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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声明我们不知道宁的下落时，”埃尔南德斯写道，“[内阁里]没有人认为我们是诚实的。我们辩解说，苏联‘专家’和‘顾问’的存在体现了一种‘无私的’援助。……我们再次强调了苏联提供的大量武器以及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从苏联那里得到的帮助对于我们的事业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由于气氛继续弥漫着火药味，……我做出了让步，同意以超越职权而且没有及时通知部长为由将替罪羊奥尔特加中校撤职，但是我还威胁说，要把所有显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罪的文件以及政府内外那些以‘简单的程序问题’为借口包庇该党间谍分子的人员名单公之于众。”埃尔南德斯承认，这一策略“蛊惑与欺骗”兼施。“内格林采取调解的态度，他建议停止辩论，等……我们掌握了共产党人部长所提到的全部证据而内政部长也可以告诉我们关于宁的下落的确切消息时再说。我们度过了第一场毁灭性的风暴！”[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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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社会党温和派人士加夫列尔·莫隆取代奥尔特加中校担任安全总局局长。[70]读者还会记得，苏加萨戈伊蒂亚曾经任命莫隆为安全总局副局长，以保证警察部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能知道。但是，莫隆履新从一开始就在劫难逃，他只干了几个月，因为，据他那部披露内情但鲜为人知的回忆录记述，他严厉整顿警察部队的尝试“因共产党人的抵制半途而废”。他断言，共产党决心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抵制，直至“把我‘赶出’警察部门”。由于“社会党人政府部长在对待[安德烈斯·宁失踪这一]丑闻时表现出来的怯懦畏缩、同流合污以及保守克制”，共产党的抵制成功了。人们始终认为属于普列托的西班牙社会党温和派的莫隆极其愤怒地猛烈抨击了政府中最有威信的政治家、国防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与其他任何人相比，他最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站出来彻底消除共产党人对安全部门的影响。……然而，这位著名的国会议员实际上对此毫无兴趣。”[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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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隆对司法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也不客气：“伊鲁霍先生、内阁全体成员、公诉人和我都很清楚在哪里可以找到最应当为宁被劫持负责的人。”但是，莫隆说，伊鲁霍及其手下的那些法官认为，通过放任低级警官随意执法，他们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莫隆告诉苏加萨戈伊蒂亚，如果内政部长真的想把对宁的失踪直接负责的人绳之以法，他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因身陷令人烦恼的环境而深感悲伤和痛苦的司法部长决定，‘不能再做任何事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离开了安全总局。”[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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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阁部长的怯懦畏缩来看，显然，他们不希望对安德烈斯·宁失踪案的调查过于认真。证据来自内政部副部长比达特。他说，莫隆“怒不可遏”地对内政部长说，“‘既然总理坚决要求知道真相，你可以告诉他，劫持安德烈斯·宁的行动是意大利人[比托里奥·]柯多维拉策划的，是“指挥官卡洛斯”[维托里奥·维达利]和陶里亚蒂策划的，是包括[总书记]佩佩·迪亚斯在内的共产党领导人策划的。刑讯他的命令是奥尔洛夫下达的。把这告诉内格林。如果他想让我逮捕他们，今天上午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全部投入监狱。’部长感到不知所措。由于逮捕这些人的政治含义，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毫无疑问，他必须立即告诉[内格林博士]，于是，谁应当对劫持或者杀害宁负责的问题再也没有被提起过。结果形势依然如故。”[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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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政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以及其他内阁成员无意采取有力的行动这一情况来看，显然，尽管对宁的失踪最初感到义愤填膺，但是，由于担心招致唯一的武器供应者和监管西班牙黄金的苏联不满，他们并不想对这一［512］事件的最终结果进行调查——不想揭露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以及密切地与其合作的人。据普列托后来说，当苏加萨戈伊蒂亚开始调查宁的失踪从而“即将发现丑恶的真相”时，内格林下令停止调查。[74]如果这一情况属实的话，那么，同样属实的情况还有，总理始终表现得顺从而且无用，以致他的内阁丧失了功能。仅仅过了几个星期，八月十四日，为了压制新闻界对苏联的所有批评，内政部长发出了一个严厉警告。这一警告显示，政府决不会认真调查宁的失踪案并揭露其苏联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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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声称有人好像“蓄意企图冒犯一个非常友好的国家，以此给政府制造麻烦”之后，内政部长警告说，一些报纸把苏联与那些“正在入侵我国领土”的国家相提并论。“这种绝对应当受到严厉斥责的放肆行为不可能得到审查部门的允许，因此必须立即停止。”如果不“严格”遵守这一命令，冒犯苏联的报纸将被无限期停刊，审查校样的书报检查人员将在“审理阴谋破坏罪的特别法庭”受审。[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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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巧合的是，就在仅仅三天前，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向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舆论工具《巴伦西亚通讯》发出警告，要求其停止对苏联的进一步指责：“小心点，你们这些《巴伦西亚通讯》的反共分子！由于任凭自己被仇恨和恶意所驱使，你们正在用西班牙人民的利益赌博！在所有西班牙人的心目中，苏联，它的政府和它的人民，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再也不允许任何人把它们当作辱骂、诋毁的对象和恶毒攻击的目标。够了！人民将严厉斥责那些自以为可以攻击和伤害其最可爱的朋友和最坚定的保卫者——这位朋友和保卫者正以完全无私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帮助人民——的家伙。他们的目的是在两国人民之间造成猜疑和不信任。我们再也不会允许苏联的敌人和西班牙人民的敌人为所欲为。警觉起来的人民决心让他们住口。”[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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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闻审查对最有力最激烈地抨击苏联的印刷品无能为力。它们是秘密刊行的传单和报纸。