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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通过广播电台呼吁停火:“工人同志们!……我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责任。我们没有攻击任何人。我们只是保护自己。……放下你们的武器!我们是兄弟!……如果我们自相残杀,我们就注定要失败。”[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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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打算给冲突火上浇油的大有人在。不仅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的人马发起了新的攻击行动,而且势单力薄的托派组织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持不同政见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杜鲁蒂之友会也异常活跃,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一些比较激进的成员加入了后者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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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态度悲观。“我们觉得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并没有强大得足以带头组织群众进行抵抗。”党的执[435]委会的一名成员承认。[49]同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乔治·奥威尔参加了战斗,他证实:“当时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有直接接触的那些人告诉我,整个事件实际上让他们感到惊慌,但又觉得自己必须参与其中。”[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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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人已经走上街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战斗结束后的五月十二日发表声明,“党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是是什么立场呢?与革命运动断绝关系,谴责它,还是与它联合起来?……我们选择了第三种立场,……尽管我们事先知道,革命运动不可能胜利。以任何其他方式行事都是不可饶恕的背叛。……当然有可能夺取政权,但是,作为工人运动内部的少数派,我们无力承担喊出这一口号的责任,尤其是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的态度在战斗者中引起混乱和动摇时,他们通过巴塞罗那的广播电台紧急要求工人阶级放弃斗争。号召工人夺取政权就意味着领导他们举行起义,这可能会给工人阶级带来严重的后果。由于这个原因,只能提出有限的口号:要求将挑衅的直接发起者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和艾瓜德撤职,废除关于社会治安的反动法令,成立保卫革命委员会。”[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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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机构并没有公开流露悲观情绪,因此,它表面上显得斗志旺盛,尽管它在五月三日晚上向自由主义运动的地区委员会建议采取积极的联合行动没有成功。第二天上午,《战斗报》敦促工人保持“一种长期动员的状态”并“继续加强已经发动的攻势,因为没有比进攻更好的防御手段。必须要求治安总署署长辞职并达到目的。……必须要求废除反动势力和改良主义分子所通过的社会治安法令并达到目的。为了实现这一切从而继续进行革命,即持续扩大革命的范围并使革命取得最终的结果,保持动员状态和攻势的工人阶级必须组成革命工人阵线并且立即着手建立保卫革命委员会”。[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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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宣称:“五月四日,佛朗哥的托派代理人……利用其喉舌《战斗报》呼吁他们的追随者……保持‘一种长期动员的状态’。……臭名昭著的塞维利亚刽子手凯波·德·利亚诺通过广播向加泰罗尼亚的叛乱分子说了下面这段话:‘我们支持并将帮助你们。坚持下去!’屠杀西班牙人民的刽子手与巴塞罗那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发出的呼吁看来是这些人民的敌人之间存在着思想和组织联系的最新证据。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义公开充当着国际法西斯主义的代理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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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与此同时,在(政府所在地)巴伦西亚,五月四日星期二上午,担心共产党人可能利用这场冲突推翻其政府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召见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几位政府部长。他告诉他们,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自治政府内务治安专员艾瓜德已经请求内政部长派遣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增援。[54]“政府不能这样做,”卡瓦列罗表示,“因为这意味着派兵帮助那个可能与挑起这场冲突有关的人。在答应派兵之前,他将根据宪法接管治安管理部门。”[55]因此他建议,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和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的代表应当立即前往巴塞罗那,努力争取结束敌对行动。[56]随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为了避免中央政府接管治安管理部门”,派代表去巴塞罗那。[57]全国委员会委派全国劳工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和担任司法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加西亚·奥利韦尔去巴塞罗那,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同时委派的是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和马里亚诺·穆尼奥斯·桑切斯,两人都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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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一点,中央政府开会。在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和左翼共和派政府部长的支持下,共产党人逼迫总理立即采取行动,不仅要求派兵增援加泰罗尼亚,而且要求政府接管该地区的社会治安和军事事务。