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09900
1706409901
尽管宁失踪的丑闻使西班牙共产党人处境尴尬，但是，这给他们带来的困扰微不足道。他们认为，克里姆林宫的主要目的——实际消灭最让其恼火的批评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已经达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的大部分领导人进了监狱，它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积极分子和外国支持者被监禁或者被枪毙，它的报纸被禁止出版，它办公活动的场所被占领，它的民兵武装被解散，因此，它再也不能有效地活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卡斯特利翁和巴伦西亚市议会的代表直到一九三七年底才被除名，[79]而新组成的执委会不仅继续与前线后方的党员联系，甚至还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拜访了内政部长。[80]此外，在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帮助下，转入地下的党报《战斗报》[81]及其青年组织的喉舌《工人青年报》（前《共产主义青年报》）秘密出版，[82]但是，新的执委会成员在一九三八年四月遭到逮捕，[83]此后直到内战结束，残余的党组织只是断断续续地有所活动。[84]
1706409902
1706409903
内格林对宁失踪的愤怒逐渐消失。仅仅过了一个月，在与阿萨尼亚总统交谈时，他顽固地支持宁被盖世太保劫走的说法。“他不相信这是共产党人所为。”阿萨尼亚在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评论说，“共产党人当然对这种想法感到愤慨。内格林认为，为了防止宁招供，盖世太保……将他劫走。”“这不太离奇了吗？”不大相信的阿萨尼亚反问道。“不，先生。”内格林回答道。接着，为了使总统对“可怕的”盖世太保的效率印象深刻，他告诉后者，纳粹秘密警察企图对马德里的苏军参谋部投毒。[85]
1706409904
1706409905
没有理由认为内格林比他的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两位部长肯定掌握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涉案的足够证据，只是迫于对苏联的尊重才没有公开揭露这个主谋——更加相信这种关于宁失踪案的牵强说法。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相信那些显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事间谍活动的文件的真实性，因为伊鲁霍在会见宁的妻子时告诉她：“只有‘另外几位部长’的［514］亲信可能知道宁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这一起间谍案是捏造的。……我看到的那些文件是关于长枪党的，其中写有字母‘N’的那一份被证明是伪造的，因为有人从警察局的档案里拿走了这些文件然后添加上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关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审判不会秘密进行，至于我，为了使他们能够为自己辩护，我将向他们提供一切便利条件。”[86]
1706409906
1706409907
但是，四个月后，伊鲁霍辞去司法部长职务。在十二月十一日对其工作人员发表的告别演说中，他强调了保持“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他“完全不同意”法庭可以“根据政府的意见和要求实施法律”的观念。[87]从他的兄弟和私人秘书安德烈斯·马利亚·德·伊鲁霍所撰写的回忆录来看，显然，他暗指的是共产党人企图影响审判过程。以曼努埃尔·德·伊鲁霍的个人回忆为主要依据的这本书赞许地引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民族报》所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内容，文章谈到伊鲁霍本人与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在政治上关系紧张，因为“他们决心改变司法制度”。[88]
1706409908
1706409909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暗指的还有他与内格林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颁布的设立特别安保法庭的法令所产生的重大意见分歧。特别安保法庭将设立在“政府认为必要的地方”，像审理间谍和叛国罪的特别法庭一样，它被用来“镇压间谍、叛国和失败主义等明目张胆的罪行”，它采用军事法庭的“简易程序”，[89]因此，不用说，它不必保证被告得到辩护的权利。在一九三八年所写的一份关于这些特别法庭的备忘录中，曼努埃尔·德·伊鲁霍证实，内格林委托最高法院成员马里亚诺·格兰多斯起草一份法令，设立一种效仿法西斯意大利的镇压工具秘密警察法庭的法庭。[90]按照内格林的要求，司法部副部长、总理的朋友和支持者马里亚诺·安索[91]把法令交给伊鲁霍，让他提交给内阁，但是，部长把它压了下来，没有提交内阁批准。于是，在作了一些使他能够越过司法部长的修改后，内格林以总理的身份亲自提出了这项法令。[92]“像多次出现的情况一样，内阁会议开得艰难而混乱。”伊鲁霍的备忘录回忆说，“我用大量修正条款把特别安保法庭改变成为一个法庭。即便如此，我在辩论结束之后告诉内阁，如果通过的法令文本在《共和国官方公报》上颁布，我将在它发表时辞职。我无法对法令追求的目的视而不见……也无法对实施它所采用的政治手段视而不见。”[93]尽管伊鲁霍告诉阿萨尼亚，如果他签署这项法令，自己将辞职，总统却无视这一警告，结果，司法部长被内格林的亲信马里亚诺·安索取而代之。[94]
1706409910
1706409911
我们现在必须问一个相关的问题。镇压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以及罢免拉尔戈·卡瓦列罗对战争［515］的进行有什么影响？具有三十年党龄的著名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共产党政策的主要分析家和批评者的费尔南多·克劳丁做出了回答：“[由于]执行莫斯科的指令罢免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总理职务并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进行镇压，西班牙共产党对工人群众内部分裂的加剧负有责任，同时极大地削弱了共和国的战斗力。”[95]
1706409912
1706409913
[1]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社会熔炉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人民之友》。
1706409914
1706409915
[2]援引的这一段内容被书报检查官从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工人团结报》上删掉了。声明全文刊登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上。全国劳工联合会没有公开发表的关于受到镇压的报告，见“对我们组织的侵害”档案，现存（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第44/B5档案柜，第318档案盒。这些报告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1706409916
1706409917
[3]更多关于镇压的情况，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无政府报》。地下出版的两期报纸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
1706409918
1706409919
[4]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社会熔炉报》。其他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对镇压的报道，见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工会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自由阵线报》；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自由主义报》。
1706409920
1706409921
[5]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九月，出生于俄国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前往西班牙，她此行的目的是要亲自考察“西班牙民众刚刚获得的自由在多大程度上被斯大林的追随者剥夺了。我直接去了巴伦西亚，我在那里发现，一千五百名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自由主义青年运动的同志，数百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甚至还有国际纵队的成员，他们塞满了巴伦西亚的监狱。……很快我就发现，同样的情况在我走到的所有城镇和乡村反复出现。成千上万名同志和其他真正的革命者塞满了内格林—普列托和斯大林分子政权的监狱”（埃玛·戈德曼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号《人！》上的文章）。埃玛·戈德曼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章、演说、访谈和书信的摘选，见《激情四射的目光：埃玛·戈德曼论西班牙革命》。
