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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九日无政府主义的斗士们决定支持合作之后，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究竟应当把权力的缰绳“完全”抓在自己手里还是应当继续合作这个问题又被多次提出来。七月十九日的决定尽管获得一致同意，但那却是出自本能。谁也没有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但是，在五月事变期间，尤其是在巴塞罗那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举行的那些争论激烈的会议上，当各方都能听到来复枪和机关枪震耳欲聋的枪声时，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出来的问题是：“我们应不应当夺取政权？”在那些流血的日子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们用这一句话概括了问题。但是，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所谓的“政权”指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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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首先确定他们指的肯定不是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决不会把国家政权也就是作为管理机构和镇压机器的政府当做实现他们所希望的社会变革的工具。他们也不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应当是建立一个新的法西斯-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超级大国。他们坚信，社会革命既不需要资产阶级政权也不需要新的极权主义超级大国，因此，社会改革应当像捍卫革命一样由工人阶级的组织——无论是工会还是自发成立的新的机构，例如自下而上地反映了工人自己意愿的自主委员会等等——集中控制，应当建立新型的社会，从而抛弃一切自上而下行使“权力”的常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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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代表加泰罗尼亚大部分产业工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在五月三日实际上与包括社会其他阶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泰罗尼亚农村的广大群众即农夫[Rabassaires]，白领工人，技术人员等等）在内的所有组织处于公开敌对状态……“权力”的问题意味着，全国劳工联合会是不是应当立即把它们全部打败，将公共事务的管理权集中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建立自己必备的镇压机器以防止“失败者”在公共生活中卷土重来。回答是“不”，但是，那一段悲惨的日子作出的决定后来在西班牙和国际自由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一连串激烈的争论、诘难和斗争。[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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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晚上九点半左右，停火的呼吁从自治政府宫发出后不久，来［441］自巴伦西亚的使者与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成员在孔帕尼斯的主持下开会。“我们提出了由四方代表[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全国劳工联合会、劳动者总工会和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政府]的方案，曾为历届政府成员的人不得加入该委员会。”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报告说，“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解除艾瓜德和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的职务，因为我们规定，新的内务治安专员应独立[即个人]承担管理社会治安的责任。”这个建议被接受了。但是，当全国劳工联合会建议应立即组成新政府“以使……公众舆论知道冲突已经得到解决”时，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坚决要求“首先必须停止巷战”。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努力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必须争取时间以避免[中央]政府接管社会治安，然而不可能达成共识。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和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虽然没有参加辩论，但他们支持共产党人的观点。最终，在[五月五日星期三]凌晨两点，会议作出一项决定后结束。通过广播宣布的这项决定说……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应当全面停火以使局势恢复正常。……会议结束以后，我们通知[中央]政府，事情进展顺利。”[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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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这一消息的鼓励，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天亮前宣布，政府已经通过了“迅速解决巴塞罗那问题的必要法令，但政府相信不必立即使它们生效，并且相信巴塞罗那将在今天恢复秩序”。[83]徒劳的希望！“在当晚剩余的时间里，”孔帕尼斯主席在他的私人笔记中写道，“激烈的战斗继续在街头进行，因此，内务治安[委员会]、[孔帕尼斯的]主席办公室以及[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比迭利亚要求迅速派遣援兵。”[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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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凌晨，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再次努力劝说其追随者平静下来。“我们利用自己的所有影响谋求平衡，不停地派代表去正在发生冲突的地方。”[85]但是，他们的努力总是不太受人欢迎。“一些同志打电话给[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委员会时，”阿瓦德·德·桑蒂连回忆说，“我听到他们在电话那头愤怒地叫喊，委员会让他们不要开枪，即使他们正在受到机关枪扫射。”