屈服于制造内阁危机的威胁,卡瓦列罗勉强同意采取这些措施,但只是在到了傍晚局势仍未改善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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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点十分,孔帕尼斯主席——肯定是他指示艾瓜德请求从巴伦西亚派遣一千五百名突击卫队士兵增援——告诉拉尔戈·卡瓦列罗,局势已经“非常严重”,警察部队“不能胜任快速行动而且已经筋疲力尽”。[59]卡瓦列罗答复说:“我认为我有责任通知你,……全体[部长]已经决定,如果到今天傍晚局势仍然没有改善,政府将根据[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接管该地区的社会治安。如果有什么异议的话,请你直接告诉我。”[60]对于地区自治的主要监护人孔帕尼斯主席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他当然希望派遣援兵而不牺牲加泰罗尼亚的自治。于是,他回答道:“我认为,[中央政府]应在加强内务治安专员可动用的兵力方面予以配合。”不过,由于担心如果不交出治安管理权对方将拒绝派遣急需的援兵,因此他又以顺从的语气补充道:“鉴于[社会治安状况]可能继续恶化的危险,共和国政府可以采取它认为必须采取的措施。”[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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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对话,普列托在下午三点用电传电报与阿萨尼亚进行的交谈中给出了一种稍微不同的说法。他说,内阁决定让卡瓦列罗向自治政府主席建议,后者应当根据加泰罗尼亚自治法令要求中央政府接管该地区的社会治安。内阁认为这一程序比自治法令所规定的另一种选择“更可取”,[437]即准许中央政府“在其认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或安全处于危险状态时自动参与维持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秩序”。[62]卡瓦列罗在与孔帕尼斯交换意见之后向内阁报告说,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但他得到的印象是,自治政府承认它无力制止动乱”。[63]不过,普列托非常乐观地告诉阿萨尼亚,他相信,在下午四点半内阁开会时,它将同意“在接到或者没有接到自治政府要求的情况下接管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治安”。[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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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说法并不矛盾。无论如何,没有证据显示孔帕尼斯对中央政府接管社会治安表示了任何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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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九日当着几名加泰罗尼亚流亡者的面签署的一份书面声明中,阿特米奥·艾瓜德的侄子海梅·安东·艾瓜德说,他的叔叔告诉他,孔帕尼斯主席既没有与他也没有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商量就把社会治安管理权交给了巴伦西亚当局。他进一步宣称,据他叔叔说,孔帕尼斯请求增援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胡安·科莫雷拉驱使的,科莫雷拉“在那几天片刻不离孔帕尼斯左右为他出谋划策,同时利用主席的沮丧心情提出符合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利益的解决方案”。这份文件断言,建议孔帕尼斯“接受巴伦西亚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就是科莫雷拉。[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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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也许是这样的,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孔帕尼斯同意将治安管理权交给巴伦西亚当局时,他得到了包括艾瓜德本人在内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其他领导人的支持,他们的支持虽然勉强但心照不宣,因此,上面提到的这份文件是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在战后出现内部纠纷时企图将加泰罗尼亚失去自治权的责任完全推到孔帕尼斯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身上的一次明显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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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孔帕尼斯已经许可,拉尔戈·卡瓦列罗总理仍然不愿意采取行动。他还在希望派往巴塞罗那的使者通过斡旋结束流血。但是,他的社会党内竞争对手、海军和空军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想要立即采取行动。作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个决不妥协的对手,据普列托本人说,他从革命一开始就认为,共和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恢复对于权力的控制。[66]星期二中午十二点,他用电传电报通知阿萨尼亚,他已经命令两艘驱逐舰立即驶往巴塞罗那,舰队指挥官收到了“直接听从阁下调遣”的命令,另外,驻扎在莱里达的空军已经奉命“在巴塞罗那上空低空飞行以显示武力”。[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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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使者在巴塞罗那斡旋成功的可能性,普列托并不乐观。他在下午三点告诉阿萨尼亚,政[438]府首脑倾向于在作出决定之前等待他们的谈判结果。“就我而言,我表示我对谈判结果几乎没有任何信心……因此,如果我们任凭时间流逝并且允许城市被叛乱分子所控制,那么,接管社会治安的任务将会变得更加艰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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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九点半,普列托再次用电传电报与阿萨尼亚联系。他告诉总统,(将去转移总统的)“勒班陀”号和“桑切斯·巴尔凯特吉”号驱逐舰已于下午两点离开卡塔赫纳,五个中队的空军士兵将在开赴巴塞罗那途中于凌晨三点到达巴伦西亚。“士兵和水手斗志高昂。”他向阿萨尼亚保证。总统对此回复说:“在这里,在我的住处[加泰罗尼亚议会大厦],我们仍然没有足够的防御手段。……告诉我,明天由谁负责指挥镇压巴塞罗那的叛乱?”“海军将按照‘勒班陀’号驱逐舰舰长的命令行动,”普列托回答道,“空军将由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中校指挥。……我已经把我的意见告诉你,这件事必须在几小时内予以解决。……显然,我的意见需要服从总理的意见。[空军]与地面部队之间的联系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于地面部队来说,要做的只是为空军指出具体的目标。由于没有防空部队妨碍低空飞行,飞机将轻而易举地击中目标。至于军舰,它们的任务只是安全顺利地进入港口。”[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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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议会大厦顺利到达港口是阿萨尼亚主要担心的一件事,虽然正常情况下几分钟之内即可到达那里。