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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33 [11]何塞·科利和何塞·帕内，《何塞·罗维拉：为社会主义加泰罗尼亚效力的人生》，第203—204页。另请参阅《关于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报告》，一九三七年七月和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六师、第二十八师和第二十九师就罗维拉被捕向国防部提交的报告的副本。这两份文件现存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第47档案柜，卷宗71，第4文件夹。这两份文件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关于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报告”档案。英国独立工党书记芬纳·布罗克韦说，他看到了国防部长普列托发给第二十九师的电报，电报声称，逮捕罗维拉“没有得到他的授权而且他也不知情”（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新领袖》）。这意味着，当波萨斯将军把罗维拉召到巴塞罗那时，他是按照共产党人警察的要求采取的行动。根据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文件，当得知罗维拉被捕时，普列托命令释放他（《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审判》，第4和11—14页）。一九三八年十月，罗维拉再次被捕，不过，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巴塞罗那陷落前夕，他和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设法逃出了监狱（见本书的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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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35 [12]（奥尔特加手下的安全总局副局长）加夫列尔·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98页。另请参阅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98页；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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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37 [13]莫隆（见本章注释12），《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96—98页。另请参阅维克托·阿尔瓦《两名革命者：华金·毛林，安德鲁·宁》，第490页（奥尔加·宁的备忘录）；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98页；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90—91页；苏亚雷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102—104页；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78页。不过，奥尔洛夫在回答斯坦利·G.佩恩的问题时说，苏加萨戈伊蒂亚“签署过一份对安德烈斯·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逮捕令”（《对斯坦利·G.佩恩教授问卷的答复》）。当然，这根本不是事实，因为没有任何人签发过逮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或是占领该党大楼的命令（见本章注释11所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文件[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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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39 [14]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95—98页，莫隆在这里描述了共产党人实施突击行动时把他从巴伦西亚支走的花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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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41 [15]我已经说过，我在一九三七年认识奥尔洛夫时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直到一九七三年他在美国死亡后美国政府印刷局公布了他的一张照片时，我才拨开疑云确认了他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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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43 [16]我把“伊尔玛”当作一个有价值的消息来源，像塔斯社的米罗娃以及英国和美国的外交代表一样重要，我与他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例如，美国武官斯蒂芬·富卡欢迎我与他“交换”信息。根据伦敦《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所刊登的六月十八日发自巴伦西亚的报道（分别见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判断，“伊尔玛”交给我的这份文件肯定也给了《泰晤士报》驻巴伦西亚记者和《纽约时报》驻马德里记者赫伯特·L.马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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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45 [17]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审判中，这份显然是伪造的文件被控方作为主要证据（关于起诉书，见苏亚雷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197页），但却无法证实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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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47 [18]我用电话发往英国的这份经过审查的新闻打字稿——上面盖有检查官的印章，作了修改的开头部分在单独的一张纸上——现存胡佛研究所（见“博洛滕，从巴伦西亚发给合众社的新闻报道，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八日”）。值得一提的是，《泰晤士报》记者（见本章注释16）同样使用了“有人宣称”这个短句，而《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其发自马德里的报道中没有提供消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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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49 [19]关于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担任共产党在巴伦西亚出版的晚报《真理报》主编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埃托雷·万尼说，一九四〇年在莫斯科再次相遇时，在巴伦西亚与奥尔洛夫密切合作的“巴拉耶夫”（本书分别称为别拉耶夫或维耶拉耶夫）告诉他，他“策划组织了那场审判西班牙托洛茨基分子的巨大骗局，甚至伪造了大量照片材料”（埃托雷·万尼，《我，苏联共产党员》，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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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51 [20]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莱万特地区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在随后几个星期，被逮捕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上升到了一千人，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莱万特地区委员会关于对党的领导人和地方组织开展的镇压行动的报告》（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第47档案柜，卷宗71，第10文件夹，第一号文件）。这份文件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凯蒂娅·兰多所提供的被捕人数同样也是一千人，见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第8页。关于被关押在监狱和劳改营中以及其他被杀害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的姓名，见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独立新闻》和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工人时代》。六月十六日和十七日，警方在巴塞罗那以极其惊人的速度和效率采取行动，致使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和他们的许多外国支持者遭到突然袭击。“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人问道，‘像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怎么可能遭到如此彻底和迅速的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英语新闻快报《西班牙革命》的编辑查尔斯·奥尔写道，“首先，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防备秘密行动。……几个月来，特别是从五月事变以来，普通党员提出建议敦促为对付非法行动做好准备，……但是，宁和党的执委会仍然像以前一样乐观。……另一个原因在于警方。没有人预见到这一组织周密的警察行动，尽管应当要求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预见到它。可以说，在西班牙，从来没有……组织过如此周密的围捕行动。另外，这一行动实际上不是西班牙人组织的，而是在苏联专家的指挥下策划并且完成的。我们在监狱里见过这些苏联专家并与他们交谈过。”（查尔斯·奥尔，《关于外国革命者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遭到迫害的一些事实》。