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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一九三九年三月中旬《我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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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何塞·迪亚斯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发表的演说，见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432页。本书在第四十四章的开头部分将更多地引述这篇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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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苏联《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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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新闻记事报》。另请参阅兰登—戴维斯发表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号《劳动月刊》上的文章。当时是一名共产党员的阿瑟·凯斯特勒证实，兰登—戴维斯还是共产党的前方组织西班牙救援委员会的成员和书记，该委员会“像通常一样由不受怀疑的著名人士组成——菲利普·诺埃尔—贝克，法林登勋爵，埃莉诺·拉思伯恩，特伦特教授等”（阿瑟·凯斯特勒，《看不见的文字》，第394页）。人们感兴趣地注意到，《新闻记事报》在西班牙进行采访的工作人员中有三名共产党员：阿瑟·凯斯特勒，兰登—戴维斯和威廉·福里斯特，后者以前曾在西班牙代表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每日快报》（一九八二年一月二日至八日《星期日泰晤士报》）。关于福里斯特的政治身份，见凯斯特勒，《看不见的文字》，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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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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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国际新闻通讯》。四十年后，闭口不谈自己在散布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是佛朗哥的间谍这一罪名的过程中所起重要作用（见其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小册子《为佛朗哥效劳的托洛茨基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背叛行为的记述》）的索里亚说，这一罪名是“捏造的”，是“构成后来所说的‘斯大林主义’最肮脏的阴暗面的那种整人手段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运用。……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既不是佛朗哥的间谍，也不是盖世太保的间谍，但是，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他们与人民阵线的不懈斗争确实帮了首领[佛朗哥将军]的忙”（乔治·索里亚，《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三卷，第79页）。这部使用了大量插图的五卷本著作充满了对事实的歪曲，除了把某些令人不快的事件归因于“斯大林主义”之外，它严格遵循内战期间西班牙共产党奉行的路线。不过，索里亚声称，这部著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在接受《历史时期》（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号）的采访时说：“二十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我非常要好的朋友皮埃尔·维拉尔从头到尾读了我的书之后向我致以崇高的敬意并且同意他的名字出现在书中。……就像我与皮埃尔·维拉尔在一起时感到非常高兴一样，我与特别勇敢的人在一起时同样感到非常高兴，例如[赫伯特·R.]索思沃思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在一篇同时提到索里亚的书和拙著《精心的伪装》法文增订版的书评中，索斯沃思写道：“[索里亚所著]第一部共产党人全面记述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著作在法国出版多年了，它肯定值得一读而不只是随便翻翻。它比几年前在苏联出版的那部由以伊巴露丽女士为首的党组织编撰的著作[《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写得好。索里亚对社会革命和五月事变的处理比莫斯科的团队更精巧，但是，不出所料，他得出了与博洛滕相反的结论。”（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九日，苏联塔斯社报道说，时任巴黎文学艺术交流机构负责人的索里亚被苏联政府授予国家友谊勋章（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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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克劳德·鲍尔斯，《我赴西班牙的使命》，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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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二卷，第284—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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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实例见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唯一的道路》，第366—367页；另请参阅《西班牙共产党史》，第162—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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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西班牙革命》（伊比利亚斗牛场出版社，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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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三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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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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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四十三章［447］ 五月事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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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日，星期三，继续进行的激烈战斗使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早早地来到自治政府宫。“射击在继续。”巴伦西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喉舌《社会熔炉报》写道，“巴塞罗那的街头在流血。我们的后方土崩瓦解的危险一小时一小时地增加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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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午时间的推移，”《工人团结报》报道说，“战斗在城市的各个地区继续进行，而且在加泰罗尼亚广场[电话局位于该广场]、克拉丽丝大街、莱埃塔那大街[已更名为杜鲁蒂大街，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之家与治安总署在这条大街上令人不舒服地紧挨着]全面打响，在自治政府宫和四月十四日林荫大道附近，受伤的人越来越多。……在一些地方，……被认为是奸细的人成群结队，……他们开枪射击并逮捕平民，抢走平民的工会会员证。