自从战事爆发以来,如同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妻子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所说,阿萨尼亚“歇斯底里似地坚决要求”采取措施保护他的人身安全,[70]但是,只有普列托倾听了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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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过,”阿萨尼亚在日记中写道,“总理并不打算直接或者间接与我联系。他也没有把我的情况告诉政府的部长们。星期二上午,普列托用电传电报与我进行了联系。他知道巴塞罗那的骚乱,但是,……由于没有亲眼看到,他不可能充分了解我的处境。他告诉我,他派了两艘驱逐舰开赴巴塞罗那港……供我调遣;二十架飞机将飞往雷乌斯和普拉特;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即将派出两支部队,一千名空军士兵正在飞往雷乌斯。他非常警觉并且准备镇压叛乱。”[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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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全天巴伦西亚政府一直在开会。傍晚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对手提醒他注意他在当天早些时候做出的承诺:如果到今天傍晚局势仍然没有改善,政府将接管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治安和军事事务。整个白天,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巴塞罗那不停地呼吁停火。下午三点,它们通过广播规劝人们:“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们,劳动者总工会的工人们!不要被阴谋诡计所欺骗。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我们只听从一个口号:大家回去为打败法西斯而工作!”[72]尽管它们这样呼吁,国际工人协会驻无政府工团主义者[439]总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的代表阿古斯丁·索奇写道,仍然不能遏制战事。“各方的敌意有增无减。”[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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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内阁在巴伦西亚继续争论不休时,共产党的晚报《红色阵线报》宣称:“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发生的一切归咎于无法控制的有组织的歹徒,他们被委婉地称为‘不法分子’。现在我们发现,他们完全被控制着;只不过被敌人控制着。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存在。……宽容已经足够了。忍耐是有限度的。当西班牙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危在旦夕时,当西班牙人民的自由以及广大群众的幸福和未来受到威胁时,我们不允许自己被人暗算。……不能再讨论这些问题了。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而且是形势需要的严厉行动。……所有那些企图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扰乱[治安]破坏[纪律]来达到这样或者那样目的的人,将会立即领教公共权力的无情力量,他们将受到政府的镇压和人民群众的惩罚。”[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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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阁中,争论呈现出狂热偏激的特点。“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同志带头与支持接管社会治安和防务的共产党人和共和派对抗了四个多小时。”全国劳工联合会方面说,“这是一场激烈的争论,我们在表决以后失败了。”[75]不过,会议决定,会议的决议要到最后关头才能生效,[76]这是蒙特塞尼和卡瓦列罗迫使其对手接受的一个条件,他们相信,正在前往巴塞罗那途中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代表可以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晚上九点半,普列托告诉阿萨尼亚,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府部长“在投票时弃权,因为他们相信,在知道谈判结果之前将推迟接管社会治安”。[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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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巴伦西亚的使者抵达巴塞罗那之后与加泰罗尼亚的领导人一起在自治政府宫呼吁停火。全国劳工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强烈要求他那些严阵以待的追随者不要忘记近在咫尺的阿拉贡前线,在那里,“法西斯分子随时可能发动进攻”。[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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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的革命罢工、起义暴动和抢劫银行的组织者,如今的司法部长加西亚·奥利韦尔呼吁:“想想那种痛苦吧,想想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皮鞭统治下的那一部分西班牙领土上的反法西斯的工人兄弟听说……我们在[加泰罗尼亚]自相残杀时……所承受的精神痛苦吧。……你们都可以保持你们各自的立场……但是,即使你们受到那些对找到这场冲突的解决方案不感兴趣的人的挑衅,你们也应当停火。……[我]宣布,今天死去的突击卫队士兵是我的兄弟。我在他们面前下跪并亲吻他们。……今天死去的[所有]人都是我的兄弟。”[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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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的消息来源证实,一些自由主义者被他们的领导人的停火呼吁激怒了。“当前往自治政府[宫]协商解决方案的我们的代表下令‘停火’时,一些同志义愤填膺,他们感到这是某种形式的背叛,让那些暗杀[440]者[指的是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附近开枪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和突击卫队士兵]逃脱了正义的惩罚。”[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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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领导人中也存在着不同意见。五月事变期间在巴塞罗那活动的国际工人协会副书记赫尔穆特·吕迪格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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