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08907
1706408908
在内战期间阿萨尼亚所发出的几次辞职威胁中,主要由于普列托的努力而化解的只有这一次,尽管他鄙视总统的胆小怯懦,但仍看重其在宪法层面掩饰革命的作用。这不是普列托第一次见证阿萨尼亚的胆小怯懦。一九三六年十月,当时由于首都受到愈益严重的威胁,总统一直强烈要求政府撤离马德里,他问普列托:“难道政府想让法西斯分子在这儿抓住[450]我?”被阿萨尼亚急于离开的慌乱以及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所激怒,普列托对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说:“那个胆怯的小白脸表现得像个歇斯底里的妓女。”[8]作为共和国公认的最雄辩的演说家之一,普列托还有喜欢在私下谈话里使用污言秽语的名声。
1706408909
1706408910
“普列托非常警觉,严重关切[巴塞罗那发生的事情]。”阿萨尼亚在日记中写道,“他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太了解形势。证据是,就在今天上午他还告诉我,在政府看来,我动身前往巴伦西亚是明智的做法。……‘问题不是我不愿意去巴伦西亚,’我说,‘而是我到不了大街上。’马丁内斯·巴里奥去电报室收看电传电报。他得到了某种印象,以致不等谈话结束便匆忙去见卡瓦列罗。很快他就回来说,政府正在做这做那,而我应当保持镇静。我作了相应的回答,然后不再继续讨论。”[9]
1706408911
1706408912
根据普列托与阿萨尼亚晚上八点的电传电报提供的信息,此时拉尔戈·卡瓦列罗显然决定,他不能再承担拖延的后果了:“总理通知我,他会见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他们前来要求他既不要派遣援兵也不要动用军队。”卡瓦列罗明确拒绝接受这些要求并且告诉他的客人,他们应当让他们的同志明白,“认为他们能够战胜政府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将遭到镇压”。[10]
1706408913
1706408914
时间已经到了中午,普列托发给阿萨尼亚的电传电报中提到的那次短暂的内阁会议一结束,政府立即向新闻界发表声明,颁布前一天通过的接管加泰罗尼亚社会治安和军事事务的法令,[11]但是仍然没有使其立即生效。共和国国家卫队的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上校被任命为社会治安代表,同时任命我们知道已经投靠了共产党的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担任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军事指挥官,正式职务是第四军区司令,并且指挥在邻近的阿拉贡前线——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那里占据优势——作战的所谓东路军。这些任命剥夺了加泰罗尼亚防务委员会和内务治安委员会的权力,并与这些权力一道,剥夺了该地区宝贵的自治权。
1706408915
1706408916
尽管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指责巴伦西亚当局没有立即响应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增援的要求并将它的拖延斥为逼迫加泰罗尼亚放弃自治权的“花招”,[12]但是,当时没有任何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提出抗议。实际上,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官方公告的语气表明,孔帕尼斯主席和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其他领导人如释重负地接受了巴伦西亚当局的决定,他们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担忧一时超过了他们对地区自治的忠诚。“共和国政府主动接管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治安。”公告声称,“由于拥有自治政府无法企及的资源优势,共和国政府能够对付目前出现的危急局面。没有时间对此予以置评。如果我们希[451]望为反法西斯战争出力的话,我们可以奉献而且将会奉献的只有与共和国政府合作的忠诚和决心。共和国万岁!……我们强烈要求大家,放下手中的武器,结束街头的混乱。”[13]
1706408917
1706408918
当然,像塔拉德利亚斯一样,孔帕尼斯更愿意逐步削弱无政府主义者的权力而不影响加泰罗尼亚自治,可是,一旦战斗爆发并且求援遭到拒绝,他只能毫无异议地同意巴伦西亚当局接管社会治安的决定。尽管他在关于五月事变的笔记中承认迅速着手平息边境地区的战事是中央政府的“任务”,但是仍然对其接管社会治安表示了温和的反对。[14]孔帕尼斯担心自己将在历史面前承担放弃加泰罗尼亚自治权的责任,被随后几个月变成一种梦魇的这一担忧所困扰,[15]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力量瓦解后,他多次试图收回社会治安管理权,但是一直没有成功。[16]
