‘停火’时，一些同志义愤填膺，他们感到这是某种形式的背叛，让那些暗杀［440］者[指的是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附近开枪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和突击卫队士兵]逃脱了正义的惩罚。”[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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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领导人中也存在着不同意见。五月事变期间在巴塞罗那活动的国际工人协会副书记赫尔穆特·吕迪格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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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九日无政府主义的斗士们决定支持合作之后，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究竟应当把权力的缰绳“完全”抓在自己手里还是应当继续合作这个问题又被多次提出来。七月十九日的决定尽管获得一致同意，但那却是出自本能。谁也没有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但是，在五月事变期间，尤其是在巴塞罗那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举行的那些争论激烈的会议上，当各方都能听到来复枪和机关枪震耳欲聋的枪声时，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出来的问题是：“我们应不应当夺取政权？”在那些流血的日子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们用这一句话概括了问题。但是，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所谓的“政权”指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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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首先确定他们指的肯定不是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决不会把国家政权也就是作为管理机构和镇压机器的政府当做实现他们所希望的社会变革的工具。他们也不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应当是建立一个新的法西斯-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超级大国。他们坚信，社会革命既不需要资产阶级政权也不需要新的极权主义超级大国，因此，社会改革应当像捍卫革命一样由工人阶级的组织——无论是工会还是自发成立的新的机构，例如自下而上地反映了工人自己意愿的自主委员会等等——集中控制，应当建立新型的社会，从而抛弃一切自上而下行使“权力”的常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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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代表加泰罗尼亚大部分产业工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在五月三日实际上与包括社会其他阶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泰罗尼亚农村的广大群众即农夫[Rabassaires]，白领工人，技术人员等等）在内的所有组织处于公开敌对状态……“权力”的问题意味着，全国劳工联合会是不是应当立即把它们全部打败，将公共事务的管理权集中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建立自己必备的镇压机器以防止“失败者”在公共生活中卷土重来。回答是“不”，但是，那一段悲惨的日子作出的决定后来在西班牙和国际自由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一连串激烈的争论、诘难和斗争。[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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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晚上九点半左右，停火的呼吁从自治政府宫发出后不久，来［441］自巴伦西亚的使者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成员在孔帕尼斯的主持下开会。“我们提出了由四方代表[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全国劳工联合会、劳动者总工会和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政府]的方案，曾为历届政府成员的人不得加入该委员会。”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报告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解除艾瓜德和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的职务，因为我们规定，新的内务治安专员应独立[即个人]承担管理社会治安的责任。”这个建议被接受了。但是，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建议应立即组成新政府“以使……公众舆论知道冲突已经得到解决”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坚决要求“首先必须停止巷战”。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努力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必须争取时间以避免[中央]政府接管社会治安，然而不可能达成共识。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和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虽然没有参加辩论，但他们支持共产党人的观点。最终，在[五月五日星期三]凌晨两点，会议作出一项决定后结束。通过广播宣布的这项决定说……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应当全面停火以使局势恢复正常。……会议结束以后，我们通知[中央]政府，事情进展顺利。”[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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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这一消息的鼓励，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天亮前宣布，政府已经通过了“迅速解决巴塞罗那问题的必要法令，但政府相信不必立即使它们生效，并且相信巴塞罗那将在今天恢复秩序”。[83]徒劳的希望！“在当晚剩余的时间里，”孔帕尼斯主席在他的私人笔记中写道，“激烈的战斗继续在街头进行，因此，内务治安[委员会]、[孔帕尼斯的]主席办公室以及[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比迭利亚要求迅速派遣援兵。”[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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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凌晨，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再次努力劝说其追随者平静下来。“我们利用自己的所有影响谋求平衡，不停地派代表去正在发生冲突的地方。”[85]但是，他们的努力总是不太受人欢迎。“一些同志打电话给[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委员会时，”阿瓦德·德·桑蒂连回忆说，“我听到他们在电话那头愤怒地叫喊，委员会让他们不要开枪，即使他们正在受到机关枪扫射。”[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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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杜鲁蒂之友会努力保持高昂的斗志并发出一些战斗命令。[87]“革命进攻万岁！决不妥协！”