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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十月，在马德里的帕迪尼亚斯剧院，拉尔戈·卡瓦列罗发表了他在西班牙的（最后一次）著名演说。利用这个机会，他强调了共和国事业在国外所受到的损害。“你们都知道，”他说，“由于某种势力的行动，发生了一些至今仍未查清的不幸的人员失踪案。这种势力不是政府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一个国中之国。同志们，事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以致国际组织[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和第二国际]的代表专门到西班牙来调查事实真相，他们亲口告诉我：‘在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无法唤起国外同志们的热情，因为他们怀疑影响并且统治着这里的人是共产主义分子——他们明确地这么说——所以大家都在问，如果只是使共产党人控制了西班牙的命运，是不是应当帮助它。’”[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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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被带到马德里附近埃纳雷斯堡的一座秘密监狱的安德烈斯·宁在劫难逃。为在西班牙进行公开审判榨取需要的供词未果之后，折磨他的人除了把他干掉别无选择。胡利安·戈尔金说，曾任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恩里克·卡斯特罗在脱离共产党之后向自己保证，“亲自处决安德烈斯·宁”的是他的前第五团战友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奥尔洛夫挑选其作为“处理安德烈斯·宁案件的直接合作者”。[46]不过，因为安德烈斯·宁是国际知名人士，所以，对他的失踪必须有所解释。于是，据前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维达利伪造了一次从埃纳雷斯堡的秘密监狱“解救”安德烈斯·宁的纳粹偷袭，［507］国际纵队的十名德国成员实施了这次假装的偷袭，他们将宁劫走，留下可以作为罪证的文件，以显示宁与纳粹秘密警察的关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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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有人提出“宁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时，共产党人就用宁被盖世太保解救的说法解释他的失踪。实际上，一九三九年我在墨西哥遇见维达利本人时，他试图使我相信的正是这种说法。米哈伊尔·科利佐夫提供的说法也是如此。“被告安德烈斯·宁……被一伙由西班牙人和德国盖世太保特工组成的法西斯武装分子劫走了，”他写道，“他们闯进地方中转监狱，在警卫不足的情况下，宁被暂时关押在那里。”[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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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宁被解救的另一种说法稍有不同，它没有明确提到盖世太保牵连其中。当时最积极的亲苏观点传播者之一、法国共产党报纸《人道报》驻西班牙记者乔治·索里亚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发表在共产国际的喉舌《国际新闻通讯》上，[49]大肆宣传这种说法，这些文章后来被编辑成一本题为《为佛朗哥效劳的托洛茨基主义》出版。不过，四十年后，在试图开脱西班牙共产党人对宁的死亡的责任时，他说，“‘安德烈斯·宁在什么地方？在萨拉曼卡还是在柏林？’在西班牙以这种相提并论的方式对宁的指控只不过”是“……苏联手段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运用，这种手段构成了后来所说的‘斯大林主义’的最肮脏的阴暗面”。大量证据清楚地表明，索里亚接着说，宁的失踪应归因于“不祥人物奥尔洛夫策划的阴谋”。“对西班牙内政”的这一“明目张胆的干涉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西班牙共产党坚决否认与此事有任何关系。然而这并未缓解由此引起的导致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组织关系恶化的争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产生了两种意见：一方面，关于包括安德烈斯·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是‘盖世太保和佛朗哥的间谍’的罪名只是捏造的一种谎言，因为不可能举出任何证据来。另一方面，尽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既不是佛朗哥的间谍，也不是盖世太保的间谍，但是，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他们与人民阵线的不懈斗争确实帮了首领[佛朗哥将军]的忙。”[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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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里亚和另外一些作家竭力将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以及安德烈斯·宁失踪的责任转嫁给“斯大林主义”这一现象——这符合七十年代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非斯大林主义倾向——企图以此为西班牙共产党开脱，[51]但是，他们的尝试经不起认真的调查研究，因为，从内战最初的几个月起，共产党的所有领导人和所有报刊，无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就以宗教般的虔诚开始进行这场圣战。这场起源于莫斯科的圣战的缘由无关紧要，因为，正如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后来所断言的那样：“[即使]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杀害安德烈斯·宁的行动可能是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部门实施的，那也要归因于西班牙共产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力以赴的积极［508］配合，一切进行得协调默契。”