1706408919
1706408920
在五月事变之前,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对孔帕尼斯的信任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他的所有言论和行动中,”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只有一种态度,一种与我们差不多完全相同的道德精神目的。几乎没有什么共和派人士如此正确地认识到七月十九日造成的形势,几乎没有人如此清晰有力地表示支持工人控制的新的社会制度。……五月事变突然使他以一种不同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对主席过去行为的诚意产生怀疑。他是否参与挑起了流血事件?……当我们采取一切手段努力结束兄弟相残的流血时,自从七月的日子以来,我们第一次失去了孔帕尼斯的支持。……假如孔帕尼斯在五月的挑衅以及随后对自治区的入侵中扮演了同谋或者傀儡的角色,他应当向在非常困难的时期支持他的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作出解释。”[17]
1706408921
1706408922
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星期二晚上提出的建议,一个临时政府终于在星期三组成了,它包括四名成员: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的卡洛斯·马蒂·费塞德,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委员会书记巴莱里奥·马斯,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总书记安东尼奥·塞赛和加泰罗尼亚农夫联合会的华金·波乌。虽然中央政府接管社会治安自动解决了解除阿特米奥·艾瓜德内务治安专员职务的问题,但是,罗德里格斯·萨拉斯继续负责治安总署,直到巴伦西亚当局任命的社会治安代表安东尼奥·埃斯科瓦尔到达为止。
1706408923
1706408924
新的呼吁立即通过广播从自治政府宫发出了。全国劳工联合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再次恳求工人离开街头。“我们告诉你们,这种局面必须结束。……我们又希望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背这个黑锅。……面对横陈[452]街头的尸体,现在不是讨论谁对谁错的时候。最最重要的是,你们带上武器从街头消失。……我们不要等着别人这样做。我们自己必须这样做。然后我们可以讨论。当我们再次开会讨论我们的行为时,如果你们认定我们应当被枪毙,那么,你们可以向我们开枪,但是,现在你们必须响应我们的号召。”[18]然而,巴斯克斯洪亮的声音说服不了被激怒的普通工人,战斗继续在巴塞罗那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些城镇和乡村激烈进行,例如塔拉戈纳、托尔托萨和新莫拉,在这些地方,作为对首都传来的消息的反应,潜在的敌意公开化。[19]
1706408925
1706408926
与此同时,阿拉贡前线的民兵中间出现了恐慌,一些民兵准备立即开赴巴塞罗那。传来的消息零零星星,而且有时相互矛盾。据一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消息提供者说,第二十九师的军官和政治委员分成了两派,一些人赞成带领部队去巴塞罗那,另一些人赞成向党请示。接着收到消息说,在位于通往巴塞罗那的交通要道上的莱里达,部队已经包围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地方总部。带着一个突击营的部分士兵,师长何塞·罗维拉前往(距莱里达二十六英里的)比内法尔。在那里,他发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第一百二十七混成旅旅长马克西莫·佛朗哥正要率领一百名士兵出发前往巴塞罗那。两人决定一起去莱里达与地方和军队的领导人谈判。谈判达成一个妥协方案:民兵返回前线,围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地方总部外面的部队撤退。[20]在一段多少有些不同的描述中,胡利安·戈尔金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派使者从巴塞罗那带去了要求民兵返回前线的命令,民兵“以绝对的纪律性”服从了这些命令。[21]在全国劳工联合会方面,阿瓦德·德·桑蒂连证实,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治政府防务副专员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竭尽全力”设法阻止“一大批乘坐汽车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去巴塞罗那。