这份文件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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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53 [21]整个内战期间所有共产党的报纸均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进行过类似的攻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那个时期的《红色阵线报》、《工人世界报》、《消息报》、《劳动报》和《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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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55 [22]见维克托·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1919—1939：工农集团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第二卷，第521—529页和（即将出版的）维克托·阿尔瓦和斯蒂芬·施瓦茨的《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后者扩充了有关迫害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的外国人的记述。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独立新闻》；洛伊丝·卡西克（奥尔），《无政府主义的黄金时代：回忆西班牙革命，1936—1937》（打字稿，现存胡佛研究所），第304—312页；A.德·利萨拉，《巴斯克人和西班牙共和国》，第144—145页（关于这本书的情况，见本章注释65）；赫尔穆特·吕迪格，《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国际工人协会巴黎特别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查尔斯·奥尔，《关于外国革命者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遭到迫害的一些事实》（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苏亚雷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87—99页。另外，凯蒂娅·兰多也记述了逮捕包括她本人及其丈夫库尔特·兰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外国支持者的情况，见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第32—48页。库尔特·兰多以前是一名托洛茨基分子，以笔名沃尔夫·伯特伦广为人知，后来遭到杀害。关于库尔特·兰多的情况，见凯蒂娅·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226—227页和汉斯·沙弗兰内克的文章，载一九八〇年第一期《列昂·托洛茨基手册》，第75—95页。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凯蒂娅·兰多指出了汉斯·沙弗兰内克文章中的一些错误。这封信的复印件被附在胡佛研究所保存的上面提到的那一期《列昂·托洛茨基手册》的后面。关于比利时人乔治·科普的情况，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直到胜利或死亡》，第8页。至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组，其领导人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G.穆尼斯）和阿道弗·卡利尼被捕并且受到折磨和审判，但是，他们在一九三九年一月民族主义者进入巴塞罗那之前设法逃到了法国。见一九三九年一月（墨西哥城）《先驱》；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三月三日和五月二十八日《社会主义呼吁》。另外两名托洛茨基分子埃尔温·沃尔夫和汉斯·弗罗因德（莫林）也被逮捕，但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即将出版的]阿尔瓦和施瓦茨，《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共产主义》；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第45—47页；乔治·维里肯，《托派运动中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第168—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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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57 [23]关于一些秘密监狱的位置，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地下出版的）《战斗报》（现存胡佛研究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独立新闻》；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183页；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第14—27页。内战结束多年后，时任西班牙共产党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承认，西班牙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狱（圣地亚哥·卡里略，《西班牙的明天：与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对话录》，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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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59 [24]《我们光荣的列宁师被解散了》，载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地下出版的）《战斗报》（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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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61 [25]见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195页；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1919—1939》，第二卷，第526页；科利和帕内，《何塞·罗维拉》，第202页；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和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独立新闻》；一九三七年九月三日《新领袖》。在其他部队，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被挑选出来进行惩罚。两名墨西哥共产党人进行了一次特别令人憎恶的冷血谋杀，他们是南方前线第七十二混成旅旅长胡安·B.戈麦斯上校和担任某摩托化旅旅长的墨西哥著名画家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西凯罗斯本人在他的回忆录《我被称为上校》中描述了这次谋杀，见第333—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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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63 [26]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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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65 [27]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战斗报》（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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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67 [28]乔治·奥威尔写给雷纳·赫彭斯托尔的信，见索尼娅·奥威尔和伊恩·安格斯《如此年代：1920—1940》，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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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69 [29]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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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71 [30]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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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73 [31]关于宁的情况，见本书第四十章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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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75 [32]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157和171—173页；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24—126页。另请参阅《杀害安德烈斯·宁》，第17—23页和戈尔金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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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77 [33]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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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79 [34]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157—158页。我核对了戈尔金摘录的法令内容，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共和国官方公报》上，可以详尽得看到这项法令。它于六月二十二日得到内阁的批准并由担任司法部长的巴斯克民族独立党人曼努埃尔·德·伊鲁霍签署。无从得知伊鲁霍当时是否意识到，颁布这项法令目的是要用它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进行追诉。关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这项法令的指责，见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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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9981 [35]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声明标注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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