八月十四日，地下出版的《战斗报》谴责了“苏联秘密警察的干涉”并且说：“一支与斯大林分子控制的西班牙警察关系密切的特种政治警察[部队]对国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以致名义上的执政者几乎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主，而在他们背后，在把他们牵连进去的情况下，斯大林主义以罪恶的方式行动。”《战斗报》指称，在圣乌尔苏拉警察局，有一些苏联秘密警察人员与“当地的斯大林分子”共事，他们引进新的刑讯手段，“用痛苦和恐怖获取对黑暗的斯大林主义政治有用的［513］声明和供述。……我们说的每一件事情在巴伦西亚众所周知。内政部长和整个政府也都知道。但是，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只能私下采取行动，……因为他们被斯大林分子当做人质，在政府里并不自由。为了破坏我们的革命，斯大林分子一直在用苏联的援助极其无耻地敲诈他们”。[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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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据内政部长本人说，内政部和安全总局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和亲信的老窝”这一事实，[78]一点也不奇怪的是，撤换奥尔特加中校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让步，它几乎没有削弱共产党人在安全部门的影响力，因此，奥尔特加的继任者加夫列尔·莫隆很快就被迫离开了安全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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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宁失踪的丑闻使西班牙共产党人处境尴尬，但是，这给他们带来的困扰微不足道。他们认为，克里姆林宫的主要目的——实际消灭最让其恼火的批评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已经达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的大部分领导人进了监狱，它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积极分子和外国支持者被监禁或者被枪毙，它的报纸被禁止出版，它办公活动的场所被占领，它的民兵武装被解散，因此，它再也不能有效地活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卡斯特利翁和巴伦西亚市议会的代表直到一九三七年底才被除名，[79]而新组成的执委会不仅继续与前线后方的党员联系，甚至还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拜访了内政部长。[80]此外，在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帮助下，转入地下的党报《战斗报》[81]及其青年组织的喉舌《工人青年报》（前《共产主义青年报》）秘密出版，[82]但是，新的执委会成员在一九三八年四月遭到逮捕，[83]此后直到内战结束，残余的党组织只是断断续续地有所活动。[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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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对宁失踪的愤怒逐渐消失。仅仅过了一个月，在与阿萨尼亚总统交谈时，他顽固地支持宁被盖世太保劫走的说法。“他不相信这是共产党人所为。”阿萨尼亚在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评论说，“共产党人当然对这种想法感到愤慨。内格林认为，为了防止宁招供，盖世太保……将他劫走。”“这不太离奇了吗？”不大相信的阿萨尼亚反问道。“不，先生。”内格林回答道。接着，为了使总统对“可怕的”盖世太保的效率印象深刻，他告诉后者，纳粹秘密警察企图对马德里的苏军参谋部投毒。[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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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由认为内格林比他的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两位部长肯定掌握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涉案的足够证据，只是迫于对苏联的尊重才没有公开揭露这个主谋——更加相信这种关于宁失踪案的牵强说法。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相信那些显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从事间谍活动的文件的真实性，因为伊鲁霍在会见宁的妻子时告诉她：“只有‘另外几位部长’的［514］亲信可能知道宁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这一起间谍案是捏造的。……我看到的那些文件是关于长枪党的，其中写有字母‘N’的那一份被证明是伪造的，因为有人从警察局的档案里拿走了这些文件然后添加上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关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审判不会秘密进行，至于我，为了使他们能够为自己辩护，我将向他们提供一切便利条件。”[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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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四个月后，伊鲁霍辞去司法部长职务。在十二月十一日对其工作人员发表的告别演说中，他强调了保持“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他“完全不同意”法庭可以“根据政府的意见和要求实施法律”的观念。[87]从他的兄弟和私人秘书安德烈斯·马利亚·德·伊鲁霍所撰写的回忆录来看，显然，他暗指的是共产党人企图影响审判过程。以曼努埃尔·德·伊鲁霍的个人回忆为主要依据的这本书赞许地引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民族报》所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内容，文章谈到伊鲁霍本人与共产党人政府部长在政治上关系紧张，因为“他们决心改变司法制度”。[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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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努埃尔·德·伊鲁霍暗指的还有他与内格林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颁布的设立特别安保法庭的法令所产生的重大意见分歧。特别安保法庭将设立在“政府认为必要的地方”，像审理间谍和叛国罪的特别法庭一样，它被用来“镇压间谍、叛国和失败主义等明目张胆的罪行”，它采用军事法庭的“简易程序”，[89]因此，不用说，它不必保证被告得到辩护的权利。在一九三八年所写的一份关于这些特别法庭的备忘录中，曼努埃尔·德·伊鲁霍证实，内格林委托最高法院成员马里亚诺·格兰多斯起草一份法令，设立一种效仿法西斯意大利的镇压工具秘密警察法庭的法庭。[90]按照内格林的要求，司法部副部长、总理的朋友和支持者马里亚诺·安索[91]把法令交给伊鲁霍，让他提交给内阁，但是，部长把它压了下来，没有提交内阁批准。于是，在作了一些使他能够越过司法部长的修改后，内格林以总理的身份亲自提出了这项法令。[92]“像多次出现的情况一样，内阁会议开得艰难而混乱。”伊鲁霍的备忘录回忆说，“我用大量修正条款把特别安保法庭改变成为一个法庭。即便如此，我在辩论结束之后告诉内阁，如果通过的法令文本在《共和国官方公报》上颁布，我将在它发表时辞职。我无法对法令追求的目的视而不见……也无法对实施它所采用的政治手段视而不见。”[93]尽管伊鲁霍告诉阿萨尼亚，如果他签署这项法令，自己将辞职，总统却无视这一警告，结果，司法部长被内格林的亲信马里亚诺·安索取而代之。