“我们通知[莫利纳]把军区司令的职务和我们的民兵的指挥权交给[刚刚被任命为第四军区司令的]波萨斯将军。[22]我们不能指望我们组织的领导人采取任何对抗巴伦西亚当局法令的决定性行动。”[23](自由主义运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所作的这种多少有点含糊不清的表态目的显然是把决定向巴伦西亚当局交出控制权的责任推给其他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因为没有客观公正的证据表明,他本人当时反对他们这样做。)至于共产党人对部队离开前线的描述,热情之花说,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两个营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一个营在前往巴塞罗那途中受到担任阿拉贡前线空军部队指挥官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阿方索·雷耶斯的阻止,他威胁说要轰炸“逃兵”,除非他们返回前线。“这几个营的士兵返回了他们的部队,”伊巴露丽证实,“只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到达巴塞罗那。”[24]
1706408927
1706408928
在巴伦西亚,星期三下午晚些时候,政府颁布接管加泰罗尼亚军事事务和社会治安的法令几小时后,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发表了下面这篇社论:
1706408929
1706408930
在加泰罗尼亚煽动骚乱的那些人不是我们的兄弟。……他们既不[453]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或共和派人士,他们不是任何一类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是我们的凶恶敌人。他们是没有理想、没有良心、为侵略者卖命的人。……对于那些被法西斯分子所驱使的人,我们能有什么怜悯?他们企图在后方制造混乱局面,这种局面可能破坏我军的抵抗并帮助外国干涉者。对于杀害我们的工人和士兵、杀害那些以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保护人民的人的刽子手,我们能有什么怜悯?没有,什么怜悯也没有。……
1706408931
1706408932
不应当有片刻的犹豫。政府已经接管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社会治安。……那些挑起[冲突]的人应当承担造成的后果。但是,法令不可能只是一纸空文。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和无情的力量立即采取行动。在彻底清理加泰罗尼亚的环境之前,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无论跳出来与人民作对的是谁,无论血腥残忍地与敌人勾结的是谁,都应当让他感受一下民意的力量。在加泰罗尼亚完全恢复秩序之前,在所有正直诚实的反法西斯人士为赢得战争并推动人民革命向前发展而重新开始工作和战斗之前,为了不再浪费一天时间,必须采取一切行动,是的,一切行动。[25]
1706408933
1706408934
与此同时,在巴塞罗那,战斗继续进行。三起严重的事件促使政治气氛进一步恶化:刚刚代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劳动者总工会出任临时政府成员的安东尼奥·塞赛在前往自治政府宫时遭到枪击遇害。[26]尽管出现各种各样的指控,谁应当对此负责却始终不得而知。“据说有人从[全国劳工联合会]公共娱乐业工会向他开枪,”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宣称,“[但]随后证明,夺去他性命的子弹不是从公共娱乐业工会的楼房里射出的。”[27]共产党人指责说,他是被“为法西斯卖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挑衅者”暗杀的,[28]而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代言人阿古斯丁·索奇则声称,子弹是“从塞赛自己党内的同志所占据的街垒射出的”。[29]同一天,刚被任命为社会治安代表的埃斯科瓦尔上校在到达巴塞罗那履新时遭到枪击身负重伤。[30]结果,巴伦西亚当局任命阿尔韦托·阿兰多中校为新的社会治安代表。[31]接着,在星期三夜间至星期四凌晨的某个时候,著名的意大利知识分子、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卡米洛·贝尔内里与他的同胞和同事弗朗切斯科·巴尔别里被几个无名刺客谋杀了。[32]
1706408935
1706408936