[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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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杜鲁蒂之友会努力保持高昂的斗志并发出一些战斗命令。[87]“革命进攻万岁！决不妥协！”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街垒散发的一份传单宣称，“现在是决定性的时刻。下一次就太晚了。……只有无产阶级政权能够保证军事胜利。全面武装工人阶级。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联合行动万岁。”[88]“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杜鲁蒂之友会印刷的传单则要求，“枪毙罪魁祸首。解除所有军队的武装。……决不放弃街头阵地。革命先于一切。我们向在街头与我们亲如兄弟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同［442］志们致敬。社会革命万岁！打倒反革命！”[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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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战斗报》在头版刊登了杜鲁蒂之友会的这份传单并评论说，它“确实特别重要”，“我们非常高兴地转载了它”。[90]但是，除了这一谨慎的评论之外，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与杜鲁蒂之友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与杜鲁蒂之友会合作的只是那些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而不是党的执委会。“在战斗的第三天，”乔治·埃森魏因写道，“据当时人在巴塞罗那的美国托洛茨基分子雨果·奥勒说，杜鲁蒂之友会派一名代表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总部，邀请执委会共同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但是没有达成协议。[91]毋庸置疑，杜鲁蒂之友会与马克思主义党派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合作。然而，据和另一些托洛茨基分子——例如‘莫林’（汉斯·弗罗因德）——一起与这个无政府主义团体短期密切合作过的克拉拉和保罗·塔尔曼夫妇说，这种合作充其量不过是互相为对方散发一些政治传单。绝不能认为杜鲁蒂之友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托洛茨基分子的关系是一种正式的联盟。”[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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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没有与其他组织一起通过广播呼吁停火，[93]但它并未公开表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的和平努力与自己无关。的确，《战斗报》曾在五月四日敦促工人保持“一种长期动员的状态”并“继续加强已经发动的攻势”，但是，随后几天的报纸不再重申这一要求，因为，面对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满怀热情反复发出的停火呼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感到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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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英语新闻快报《西班牙革命》写道，“工人们做好准备，枕戈待旦，只等全国劳工联合会发出发动进攻的命令。命令始终没有发出。……被工人视为革命群众组织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工人夺取政权这个问题面前退缩了。受到政府控制的它企图通过使敌对各方‘一团和气’而脚踩两只船。这就是五月三日至七日革命工人的战斗基本上是防御而不是进攻的原因。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态度并不是没有引起反对和抗议。杜鲁蒂之友会表达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广大会员的共同愿望，但它没能成为榜样。”[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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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托洛茨基分子费利克斯·莫罗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据他说，这种激进的语言只是为了“对外宣传的目的”。“通常，”他说，“《西班牙革命》面对的是看不懂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西班牙语报纸的英语读者，它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行为的描述并不真实；它是一副‘左的面孔’。”“[本应身先士卒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没有公开倡议全国劳工联合会共［443］同率领群众采取行动，而是在幕后与其地区委员会商议，[95]从而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无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提出什么建议，它们均遭到拒绝，你不同意？那我们对此就没有什么好说了。第二天上午……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向全国劳工联合会提出的建议，关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怯懦行为，关于他们拒绝组织防御，等等，等等，《战斗报》只字不提。”[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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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客观性的考虑，有必要在此引用为五月事变期间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所采取的政策进行辩护的“老者”的言论。