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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工人必须知道，苏联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审判。……亲自指挥这个犯罪集团制造苏联的火车出轨，在大型工厂搞破坏，千方百计刺探军事秘密以便泄露给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正是托洛茨基本人。另外，鉴于这一切在审判期间被揭露出来而且托洛茨基分子声称他们是在托洛茨基的指挥下与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合谋干的这些事情的事实，我必须质问的是：托洛茨基分子并不像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党人、共和派那样是一个具有明确倾向的政治或者社会组织，而是一伙为国际法西斯主义效劳的间谍和奸细，难道这不是很清楚吗？必须清除这些托洛茨基分子奸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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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最近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发表的讲活中说，不仅应当在西班牙取缔这个组织并且查封它的报纸，而且应当在所有文明国家把托洛茨基主义消灭干净，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想摆脱这个害虫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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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国内，煽动加泰罗尼亚罪恶暴动的不正是托洛茨基分子吗？五月一日的《战斗报》充满了厚颜无耻地煽动叛乱的言论。……嘿，这份报纸仍在加泰罗尼亚继续出版。……为什么？因为政府无法像所有反法西斯人士要求的那样下定决心查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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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爆发十个月后，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政策使后方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前线需要的话，我将不得不断定，而且我确信，每一个反法西斯人士也将不得不断定，如果本届政府不强行维持后方的秩序，那么，另一个人民阵线政府就必须这样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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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前进报》迅速回击，毫不含糊。它断言，共产国际西班牙支部所鼓吹的强制措施显示出一种对于工人阶级团结的威胁。“这些措施将使那些正在劝说受无政府主义宣传影响的工人参与政府工作的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产生最可怕的幻灭感。人民阵线政府采取强制行动——希尔·罗夫莱斯或勒鲁支持采取这种行动——将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它最终可能使那些坚决放弃过去那种不问政治的生活方式的人退回到他们的老路上去。如果不幸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将会输掉战争，革命也将遭到失败，因为，在工人阶级中有一半人反对我们的情况下，既不可能赢得战争，也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成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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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制订“一条共同行动路线”，西班牙共产党——我们应当记得，最近它与社会党领导层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暗中与社会党执委会秘密协商。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证实：“两党一致认为政治形势严峻，因此，必［464］须为一触即发的危机找到一种解决办法。”[4]毫无疑问，共和派参与了这些秘密协商。在普列托的帮助下于五月七日乘飞机撤离巴塞罗那的阿萨尼亚总统[5]说，同一天在巴伦西亚，前总理、左翼共和派领导人何塞·希拉尔代表共和派来看望他：“他告诉我，共和派与社会党和共产党人决定在下一次内阁会议上与拉尔戈·卡瓦列罗作斗争。……希拉尔还说，共和派与社会党和共产党人组成了一个推进一项解决方案的集团。……尽管[他]没有作任何进一步的解释，我知道，三个党派之间的会谈进展顺利。他告诉我，在下一次内阁会议上，共产党人将通过要求改变政策首先发难，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将从政府辞职。社会党人和共和派将会支持他们的要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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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早些时候，拉尔戈·卡瓦列罗前来看望总统。尽管阿萨尼亚仍然因总理对他在巴塞罗那的困境“漠不关心”而愤怒，[7]但他决定不提此事。“[卡瓦列罗]来到时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带着一个公事包。”阿萨尼亚叙述说，“他对巴塞罗那只字不提。……他开始谈话，仿佛我们天天见面，也仿佛我刚刚愉快地旅行归来。……我非常认真地考虑过第一次与他会见时我应当怎么做。我当然很想让他解释一下他的行为。但经再三考虑之后，我忍住不去这样做而是[决定]，只要他不说这件事，我也什么都不说。我确信，如果我提出这个问题的话，事情将变得非常复杂，使得他作为总理脱不了干系。因此我决定……不以一个片面的结论导致他被解除职务，特别是因为这可能被认为是在宣泄私愤，尽管我的愤怒有正当的理由。我保持了沉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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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五月七日和八日前来看望他的共和派、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人表达他们联合反对政府的立场时，阿萨尼亚——正如雷蒙德·卡尔正确指出的那样，“自从一九三六年七月以来”，他的宪法地位让他“第一次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并得到一个报复的机会”[9]——谨慎地没有公开站在争执双方的任何一边。