到这时为止,从巴伦西亚抵达巴塞罗那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是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派遣的乘坐“勒班陀”号和“桑切斯·巴尔凯特吉”号驱逐舰前来转移总统的海军部队,但是,他们无法到达加泰罗尼亚议会大厦。[33]根据阿萨尼亚的日记判断,总统因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漠不关心”和“傲慢[454]无礼”而狂躁不安,大发雷霆,并且害怕“不公平地惨死在巴塞罗那”。[34]尽管他在《贝尼卡洛的晚会》中声称,在四天的战事期间,他通过口授最后一部分文稿转移自己的注意力,[35]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他生活在被杀死的恐惧中。他知道,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不会忘记一九三三年一月卡萨斯·别哈斯村暴动期间对无政府主义农民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因此,尽管指控他作为国防部长曾经给突击卫队和国民卫队下达过不要伤员和俘虏,“向他们的腹部开枪”的命令[36]缺乏证据,他仍然由于这一未经证实的指控受到憎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不会忘记,一九三二年他们在略夫雷加特河上游的矿区起义时,据阿萨尼亚本人向议会作证说,他命令指挥第四军区的将军,“从他的部队到达现场开始,十五分钟之内平息[暴乱]”。[37]因此,阿萨尼亚有充分的理由感到焦虑。
1706408937
1706408938
五月六日星期四上午,当战斗暂时停止时,“勒班陀”号舰长带着五六名海军士兵出现在议会大厦。[38]阿萨尼亚认为,任何离开的尝试都是蛮干。“普列托不停地催促我利用十分钟的平静去港口。”[39]可是,他的建议似乎对总统不起作用。“普列托脸上露出了一丝怀疑的微笑。”普列托的好友、后来担任内政部长的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他确信,稍微有点勇气就能成功地实现他的建议,撤退到海上是最佳选择。加泰罗尼亚议会大厦距离港口非常近,乘车四分钟就到了。但是,曼努埃尔先生宁可担惊受怕地度过四天,也不愿意下定决心四分钟。”[40]最终,据阿萨尼亚说,与普列托再次交流之后,“时间更加紧迫了,交谈中他流露出我犹豫不前也许是害怕冒险的想法,我决定离开”。不过,就在他正要离开议会大厦时,阿萨尼亚说,战斗重新开始了,而且“比之前打得更激烈”,迫使他不得不到第二天才动身前往巴伦西亚。[41]
1706408939
1706408940
与此同时,从星期三进行的激烈战斗来看,停火建议显然没有得到普通会员的一致同意。“战斗已经进行了三天,”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总部国外信息部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索奇写道,“仍然没有和平的迹象。……下午五点左右,全国劳工联合会地区委员会提出以下建议:‘停止敌对行动。所有党派原地不动。要求警察和与其并肩作战的平民同意休战!’”[42]但是,没有人理睬这些建议。
1706408941
1706408942
杜鲁蒂之友会印刷了一份新的传单,其中包括下列要求:“成立革命委员会”、“枪毙那些攻击工人阶级的罪犯”、“解除武装[警察]部队的武装”。从五月事变之后发表在杜鲁蒂之友会的喉舌《人民之友》上的一篇文章看,传单似乎准确地表达了该团体的主要要求。这篇文章批评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出版的一本题为《巴塞罗那事件》的小册子“不严肃”,同时指责它关于杜鲁蒂之友会的传单宣称一个革命[455]委员会已经成立而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应邀加入其中的说法“缺乏资料证据”。[43]不管怎样,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地区委员会将杜鲁蒂之友会斥为奸细,并且宣称它这份传单“令人完全无法容忍而且有悖于自由主义运动的政策。……大家必须响应地区委员会的号召。现在,自治政府行政委员会已经组成,因为每个人在委员会中都有代表,所以大家必须服从它的决定。必须从街头将所有武器撤走”。[44]
1706408943
1706408944
杜鲁蒂之友会立即通过在街垒传递散发一份宣言对这一指责作出回应:“我们早就知道,这些委员会只能妨碍无产阶级向前进。……我们杜鲁蒂之友会有充分的道德理由与那些以无能和怯懦背叛了工人和革命的人断绝关系。……他们的背叛行为极其严重。无产阶级两个最重要的保障——内务治安和防务的控制权——已被轻而易举地交给了敌人。……不是打算迅速勇敢地发动进攻,而是一点一点地把时间和弹药浪费掉。始终缺乏智慧,没有方向。……同志们!保持战斗的状态!不要软弱!社会革命万岁!”[45]
1706408945
1706408946