[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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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应当记得，就在采取突袭行动仅仅五周前，正是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在五月事变之后立即宣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一伙为国际法西斯主义效劳的间谍和奸细”，因此，应当把这些托洛茨基分子“歹徒”从所有文明国家清除出去。此外，人们还应记得，正是担任安全总局局长的共产党人安东尼奥·奥尔特加中校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指示下令采取了突袭行动，正是担任巴塞罗那警察部队指挥官的共产党人里卡多·布里略中校实施了这次突袭行动，而且，将安德烈斯·宁带到埃纳雷斯堡的秘密监狱遭遇杀身之祸的那些警察也是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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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宁的确切方式始终没有得到证实。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在西班牙被害还是用船运到苏联生死不明。当时担任内政部副部长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在回忆录中说，他和内政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专门派了一名警探去马德里对宁的失踪进行调查。这名警探报告说，宁被带到埃纳雷斯堡一所“共产党契卡”使用的私人住宅，可以听到里面传出“尖叫和呻吟”，一天早晨，一辆大卡车装着一个板条箱开往阿利坎特，到了那里，它在一艘苏联轮船旁边停下，然后，这名警探认为，宁活着离开了西班牙。[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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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后，这种说法得到一个名叫哈维尔·希门尼斯的人的支持，但是并没有得到确证。在接受马德里的《变化16》周刊采访时，希门尼斯说他是当年被派往巴塞罗那突袭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马德里特警部队[Brigada Especial]成员。他不仅宣称曾在马德里目睹了为使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敌人的间谍活动有牵连而伪造宁签署的文件的过程，他还宣称曾在战后遇见过把他和其他特警部队成员送到巴塞罗那的汽车司机，司机承认后来把宁从埃纳雷斯堡送到巴伦西亚，“苏联轮船等在那里”。[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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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宁的命运如何，共产党人及其盟友顽固坚持他被纳粹突击队解救的说法。他们坚称，盖世太保承受不了共和国警方就德国秘密警察在西班牙的活动审讯这名有用的间谍的后果。[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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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叛逃到美国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揭露并且谴责了斯大林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其他国家犯下的许多暴行，但是却对他们在西班牙所犯的暴行保持沉默。在他的著作、文章以及向美国参议院专门委员会所做的证词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或宁的失踪。然而，在他叛逃多年以后进行的一次私人谈话中，当伯特伦·D.沃尔夫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参与了杀害宁的行动吗？”奥尔洛夫回答说他没有，他说他甚至不认识宁，他在西班牙的任务“仅限于反间谍行动和在叛军占领区开展游击战”——他对自己活动［509］的描述是老生常谈[56]——因此，他从未接受过“杀人的任务”。[57]当然，他不可能让自己受到牵连。他也不可能亲自杀害宁；这项任务可以让别人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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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奥尔洛夫的文章《斯大林政权的可怕秘密》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后，他否认自己与宁的被害有任何关系。这一否认是《生活》杂志的编辑在答复客居加拿大的自由共和派人士海梅·米拉维特列斯的来信时代表奥尔洛夫做出的：“如果还要承担暗杀任务，他不可能从事他的‘外交’工作（指挥反情报活动和游击战）。奥尔洛夫说，那些任务由莫斯科派来的一个秘密清洗人员特别小组执行，其中的博洛丁可能是杀害安德烈斯·宁的特工。”[58]然而，十五年后，在回答斯坦利·G.佩恩那份经常被引述的问卷时，奥尔洛夫却把责任全部推到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头上，没有任何关于克里姆林宫通过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的特工组织——作为负责人他肯定要对特工组织的行动承担责任——插手其中的暗示。“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怀有私人恩怨，”因此，他说，“宁的失踪是一种政治报复行为。”[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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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斯·宁的失踪给希望在西方社会的心目中为自己营造宪政声誉的内格林政府以道德上的沉重一击。总理的办公桌上高高地堆起了来自国外的抗议电报和信件。[60]国际反响使内格林烦恼不安，他的政府在组成仅仅一个月后所蒙受的耻辱最初让他恼羞成怒。[61]不过，根据内格林的支持者比达特的回忆录判断，他似乎更关心镇压的非法性而不是镇压本身。“我当时认为而且三十多年以后仍然认为，”比达特写道，“内格林与共产党人之间在策略方面可能存在着某种默契，以此交换他们答应给予的无条件的政治支持并且运送因为北方的失败和马拉加的陷落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的武器装备，……内格林将允许他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除掉某个武装起来与政府作对的反对党。”