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街垒散发的一份传单宣称，“现在是决定性的时刻。下一次就太晚了。……只有无产阶级政权能够保证军事胜利。全面武装工人阶级。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联合行动万岁。”[88]“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杜鲁蒂之友会印刷的传单则要求，“枪毙罪魁祸首。解除所有军队的武装。……决不放弃街头阵地。革命先于一切。我们向在街头与我们亲如兄弟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同［442］志们致敬。社会革命万岁！打倒反革命！”[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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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战斗报》在头版刊登了杜鲁蒂之友会的这份传单并评论说，它“确实特别重要”，“我们非常高兴地转载了它”。[90]但是，除了这一谨慎的评论之外，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与杜鲁蒂之友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与杜鲁蒂之友会合作的只是那些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而不是党的执委会。“在战斗的第三天，”乔治·埃森魏因写道，“据当时人在巴塞罗那的美国托洛茨基分子雨果·奥勒说，杜鲁蒂之友会派一名代表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部，邀请执委会共同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但是没有达成协议。[91]毋庸置疑，杜鲁蒂之友会与马克思主义党派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合作。然而，据和另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例如‘莫林’（汉斯·弗罗因德）——一起与这个无政府主义团体短期密切合作过的克拉拉和保罗·塔尔曼夫妇说，这种合作充其量不过是互相为对方散发一些政治传单。绝不能认为杜鲁蒂之友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关系是一种正式的联盟。”[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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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没有与其他组织一起通过广播呼吁停火，[93]但它并未公开表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的和平努力与自己无关。的确，《战斗报》曾在五月四日敦促工人保持“一种长期动员的状态”并“继续加强已经发动的攻势”，但是，随后几天的报纸不再重申这一要求，因为，面对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满怀热情反复发出的停火呼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感到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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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英语新闻快报《西班牙革命》写道，“工人们做好准备，枕戈待旦，只等全国劳工联合会发出发动进攻的命令。命令始终没有发出。……被工人视为革命群众组织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工人夺取政权这个问题面前退缩了。受到政府控制的它企图通过使敌对各方‘一团和气’而脚踩两只船。这就是五月三日至七日革命工人的战斗基本上是防御而不是进攻的原因。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态度并不是没有引起反对和抗议。杜鲁蒂之友会表达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广大会员的共同愿望，但它没能成为榜样。”[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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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托洛茨基分子费利克斯·莫罗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据他说，这种激进的语言只是为了“对外宣传的目的”。“通常，”他说，“《西班牙革命》面对的是看不懂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西班牙语报纸的英语读者，它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行为的描述并不真实；它是一副‘左的面孔’。”“[本应身先士卒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没有公开倡议全国劳工联合会共［443］同率领群众采取行动，而是在幕后与其地区委员会商议，[95]从而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无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提出什么建议，它们均遭到拒绝，你不同意？那我们对此就没有什么好说了。第二天上午……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向全国劳工联合会提出的建议，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怯懦行为，关于他们拒绝组织防御，等等，等等，《战斗报》只字不提。”[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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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客观性的考虑，有必要在此引用为五月事变期间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所采取的政策进行辩护的“老者”的言论。为了反驳费利克斯·莫罗在他的《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对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指责，“老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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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的革命浪漫主义者经常说，只要西班牙工人勇敢地开创一条决不妥协的革命路线，他们就不需要苏联的援助了；国际无产阶级将会自发地作出直接的反应，产生不可抗拒的效果，致使政府不敢禁止武器装备流入革命的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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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利克斯·莫罗在其分析一九三七年巴塞罗那五月事变的著作中提出了这个观点。……据我们这位作者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接受斯大林分子和资产阶级势力的挑战，从而使随后的斗争不仅在西班牙本国引发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而且成为一场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的导火索，这场革命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欧洲的主要国家。也就是说，承担着坚守反法西斯第一道防线这一巨大历史责任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们应当不畏风险，大胆地做出某种冠冕堂皇的历史姿态，鲁莽地投入可能导致反法西斯阵线瓦解的冒险行动，从而为法西斯分子长驱直入敞开大门——而这只是为了立即引发世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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