“我听了他们所有人的意见，”他写道，“但是尽量不向他们透露我对政府行为的看法。另一方面，我当然不能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首先，我对他们说，我认为他们来看我具有通报情况的性质，但是，我绝不允许他们作出我同意他们向政府发动攻势的推断。”他提醒他们，一九三六年九月希拉尔内阁不顾他的劝告提出辞职为卡瓦列罗政府让路“被誉为政府的胜利”，“十一月份涉及全国劳工联合会和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共和派认为这不可避免，有利无害——的内阁改组不仅违背我的建议，而且是在我最愤怒地表示抗议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几个［465］月后，”他接着说，“正是这些把拉尔戈抬举起来并且允许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加入政府]的人对他们忍无可忍了。”因此开始回过头来找他解决问题。他没有制造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神话”。如果现在认为政策必须有所改变，那是因为这些党派改变了看法，“不是因为共和国总统改变了看法，他的看法没有改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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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五月十三日，所有任命和级别没有得到拉尔戈·卡瓦列罗确认的政治委员可以认为自己已被逐出政治委员队伍的最后期限到期的前两天，在一次狂风暴雨般的内阁会议上，两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和比森特·乌里韦要求立即改变总理在军事和社会治安方面的政策。他们还以没有妥协余地的言辞要求取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希拉尔和普列托那里得知会议情况的阿萨尼亚证实，这次会议的特点是“罕见的激烈和野蛮。……拉尔戈·卡瓦列罗大呼共产党人是‘骗子和诽谤者’，六个小时就这样被耗掉了。社会党[温和派]通过内格林支持共产党人的意见，共和派也发了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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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共产党人唇枪舌剑的过程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一个法西斯组织的看法，并且宣称他不会取缔这个政党。他还说，他加入政府不是为了服务于在政府中拥有代表的任何派别的政治利益，而某个具体的组织是否应当被取缔将由法院来决定。[12]在其未发表的回忆录《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写道，他“竭尽全力”反对取缔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并且“宣称，只要由他领导政府，任何政党或者工会组织都不会被取缔；如果发生了犯罪行为，法院将会进行审理；他不打算在政治上帮任何人的忙”。[13]由于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两名共产党人内阁部长起身离开了会议室。[14]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写道：“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叛乱使我们有了……一个制造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危机的借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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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内阁发生分裂时，”内战结束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证实，“拉尔戈·卡瓦列罗打算继续处理例行事务。我坐在他的旁边……说：‘喂，卡瓦列罗，事情有些严重了。由于政府中的一个政党退出了政府，内阁的联盟已经破裂。因此，我认为你的责任是，不要继续开会了，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共和国总统并与他一起解决这个问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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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托的意见让拉尔戈·卡瓦列罗感到意外，他认为无论如何内阁可以继续讨论，”本身是一名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并在继任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的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普列托发表的完全符合宪法的意见[后来]受到谴责，被认为是共产党人发起的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阴谋活动的一部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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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内战结束几年后，与卡瓦列罗重归于好的普列托才公开否认了［466］说他与共产党人秘密达成协议的指责。“迄今为止，”他声称，“我不屑于反驳我与共产党人进行交易以便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错误判断。除了自一九二一年我党不幸第一次分裂以来支配我对他们的行为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使我与他们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之外，由于我的道德倾向，我只能对一个同志和朋友以诚相待，作为总理，这个同志和朋友当时承担着那么微妙复杂的工作。”[18]另一方面，使政府突然陷入危机的两名共产党人内阁部长之一的比森特·乌里韦在流亡期间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宣称：“普列托参与了罢免卡瓦列罗政府首脑职务的计划，尽管他本人没有公开透露。……[他]想报复拉尔戈·卡瓦列罗，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他不能原谅一九三六年五月卡瓦列罗使他想当政府首脑的抱负落了空。”