为了反驳费利克斯·莫罗在他的《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对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指责，“老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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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的革命浪漫主义者经常说，只要西班牙工人勇敢地开创一条决不妥协的革命路线，他们就不需要苏联的援助了；国际无产阶级将会自发地作出直接的反应，产生不可抗拒的效果，致使政府不敢禁止武器装备流入革命的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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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利克斯·莫罗在其分析一九三七年巴塞罗那五月事变的著作中提出了这个观点。……据我们这位作者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应当接受斯大林分子和资产阶级势力的挑战，从而使随后的斗争不仅在西班牙本国引发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而且成为一场世界革命的熊熊烈火的导火索，这场革命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欧洲的主要国家。也就是说，承担着坚守反法西斯第一道防线这一巨大历史责任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人们应当不畏风险，大胆地做出某种冠冕堂皇的历史姿态，鲁莽地投入可能导致反法西斯阵线瓦解的冒险行动，从而为法西斯分子长驱直入敞开大门——而这只是为了立即引发世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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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大家深感震惊的是，由于有人向我们保证欧洲革命在五月事变期间迫在眉睫一触即发，因此，阻止它按照费利克斯·莫罗以及另外一些革命战略家所设想的“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进行只不过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改良分子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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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一下这些战略家为了描绘一场势不可挡的欧洲革命指日可待——由于五月事变所提供的历史机遇，这场革命即将爆发，但是，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令人失望地贻误了战机——的幻象所使用的夸夸其谈的逻辑推演步骤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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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罗先生想让我们相信，如果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工人们在五月事变期间坚持抵抗斯大林分子的进攻的话，一场势不可挡的社会革命将席卷整个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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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斯大林分子集团聚集一支无产阶级队伍的尝试只会加快工人政权向整个共和派控制区扩张的速度。”但是，读者会问，共产党人装备精良的警察和军队是干什么的，主要被斯大林分子控制的空军是干什么的，突击卫队、边防警察部队、国民卫队、社会党人控制的大批军队是干什么的，资产阶级的防区是干什么的，被社会党［444］右派普列托控制的海军是干什么的？他们会不战而降吗？最初与革命工人发生冲突的那些部队——其中许多专门为对付革命工人进行过训练——会瓦解吗？另外，绝大多数成员被斯大林分子严格控制的国际纵队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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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新的内战中，得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部队支持的工人很可能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这充其量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一场发生在后方的内战显然将使前线的部队士气低落，同时，部队因参加这场新的内战而撤离前线也将为法西斯分子长驱直入敞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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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形势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不会说……法国和英国的人民群众准备为西班牙而打仗。也不会有人像费利克斯·莫罗那样轻易地同意加泰罗尼亚的革命力量废黜资产阶级政党并且驱逐社会党人和斯大林分子，“法国资产阶级将开放它与西班牙的边境，不是为了进行干涉，而是为了进行贸易以使新政权能够保证物资供应——否则的话，将立即面临国内的革命”。为了充分地正确评价这句话的含义，人们必须记住，法国近半数的无产阶级组织在斯大林分子的控制下，其余的则被社会党人所控制。……面对法西斯军队可能突破防线的极度危险，怎么可能进行一场反对西班牙社会党人和斯大林分子的内战，怎么可能向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法国工人开枪？为了要求[他们]本国资产阶级向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工人提供武器，法国工人甚至到了要下最后通牒的程度。当然，向资产阶级下最后通牒必定遭到（社会党和共产党）工会领导人的疯狂反对，两党工会领导人将会利用他们掌握的一切有效手段诽谤、中伤、歪曲西班牙的革命力量正在进行的这场斗争的性质。[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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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随着五月事变而发生的左派派系之间的争论中，不能把列昂·托洛茨基本人的看法排除在外。“如果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一九三七年五月夺取了政权，”他写道，“它将获得整个西班牙的支持。资产阶级—斯大林分子反动势力将再也不能利用存在两个政权的状况镇压加泰罗尼亚工人了。在佛朗哥占领的那些地区，不仅是工人，而且还有农民都将与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站在一边；他们将孤立法西斯军队并且开始在其内部进行不可抗拒的分化瓦解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政府是否还会冒险向西班牙燃烧的土地上派遣军队值得怀疑。