1706409922
1706409923
[6]内战结束以后，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向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其会员组织的国际工人协会报告说，“几千名在几乎任何情况下都是我们组织”成员的工人和士兵内战期间遭到暗杀，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
1706409924
1706409925
[7]这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直到一九三九年三月才发表（见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新西班牙》增刊。另请参阅亚历山大·夏皮罗和阿尔贝特·德容的《我们的革命为什么失败？》，第20—21页和注释3，作者对巴斯克斯令人意外地使用了极权统治一词进行了讨论）。
1706409926
1706409927
[8]雅普·克洛斯特曼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一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1706409928
1706409929
[9]里卡多·桑斯，《驰援马德里的部队：第二十六师杜鲁蒂纵队》，第137—138页。
1706409930
1706409931
[10]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消息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地下出版的）《战斗报》；胡利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99—131页和《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106—140页；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98页；凯蒂娅·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第13页；安德烈斯·苏亚雷斯（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83—84页。关于被捕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主要领导人的简介，见《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审判》，第2—7页。
1706409932
1706409933
[11]何塞·科利和何塞·帕内，《何塞·罗维拉：为社会主义加泰罗尼亚效力的人生》，第203—204页。另请参阅《关于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报告》，一九三七年七月和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六师、第二十八师和第二十九师就罗维拉被捕向国防部提交的报告的副本。这两份文件现存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第47档案柜，卷宗71，第4文件夹。这两份文件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关于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报告”档案。英国独立工党书记芬纳·布罗克韦说，他看到了国防部长普列托发给第二十九师的电报，电报声称，逮捕罗维拉“没有得到他的授权而且他也不知情”（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新领袖》）。这意味着，当波萨斯将军把罗维拉召到巴塞罗那时，他是按照共产党人警察的要求采取的行动。根据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文件，当得知罗维拉被捕时，普列托命令释放他（《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审判》，第4和11—14页）。一九三八年十月，罗维拉再次被捕，不过，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巴塞罗那陷落前夕，他和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设法逃出了监狱（见本书的下一章）。
1706409934
1706409935
[12]（奥尔特加手下的安全总局副局长）加夫列尔·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98页。另请参阅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98页；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117页。
1706409936
1706409937
[13]莫隆（见本章注释12），《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96—98页。另请参阅维克托·阿尔瓦《两名革命者：华金·毛林，安德鲁·宁》，第490页（奥尔加·宁的备忘录）；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98页；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90—91页；苏亚雷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102—104页；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78页。不过，奥尔洛夫在回答斯坦利·G.佩恩的问题时说，苏加萨戈伊蒂亚“签署过一份对安德烈斯·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逮捕令”（《对斯坦利·G.佩恩教授问卷的答复》）。当然，这根本不是事实，因为没有任何人签发过逮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或是占领该党大楼的命令（见本章注释11所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文件[第2页]）。
1706409938
1706409939
[14]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95—98页，莫隆在这里描述了共产党人实施突击行动时把他从巴伦西亚支走的花招。
1706409940
1706409941
[15]我已经说过，我在一九三七年认识奥尔洛夫时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直到一九七三年他在美国死亡后美国政府印刷局公布了他的一张照片时，我才拨开疑云确认了他的身份。
1706409942
1706409943
[16]我把“伊尔玛”当作一个有价值的消息来源，像塔斯社的米罗娃以及英国和美国的外交代表一样重要，我与他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例如，美国武官斯蒂芬·富卡欢迎我与他“交换”信息。根据伦敦《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所刊登的六月十八日发自巴伦西亚的报道（分别见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判断，“伊尔玛”交给我的这份文件肯定也给了《泰晤士报》驻巴伦西亚记者和《纽约时报》驻马德里记者赫伯特·L.马修斯。
1706409944
1706409945
[17]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审判中，这份显然是伪造的文件被控方作为主要证据（关于起诉书，见苏亚雷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197页），但却无法证实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
1706409946
1706409947
[18]我用电话发往英国的这份经过审查的新闻打字稿——上面盖有检查官的印章，作了修改的开头部分在单独的一张纸上——现存胡佛研究所（见“博洛滕，从巴伦西亚发给合众社的新闻报道，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八日”）。值得一提的是，《泰晤士报》记者（见本章注释16）同样使用了“有人宣称”这个短句，而《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其发自马德里的报道中没有提供消息来源。
1706409948
1706409949
[19]关于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担任共产党在巴伦西亚出版的晚报《真理报》主编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埃托雷·万尼说，一九四〇年在莫斯科再次相遇时，在巴伦西亚与奥尔洛夫密切合作的“巴拉耶夫”（本书分别称为别拉耶夫或维耶拉耶夫）告诉他，他“策划组织了那场审判西班牙托洛茨基分子的巨大骗局，甚至伪造了大量照片材料”（埃托雷·万尼，《我，苏联共产党员》，第14页）。
[
上一页 ]
[ :1.706409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