[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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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必须问一个相关的问题。镇压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以及罢免拉尔戈·卡瓦列罗对战争［515］的进行有什么影响？具有三十年党龄的著名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共产党政策的主要分析家和批评者的费尔南多·克劳丁做出了回答：“[由于]执行莫斯科的指令罢免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总理职务并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进行镇压，西班牙共产党对工人群众内部分裂的加剧负有责任，同时极大地削弱了共和国的战斗力。”[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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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社会熔炉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人民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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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援引的这一段内容被书报检查官从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工人团结报》上删掉了。声明全文刊登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上。全国劳工联合会没有公开发表的关于受到镇压的报告，见“对我们组织的侵害”档案，现存（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第44/B5档案柜，第318档案盒。这些报告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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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更多关于镇压的情况，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无政府报》。地下出版的两期报纸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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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社会熔炉报》。其他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对镇压的报道，见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工会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自由阵线报》；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自由主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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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九月，出生于俄国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前往西班牙，她此行的目的是要亲自考察“西班牙民众刚刚获得的自由在多大程度上被斯大林的追随者剥夺了。我直接去了巴伦西亚，我在那里发现，一千五百名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自由主义青年运动的同志，数百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甚至还有国际纵队的成员，他们塞满了巴伦西亚的监狱。……很快我就发现，同样的情况在我走到的所有城镇和乡村反复出现。成千上万名同志和其他真正的革命者塞满了内格林—普列托和斯大林分子政权的监狱”（埃玛·戈德曼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号《人！》上的文章）。埃玛·戈德曼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章、演说、访谈和书信的摘选，见《激情四射的目光：埃玛·戈德曼论西班牙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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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内战结束以后，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向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其会员组织的国际工人协会报告说，“几千名在几乎任何情况下都是我们组织”成员的工人和士兵内战期间遭到暗杀，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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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直到一九三九年三月才发表（见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新西班牙》增刊。另请参阅亚历山大·夏皮罗和阿尔贝特·德容的《我们的革命为什么失败？》，第20—21页和注释3，作者对巴斯克斯令人意外地使用了极权统治一词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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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雅普·克洛斯特曼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一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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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里卡多·桑斯，《驰援马德里的部队：第二十六师杜鲁蒂纵队》，第137—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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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消息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地下出版的）《战斗报》；胡利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99—131页和《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106—140页；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98页；凯蒂娅·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第13页；安德烈斯·苏亚雷斯（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83—84页。关于被捕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主要领导人的简介，见《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审判》，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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