军事干涉将会变得不大可能，至少变得非常危险。”[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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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五月事变的争论再多也不会解决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战斗结［445］束一周后，设在巴黎的第四国际书记处的一份决议宣称：“由于缺乏严肃认真的革命领导，工人被出卖了。”[99]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执委会六月发表声明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导机构甚至没有独立的政策：它怯懦地追随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政策并且盲目地重复其失败主义口号。”[100]另外，一名外国托洛茨基分子在内战结束之后写道：“为了捍卫七月十九日的胜利成果，被他们的组织出卖、抛弃并被交到斯大林分子恶棍手里的巴塞罗那工人在一九三七年五月进行了最后一次英勇的尝试。……某个革命政党再次拥有了一个共同发动革命运动、促使并且领导它走向胜利的极好机会。然而，当无政府主义领导人从一开始就站在街垒的另一边时，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参加革命活动只是为了阻止它前进。就这样，它把胜利拱手奉送给斯大林分子刽子手。”[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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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一场同时进行的宣传活动中，共产党人及其国内外支持者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行为的描述不尽相同。战斗刚一结束，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立即宣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托洛茨基分子”煽动了“加泰罗尼亚犯罪分子的暴动”。[102]苏联《真理报》驻巴伦西亚记者的调子听起来相同，他说无政府主义工人“被托洛茨基—法西斯分子奸细欺骗了”；[103]而为自由主义的伦敦《新闻记事报》撰稿的共产党人约翰·兰登—戴维斯则写道：“这不是一场无政府主义暴动。这是一场由‘托洛茨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通过其所控制的‘杜鲁蒂之友会’和自由主义青年联盟发动的未遂暴动。”[104]宣传活动持续数月仍未减弱。一九三七年十月，为《工人日报》撰稿的美国共产党员罗伯特·迈纳把这场战斗描述成“由宁和戈尔金领导的法西斯暴动”；[105]而法国共产党《人道报》的乔治·索里亚则在共产国际的喉舌《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文章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迫切希望尽量保持混乱状态，因为这是[它]从佛朗哥将军那里接到的命令。”他声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企图削弱人民抵抗的力量，以使加泰罗尼亚不能支援当时受到佛朗哥的德国和意大利盟友进攻的巴斯克地区。“它进一步希望可以在国外组织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广泛宣传。那几天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国外的反动报纸和法西斯报纸报道了加泰罗尼亚的‘一片混乱’和‘人民对苏维埃独裁的反抗’。与此同时，萨拉曼卡和萨拉戈萨的叛军广播电台日夜不停地用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一样的措辞发出命令：‘手握来复枪准备好，不惜任何代价决不放弃战斗，与兄弟们在前线并肩作战，把苏联独裁者赶出你们的国家。’”[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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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对五月事变的解释被大肆宣传，以致天真的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克劳德·鲍尔斯——内战期间他住在法国与佛朗哥占领区交界的昂［446］代——多年以后发表了以下看法：“五月初，共和派政府[对无政府主义者]大动干戈。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由托洛茨基派共产党人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引起了一场危机。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佛朗哥的间谍。在工厂，他们极力主张没收私人财产，而且进行罢工以降低战争中的生产速度。”[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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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驻西班牙民族主义政权大使威廉·冯·福佩尔将军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写给阿道夫·希特勒的一份备忘录（内战结束几年之后才公布）[108]被共产党人用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无政府主义托洛茨基分子”与佛朗哥将军有关系的证据。[109]据福佩尔说，佛朗哥告诉他，自己的一个间谍（他显然企图声称冲突是他挑起的）已经成功地“使三四个人上街开枪”。因为引起战斗的是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人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对电话局的袭击，所以，福佩尔的备忘录是一份没有什么价值的证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精心的伪装》一书的法文版中对它忽略不提。[110]在写给《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一封信中，[111]支持西班牙共产党和胡安·内格林内战期间所奉行路线的赫伯特·R.索思沃思质问道，为什么我避而不谈“这份电报的存在”。英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对此回答道：“[索斯沃思]如此明显地露出了马脚，以致当他试图重复[斯大林分子散布的]一九三七年五月的巴塞罗那叛乱是佛朗哥分子所煽动的陈腐谎言时，几乎没有人会上当受骗——即使在当时，也只有那些同样认为托洛茨基是德国间谍的人才会相信这一指控；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诽谤中伤实际上是为反对托洛茨基而编造的那一套谎言的重要组成部分。”[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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