……这些奸细最恶劣的行为之一……[是从屋顶上狙击路人]以使恐慌在那些基本上平静的地区蔓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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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自治政府宫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坚决主张应当抓紧时间组成新政府。他们意识到，卡瓦列罗与对手的抗衡坚持不了太长时间，因此，如果不能通过调停解决问题，他将被迫采取前一天他同意采取的措施。“上午十一点半会议休会时，我们的努力还没有效果。”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我们再次开会以后，在三小时的时间里，共产党人……坚持认为不应组成[新政府]。得知中央政府已经决定接管社会治安和防务时，[3]我们[还]在进行商议。……我们明显发现，所有人都以隐而不露的满意心情欢迎中央政府的决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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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在这里插入一段具有纠偏作用的议论。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指责“所有人都欢迎中央政府”接管加泰罗尼亚地区社会治安的“决定”，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与只是派遣增援部队——就像艾瓜德在战斗开始时所要求的那样——相比，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或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更喜欢这种直接导致加泰罗尼亚失去自治权的极端措施。当［448］然，事实应该是，迫于中央政府的压力和对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恐惧，孔帕尼斯主席宁愿牺牲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也不愿冒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控制该地区的风险，但是，这并不表明他欢迎中央政府的决定。同为事实的还有，根据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胡安·科莫雷拉的好友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战后提供的可靠证言，科莫雷拉对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据塞拉·帕米埃斯说，这些领导人“心慌意乱”，“不知所措”并且“认为大势已去”——说，他们应当坚持战斗，直到巴伦西亚的增援部队前来镇压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为止，[5]但是并不确定这位强硬的政客实际上宁愿牺牲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相反，本质上拥护中央集权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并不考虑加泰罗尼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竭力敦促中央政府接管加泰罗尼亚的社会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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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组成一个新政府的谈判仍在自治政府宫进行时，普列托与阿萨尼亚用电传电报进行了下面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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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托：十一点召开内阁会议听取加西亚·奥利韦尔[他已返回巴伦西亚]的汇报。无论他可能报告什么情况——我估计他会淡化局势的严重性——我都将捍卫关于社会治安的法令并坚决要求使其生效。……我不认为阁下应当留在那里。……政府迫切希望您转移到巴伦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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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尼亚：我非常怀疑“勒班陀”号舰长[他受权指挥普列托派去转移总统的两艘驱逐舰]能够到达我这里，因为所有进入港口的通道都被封锁了。飞机仍然没有出现，局势也没有什么变化。枪声彻夜响个不停。已经证实叛乱分子在帕拉莱洛一个被共和国国家卫队占领的电影院前面部署了大炮。……昨天晚上，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人通过广播告诉他们前线的同志，做好准备在他们需要援助时向巴塞罗那进军。……我转移到巴伦西亚的主意不错，但是肯定无法实现。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可能走出我的住处的围栏。到处都有人用机关枪和来复枪射击，手榴弹也在不停地爆炸。自从星期一下午以来，我一直是这种处境。就此我必须告诉你，这个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这是一次无政府主义叛乱，尽管我不必向你指出它的严重后果和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使国家元首不能自由行动从而无法履行他的职责。第一个问题本身就很严重，因此要求尽快作出有力的决定。第二个问题增加了第一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可能产生无法预测的后果。从星期一下午开始，……我一直在等待我有理由期待的［449］情况出现，即，政府集中充分的强制性力量控制局面并将共和国总统从他的困境中解放出来。……所有这些因素促使我通知你，我不能容忍政府在采取决定性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继续拖延。由于共和国总统无法凭借保护他的六十个装备低劣的士兵亲自镇压叛乱，他将不得不亲自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你具有的政治智慧和敏感足以意识到，无论是我个人的颜面还是我的职位的尊严，或是这种形势正在全世界引起的流言蜚语，都不能允许国家元首在目前的困境中再待一天。……等会儿我将争取与议会议长[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如果阿萨尼亚辞职他将继任总统]取得联系，由于他担任的重要职务，我认为我应当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向他作一个正式而且准确的描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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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托：[我]对失去的时间感到遗憾。我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责是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国家元首的绝对行动自由。至于反叛的部队从前线回来加入叛乱分子的队伍，我保证，除非他们夜间行动，否则他们不可能得逞。……我不认为没有办法使共和国总统获得自由。这只是一个决心问题。我们拥有足够的手段。我劝阁下冷静几个小时。我马上要去参加内阁会议，我将让您知道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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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尼亚辞职的威胁对普列托并非没有产生作用，毫无疑问，他立即把它告诉了内阁。显然，它对拉尔戈·卡瓦列罗同样产生了作用，因为普列托回来以后说：“内阁会议开了不到六分钟。……总理说，因为兹事责任重大，不能继续拖延了。他建议，在《[共和国]官方公报》的特刊上颁布昨天通过的法令，然后，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和海军部长采取必要的措施恢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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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似乎对这种安抚性的保证并不满意，因此，他再次向普列托发出了辞职的威胁：“局势正在继续恶化。正如我[对你]说过的那样，‘勒班陀’号的舰长仍然到不了我的住处。……实际上，自从星期一下午以来，共和国总统失去了履行职责需要的自由。由于我已向海军部长[普列托]说明了原因，我只须提醒他请他们注意，以防事态迫使我做出无法改变的决定。政府只有立即采取不可抗拒的行动，才能避免这种情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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