“对困难重重的工人更加可怕的打击是,”前面引述过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托洛茨基分子费利克斯·莫罗写道,“全国劳工联合会地区委员会向整个新闻界……谴责杜鲁蒂之友会是奸细。……面对这种恶毒的诽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报纸并没有为无政府主义左派进行辩护。”[46]实际上,杜鲁蒂之友会散发的那份热情赞扬了“在街头与我们亲如兄弟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同志们”的传单肯定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感到局促不安,更何况,把事件的全部责任推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身上的谣言到处流传。“我隐隐约约地预感到,”乔治·奥威尔写道,“战斗结束以后全部责任将被栽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头上,它是最弱小的政党,所以是最合适的替罪羊。”[47]
1706408947
1706408948
星期三晚上八点半左右,临时政府呼吁加泰罗尼亚全体工人和人民放下武器,“忘记积怨和仇恨”。[48]它还发出了另一些呼吁。“不要听信挑衅者,不要听信想让战斗继续进行下去的托洛茨基分子。”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宣称,“让我们团结在自治政府的周围。”[49]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米格尔·巴尔德斯敦促道:“巴塞罗那的工人们,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我们一刻也不能再浪费我们的精力了。我们必须消灭托洛茨基犯罪分子,他们还在报纸上继续煽动加泰罗尼亚的反法西斯力量自相残杀。”[50]
1706408949
1706408950
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工人团结报》负责人哈辛托·托里奥也发出了呼吁。关于“集体疯狂的浪潮”——它正在毁灭革命前十个月的所有成果——以及“国际无产阶级的希望”,他说:“全国劳工联合[456]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同志们,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同志们,突击卫队和国家卫队的同志们,这种行为令人难以置信;它是卑鄙的行为,我们大家因为它而感到耻辱。……在巴塞罗那,工人正在自相残杀。……正在使最理智的人变成疯子的这种疯狂状态必须结束。……只要想一想前线近在咫尺。只要想一想万一听说了这场大屠杀,前线可能士气低落。……警察部队的同志们,回到你们的营房吧!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同志们,回到你们的工会吧!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同志们,回到你们的中心吧!让和平回来吧!”[51]
1706408951
1706408952
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敦促工人回去工作的联合呼吁彻夜广播。“必须恢复正常状态。当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反法西斯战争时,让目前这种工业停产状态继续下去等于与我们共同的敌人相勾结。”[52]
1706408953
1706408954
作为这些呼吁的结果,战斗在五月六日星期四早晨停止了。因其领导人的态度而陷入迷茫,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热情开始低落,许多人放弃了街垒。但是,随着上午时间的推移,战斗再次爆发。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说:
1706408955
1706408956
运输工会安排人们回去工作。但是,由于线路遭到破坏,在有轨电车可以开出车站之前先派出了修理车。上午,修理车不得不返回,因为有人向它们射击。……地铁被迫停止运行,因为在一些进站口,共产党的警察和加泰罗尼亚国家党成员拦住了乘客。……在一些地方,大量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证被撕毁。在另一些地方,我们的同志受到攻击。我们的地方工会被包围。……下午,情况比之前更严重。同志们准备不顾后果自己动手解决问题。[但是]尽管多次受到挑衅……我们不能盲目地进行最后的决战。[显然]我们已经帮助了敌人。他们希望我们走上街头;他们希望[中央]政府接管社会治安。……我们非常了解那些同志的悲剧,他们受到挑衅,走投无路;他们眼看着自己的同志和朋友倒下。不过,最重要的是,必须防止七月十九日以来西班牙无产阶级所进行的全部奋斗突然化为乌有。[53]
[
上一页 ]
[ :1.70640890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