[62]从内格林在五月十三日内阁危机期间所采取的已经得到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证实的立场来看，显然，甚至还在成为总理之前，他就支持共产党人消灭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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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声称自己并不知道宁的下落，还说自己曾以若不通知内政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将会引发一场“惊人的政治丑闻”为由，反对采取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策划的针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突袭行动。[63]他证实，听说宁失踪的消息时，内格林很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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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人把宁怎么样了？”内格林问他。“内格林带着明显的怒气告诉我，内政部长已经向他报告了苏联秘密警察在巴塞罗那所实施的一系列暴行，他们表现得好像是在自己的国家，逮捕西班牙公民时，就连作为一种礼貌通知一下西班牙当局都嫌费事。在没有法官授权的情况下，他们［510］把所逮捕的西班牙公民从一个地方押解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关押在完全不受合法当局监控的私设监狱里。……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我能告诉他的是，像他一样，……我也想知道宁在哪里，而且我讨厌奥尔洛夫和他那一伙秘密警察。但我决定不对他说。我可以感觉到我党受到了暴风雨般的冲击，因此决心捍卫它，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捍卫党必定意味着为可能发生的罪行进行辩护。”[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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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无法证实埃尔南德斯是否像他所宣称的那样义愤填膺，但内格林最初的反应非常可信。同样不容置疑的还有苏加萨戈伊蒂亚和司法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所表示的愤慨，他们在政府保留的所有合法监狱里找不到宁。伊鲁霍证实，他指派一名法官专门处理这一案件，后者下令逮捕“大批涉嫌犯罪的警察”，其中一些“被发现躲进了苏联大使馆”，几天后，一支特警部队（brigada especial）企图逮捕这名法官。当时，伊鲁霍在两次内阁会议上“直接”提出这一问题，并以辞职相威胁。[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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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长对这两次讨论宁失踪问题的内阁会议的描述是“近乎野蛮”。[66]据埃尔南德斯说，内政部长想知道，他的权限是不是必须“根据某些苏联‘专家’的意见来决定”。[67]“共产党人政府部长狂热地为他们的同志[安全总局局长奥尔特加]进行辩护。”苏加萨戈伊蒂亚说，“我声明，安全总局局长可以留任，但是如果那样的话，我将辞去我的职务。立场坚定的普列托痛斥了共产党人的辩论方式并表示支持我的态度，如果不撤换奥尔特加，他将与我一起辞职。”[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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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声明我们不知道宁的下落时，”埃尔南德斯写道，“[内阁里]没有人认为我们是诚实的。我们辩解说，苏联‘专家’和‘顾问’的存在体现了一种‘无私的’援助。……我们再次强调了苏联提供的大量武器以及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从苏联那里得到的帮助对于我们的事业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由于气氛继续弥漫着火药味，……我做出了让步，同意以超越职权而且没有及时通知部长为由将替罪羊奥尔特加中校撤职，但是我还威胁说，要把所有显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罪的文件以及政府内外那些以‘简单的程序问题’为借口包庇该党间谍分子的人员名单公之于众。”埃尔南德斯承认，这一策略“蛊惑与欺骗”兼施。“内格林采取调解的态度，他建议停止辩论，等……我们掌握了共产党人部长所提到的全部证据而内政部长也可以告诉我们关于宁的下落的确切消息时再说。我们度过了第一场毁灭性的风暴！”[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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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加夫列尔·莫隆取代奥尔特加中校担任安全总局局长。[70]读者还会记得，苏加萨戈伊蒂亚曾经任命莫隆为安全总局副局长，以保证警察部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能知道。但是，莫隆履新从一开始就在劫难逃，他只干了几个月，因为，据他那部披露内情但鲜为人知的回忆录记述，他严厉整顿警察部队的尝试“因共产党人的抵制半途而废”。他断言，共产党决心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抵制，直至“把我‘赶出’警察部门”。由于“社会党人政府部长在对待[安德烈斯·宁失踪这一]丑闻时表现出来的怯懦畏缩、同流合污以及保守克制”，共产党的抵制成功了。人们始终认为属于普列托的西班牙社会党温和派的莫隆极其愤怒地猛烈抨击了政府中最有威信的政治家、国防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与其他任何人相比，他最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站出来彻底消除共产党人对安全部门的影响。……然而，这位著名的国会议员实际上对此毫无兴趣。”[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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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隆对司法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也不客气：“伊鲁霍先生、内阁全体成员、公诉人和我都很清楚在哪里可以找到最应当为宁被劫持负责的人。”