[19]此外，普列托以前的支持者、治安总署署长加夫列尔·莫隆也说，普列托同意共产党人“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20]不过，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党实际上的首脑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提供的。他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提交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说：“温和派与普列托一起在策划和解决危机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21]不管怎样，普列托所发表的共产党人政府部长的退出已使内阁联盟破裂的看法是推动事态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卡瓦列罗决定中止内阁会议并向总统递交了辞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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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据阿萨尼亚说，卡瓦列罗也许并不打算辞职，他“只是”希望总统“授权他撤换两名共产党人政府部长”。[23]阿萨尼亚回忆说：“卡瓦列罗向我强调，由于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危机出现的不是时候，因此，应当让政府继续行使职能，以便实施非常重要的计划……停止实施这些计划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24]第一项计划是卡瓦列罗的国防部副部长卡洛斯·德·巴赖瓦尔设想出来的，他打算在西属摩洛哥煽动一场反佛朗哥将军的叛乱，阿萨尼亚认为这项计划是一种“轻率的冒险”而拒绝考虑。[25]第二项计划是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这项计划最初是由巴赖瓦尔的前任何塞·阿森西奥将军和前国防部总参谋长马丁内斯·卡夫雷拉将军制订的，我们应当记得，这两位将军都是迫于共产党人的压力去职的。[26]“拉尔戈告诉我，”阿萨尼亚写道，“为了防止军官中的敌对分子坏事，他正在考虑去埃斯特雷马杜拉亲自指挥这一行动。我认为，其实他什么也不会指挥，实际上他只是签署总参谋部提交的命令。毫无疑问，他对这项计划信心十足，他肯定希望通过这一计划取得他的谋［467］士所阐述的军事优势以及作为获胜的军事行动的指挥者在公众心目中所产生的政治优势和个人优势。”[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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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支持者声称，如果不是共产党人及其苏联顾问反对的话，这一行动可能成为内战的转折点。“它的目的是要切断叛军与南方的交通线，”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好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写道，“利用这条交通线，叛军得到意大利和摩洛哥军队的稳定增援。通过把敌军分割成为互不关联的两部分并使其失去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港口进入的外国军队和战争物资的支援，这一行动的成功可以彻底改变战争的进程。北部地区[即佛朗哥将军正在全力进攻的巴斯克各省]将得到解救；整个安达卢西亚地区将被收复。战争可能就打赢了。……无论如何佛朗哥不会赢得这么迅速、这么利落，至少会有充分的时间和有利的条件进行外交和平谈判。”[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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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族主义军事历史学家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说，计划采取的这一行动由恩里克·胡拉多中校任总指挥，总共投入十万兵力，是迄今为止调动兵力最多的一次军事行动。[29]另一方面，他说，民族主义者可以投入战斗的兵力共有：六个营，三个摩洛哥士兵塔博尔营，（40）十八个长枪党百人队，十个骑兵中队，五个炮兵连和七个机枪连。仅有的后备部队是一个意大利—西班牙蓝箭混成旅。（41）鉴于兵力如此悬殊，他评论说，至少在开始阶段，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将会取得巨大的成功。不过，人们对共和派能否赢得一场影响深远的胜利半信半疑，因为众所周知人民军缺乏进攻能力。“尽管如此，这肯定是尝试一下的好机会。民族主义者的空军部队……几乎全都在北方，距离选定进攻的地区几百公里。后备部队不是根本不存在，就是也在巴斯克各省。……因此，[共和派军队]最初的压倒性优势能够保持好几天——足以使[他们]到达巴达霍斯和西葡边境。无论[民族主义者]调动后备部队需要多长时间，政府军将确保拥有大炮、坦克和人员的绝对优势以及适度的制空权。”他最后说，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可能达到的明确目标：切断敌军大批地面部队与其安达卢西亚和非洲基地的联系，从而将凯波·德·利亚诺将军的部队置于一种“无以立足的境地”。至少可以保证使民族主义军队在北方的攻势陷于“瘫痪”。[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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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五月初发动的攻势被米亚哈将军以各种借口一拖再拖。支持他的拖延战术的是西班牙共产党人及其苏联盟友，他们担心，一次可能成功的［468］军事行动也许会推迟实现目前进展顺利的推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计划。[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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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亚哈从一开始就反对发动计划采取的攻势，当接到从马德里派一些部队去埃斯特雷马杜拉防区的命令时，最初他拒绝执行。[32]“在共产党人的怂恿下，他拒绝服从命令，”阿拉基斯塔因证实，“当时他们才是米亚哈的真正上司。……最终，面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强硬态度，他不得不放弃抵制，派出了要求调动的部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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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不意味着共产党人不再反对发动这场攻势。