但是，莫隆说，伊鲁霍及其手下的那些法官认为，通过放任低级警官随意执法，他们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莫隆告诉苏加萨戈伊蒂亚，如果内政部长真的想把对宁的失踪直接负责的人绳之以法，他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因身陷令人烦恼的环境而深感悲伤和痛苦的司法部长决定，‘不能再做任何事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离开了安全总局。”[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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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阁部长的怯懦畏缩来看，显然，他们不希望对安德烈斯·宁失踪案的调查过于认真。证据来自内政部副部长比达特。他说，莫隆“怒不可遏”地对内政部长说，“‘既然总理坚决要求知道真相，你可以告诉他，劫持安德烈斯·宁的行动是意大利人[比托里奥·]柯多维拉策划的，是“指挥官卡洛斯”[维托里奥·维达利]和陶里亚蒂策划的，是包括[总书记]佩佩·迪亚斯在内的共产党领导人策划的。刑讯他的命令是奥尔洛夫下达的。把这告诉内格林。如果他想让我逮捕他们，今天上午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全部投入监狱。’部长感到不知所措。由于逮捕这些人的政治含义，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毫无疑问，他必须立即告诉[内格林博士]，于是，谁应当对劫持或者杀害宁负责的问题再也没有被提起过。结果形势依然如故。”[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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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政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以及其他内阁成员无意采取有力的行动这一情况来看，显然，尽管对宁的失踪最初感到义愤填膺，但是，由于担心招致唯一的武器供应者和监管西班牙黄金的苏联不满，他们并不想对这一［512］事件的最终结果进行调查——不想揭露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以及密切地与其合作的人。据普列托后来说，当苏加萨戈伊蒂亚开始调查宁的失踪从而“即将发现丑恶的真相”时，内格林下令停止调查。[74]如果这一情况属实的话，那么，同样属实的情况还有，总理始终表现得顺从而且无用，以致他的内阁丧失了功能。仅仅过了几个星期，八月十四日，为了压制新闻界对苏联的所有批评，内政部长发出了一个严厉警告。这一警告显示，政府决不会认真调查宁的失踪案并揭露其苏联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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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声称有人好像“蓄意企图冒犯一个非常友好的国家，以此给政府制造麻烦”之后，内政部长警告说，一些报纸把苏联与那些“正在入侵我国领土”的国家相提并论。“这种绝对应当受到严厉斥责的放肆行为不可能得到审查部门的允许，因此必须立即停止。”如果不“严格”遵守这一命令，冒犯苏联的报纸将被无限期停刊，审查校样的书报检查人员将在“审理阴谋破坏罪的特别法庭”受审。[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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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巧合的是，就在仅仅三天前，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向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舆论工具《巴伦西亚通讯》发出警告，要求其停止对苏联的进一步指责：“小心点，你们这些《巴伦西亚通讯》的反共分子！由于任凭自己被仇恨和恶意所驱使，你们正在用西班牙人民的利益赌博！在所有西班牙人的心目中，苏联，它的政府和它的人民，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再也不允许任何人把它们当作辱骂、诋毁的对象和恶毒攻击的目标。够了！人民将严厉斥责那些自以为可以攻击和伤害其最可爱的朋友和最坚定的保卫者——这位朋友和保卫者正以完全无私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帮助人民——的家伙。他们的目的是在两国人民之间造成猜疑和不信任。我们再也不会允许苏联的敌人和西班牙人民的敌人为所欲为。警觉起来的人民决心让他们住口。”[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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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闻审查对最有力最激烈地抨击苏联的印刷品无能为力。它们是秘密刊行的传单和报纸。八月十四日，地下出版的《战斗报》谴责了“苏联秘密警察的干涉”并且说：“一支与斯大林分子控制的西班牙警察关系密切的特种政治警察[部队]对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以致名义上的执政者几乎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主，而在他们背后，在把他们牵连进去的情况下，斯大林主义以罪恶的方式行动。”《战斗报》指称，在圣乌尔苏拉警察局，有一些苏联秘密警察人员与“当地的斯大林分子”共事，他们引进新的刑讯手段，“用痛苦和恐怖获取对黑暗的斯大林主义政治有用的［513］声明和供述。……我们说的每一件事情在巴伦西亚众所周知。内政部长和整个政府也都知道。但是，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只能私下采取行动，……因为他们被斯大林分子当做人质，在政府里并不自由。为了破坏我们的革命，斯大林分子一直在用苏联的援助极其无耻地敲诈他们”。[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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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据内政部长本人说，内政部和安全总局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和亲信的老窝”这一事实，[78]一点也不奇怪的是，撤换奥尔特加中校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让步，它几乎没有削弱共产党人在安全部门的影响力，因此，奥尔特加的继任者加夫列尔·莫隆很快就被迫离开了安全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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