国防部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证实：“[米亚哈]知道，接到命令后他必须立即着手将他指挥的部队调往指定的位置。但是，同一天下午，一位将军、一位‘友好的苏联顾问’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空军无法参加进攻[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的]梅里达的行动，因为其他战线需要它。在过去的几天我意识到，共产党人可能正在试图阻止这一行动，因此，听了这位‘友好顾问’的话之后，我确信，它不可能实施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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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尊重的军事历史学家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写道：“为什么这一行动没有实施，人们列举了许多原因。奇怪的是，各种说法一般来讲与事实相符。实际上，计划对梅里达发动的攻势首先受到米亚哈将军的阻挠，然后受到苏联空军指挥部的阻挠。我查阅的文献资料充分证实了这一点。”[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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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拉尔戈·卡瓦列罗说，苏联人最初同意这个计划：“[他们]提出了率领参加这次行动的部队的各旅旅长名单，全部都是共产党员。但是，总参谋部和我已经任命了担任这些职务的人。……我下了命令，大意是要求实际上的空军司令[化名‘道格拉斯’的苏联将军雅科夫·斯穆什克维奇]提供一份可以派出的飞机数量的备忘录。他回答说，我们能够指望他派出十架飞机。为一场投入四万兵力的攻势派十架飞机！我认为这是对没有任命共产党员担任指挥官的报复。总是看到共产党员被安排在可以得到一切荣誉的位置上，而其他人却被安排在只能吃到敌人子弹的位置上，我们简直烦透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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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莫斯科发来的反对“阿森西奥计划”的指示后，苏联军事顾问Г.库利克将军在他的指挥部里召开会议。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在这次会议上，他个人坚决主张同意发动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因而受到共产国际代表陶里亚蒂的训斥。尽管他也证实，当苏联人于五月初通知拉尔戈·卡瓦列罗他们不会向其提供所需要的飞机时，卡瓦列罗“最终丧失”了发动攻势的决心，[37]但是，从两周之后卡瓦列罗与阿萨尼亚进行的递交辞呈的那次会见来看，他显然仍旧希望实施这一计划。部分由于阿萨尼亚觉得给人留下急于接受拉尔戈·卡瓦列罗辞职的印象不够明智，部分由于总［469］理认为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是一个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阿萨尼亚对总理说，自己将用晚上的时间考虑他辞职的事，明天（五月十四日）上午会把决定告诉他。[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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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共和联盟领导人马丁内斯·巴里奥看望了总统。“[他]告诉我，”阿萨尼亚叙述说，“他认为，如果卡瓦列罗被赶下台，由于工会可能采取的态度，这场危机很危险。……总之，他赞成缓和危机，因为它可能突然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除了某些工会和无政府主义者扰乱社会秩序的危险之外，我完全没有这些担忧。人们认为拉尔戈在劳动者总工会中的影响力比他实际具有的大得多。而且人们一般已经厌倦了滥用权力和昏庸无能。不管怎样，我决定不让拉尔戈及其支持者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印象：我个人认为他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或者说，他不可避免的垮台和被取代不是因为总统的愤怒就是因为总统对无产阶级的偏见。这一点令人感兴趣，因为卡瓦列罗曾在三四月份对我说，他预见，‘工人将像一九三三年那样再次被剥夺权力’。最重要的是，为了公众利益，作为众所周知遭到另一些人[共产党人]反对的结果，对于那些可能感到自己将被‘剥夺’权力的人，应当剥夺他们的权力，因为贴着同样的标签，另一些人也可以自称代表工人。”在“仔细权衡了利弊”并且断定“果实尚未熟透”之后，阿萨尼亚告诉卡瓦列罗，他认为，危机应当推迟几天再解决，因为总理“提出了事关国家利益的理由”，他不想妨碍他发动埃斯特雷马杜拉攻势。“如果[卡瓦列罗]愿意向共产党人解释一下推迟解决危机的理由，”阿萨尼亚接着说，“说服他们重新加入政府不会很难。万一埃斯特雷马杜拉取得成功……局面将会明显好转，他将掌握一个用以驳斥其批评者的决定性论点。他立即表示同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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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提供了一种稍微有点不同的说法：“[总统]建议，我应当收回辞呈，着手部署所计划的行动。如果这一行动的结果不错，政治局面将会改善。然后我们将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我不同意总统的建议，因为我确信，针对政府施展的阴谋诡计甚嚣尘上，任何拖延都不起作用。他固执己见，跟我谈到牺牲和其他事情，结果，我勉强同意收回辞呈。”[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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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阿萨尼亚感到意外的是，卡瓦列罗并没有设法使共产党人返回政府或者把推迟解决危机的决定通知他们。“[拉尔戈·卡瓦列罗]肯定认为他的疏忽……非常高明。”阿萨尼亚写道，“但是，恰恰因为这一疏忽，他在社会党内的对手走上前台逼迫他采取行动，不许他用推迟解决作为逃避的手段。”[41]阿萨尼亚没有说明他们怎么知道了他与卡瓦列罗达成的协议，不过，阿拉基斯塔因认为，“可能是通过阿萨尼亚本人，他习惯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保持经常的联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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