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09908
1706409909
曼努埃尔·德·伊鲁霍暗指的还有他与内格林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颁布的设立特别安保法庭的法令所产生的重大意见分歧。特别安保法庭将设立在“政府认为必要的地方”，像审理间谍和叛国罪的特别法庭一样，它被用来“镇压间谍、叛国和失败主义等明目张胆的罪行”，它采用军事法庭的“简易程序”，[89]因此，不用说，它不必保证被告得到辩护的权利。在一九三八年所写的一份关于这些特别法庭的备忘录中，曼努埃尔·德·伊鲁霍证实，内格林委托最高法院成员马里亚诺·格兰多斯起草一份法令，设立一种效仿法西斯意大利的镇压工具秘密警察法庭的法庭。[90]按照内格林的要求，司法部副部长、总理的朋友和支持者马里亚诺·安索[91]把法令交给伊鲁霍，让他提交给内阁，但是，部长把它压了下来，没有提交内阁批准。于是，在作了一些使他能够越过司法部长的修改后，内格林以总理的身份亲自提出了这项法令。[92]“像多次出现的情况一样，内阁会议开得艰难而混乱。”伊鲁霍的备忘录回忆说，“我用大量修正条款把特别安保法庭改变成为一个法庭。即便如此，我在辩论结束之后告诉内阁，如果通过的法令文本在《共和国官方公报》上颁布，我将在它发表时辞职。我无法对法令追求的目的视而不见……也无法对实施它所采用的政治手段视而不见。”[93]尽管伊鲁霍告诉阿萨尼亚，如果他签署这项法令，自己将辞职，总统却无视这一警告，结果，司法部长被内格林的亲信马里亚诺·安索取而代之。[94]
1706409910
1706409911
我们现在必须问一个相关的问题。镇压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以及罢免拉尔戈·卡瓦列罗对战争［515］的进行有什么影响？具有三十年党龄的著名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共产党政策的主要分析家和批评者的费尔南多·克劳丁做出了回答：“[由于]执行莫斯科的指令罢免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总理职务并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进行镇压，西班牙共产党对工人群众内部分裂的加剧负有责任，同时极大地削弱了共和国的战斗力。”[95]
1706409912
1706409913
[1]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二日《社会熔炉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人民之友》。
1706409914
1706409915
[2]援引的这一段内容被书报检查官从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工人团结报》上删掉了。声明全文刊登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上。全国劳工联合会没有公开发表的关于受到镇压的报告，见“对我们组织的侵害”档案，现存（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第44/B5档案柜，第318档案盒。这些报告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1706409916
1706409917
[3]更多关于镇压的情况，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无政府报》。地下出版的两期报纸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
1706409918
1706409919
[4]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社会熔炉报》。其他无政府工团主义报纸对镇压的报道，见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工会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自由阵线报》；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自由主义报》。
1706409920
1706409921
[5]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九月，出生于俄国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前往西班牙，她此行的目的是要亲自考察“西班牙民众刚刚获得的自由在多大程度上被斯大林的追随者剥夺了。我直接去了巴伦西亚，我在那里发现，一千五百名全国劳工联合会会员、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自由主义青年运动的同志，数百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甚至还有国际纵队的成员，他们塞满了巴伦西亚的监狱。……很快我就发现，同样的情况在我走到的所有城镇和乡村反复出现。成千上万名同志和其他真正的革命者塞满了内格林—普列托和斯大林分子政权的监狱”（埃玛·戈德曼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号《人！》上的文章）。埃玛·戈德曼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章、演说、访谈和书信的摘选，见《激情四射的目光：埃玛·戈德曼论西班牙革命》。
1706409922
1706409923
[6]内战结束以后，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向全国劳工联合会为其会员组织的国际工人协会报告说，“几千名在几乎任何情况下都是我们组织”成员的工人和士兵内战期间遭到暗杀，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
1706409924
1706409925
[7]这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直到一九三九年三月才发表（见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新西班牙》增刊。另请参阅亚历山大·夏皮罗和阿尔贝特·德容的《我们的革命为什么失败？》，第20—21页和注释3，作者对巴斯克斯令人意外地使用了极权统治一词进行了讨论）。
1706409926
1706409927
[8]雅普·克洛斯特曼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一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1706409928
1706409929
[9]里卡多·桑斯，《驰援马德里的部队：第二十六师杜鲁蒂纵队》，第137—138页。
1706409930
1706409931
[10]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消息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地下出版的）《战斗报》；胡利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99—131页和《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106—140页；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98页；凯蒂娅·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第13页；安德烈斯·苏亚雷斯（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83—84页。关于被捕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主要领导人的简介，见《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审判》，第2—7页。
1706409932
1706409933
[11]何塞·科利和何塞·帕内，《何塞·罗维拉：为社会主义加泰罗尼亚效力的人生》，第203—204页。另请参阅《关于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报告》，一九三七年七月和第二十五师、第二十六师、第二十八师和第二十九师就罗维拉被捕向国防部提交的报告的副本。这两份文件现存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第47档案柜，卷宗71，第4文件夹。这两份文件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关于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报告”档案。英国独立工党书记芬纳·布罗克韦说，他看到了国防部长普列托发给第二十九师的电报，电报声称，逮捕罗维拉“没有得到他的授权而且他也不知情”（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新领袖》）。这意味着，当波萨斯将军把罗维拉召到巴塞罗那时，他是按照共产党人警察的要求采取的行动。根据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文件，当得知罗维拉被捕时，普列托命令释放他（《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审判》，第4和11—14页）。一九三八年十月，罗维拉再次被捕，不过，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巴塞罗那陷落前夕，他和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设法逃出了监狱（见本书的下一章）。
1706409934
1706409935
[12]（奥尔特加手下的安全总局副局长）加夫列尔·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98页。另请参阅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98页；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117页。
1706409936
1706409937
[13]莫隆（见本章注释12），《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96—98页。另请参阅维克托·阿尔瓦《两名革命者：华金·毛林，安德鲁·宁》，第490页（奥尔加·宁的备忘录）；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98页；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90—91页；苏亚雷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102—104页；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278页。不过，奥尔洛夫在回答斯坦利·G.佩恩的问题时说，苏加萨戈伊蒂亚“签署过一份对安德烈斯·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逮捕令”（《对斯坦利·G.佩恩教授问卷的答复》）。当然，这根本不是事实，因为没有任何人签发过逮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或是占领该党大楼的命令（见本章注释11所引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文件[第2页]）。
1706409938
1706409939
[14]莫隆，《过去的政治与未来的政治》，第95—98页，莫隆在这里描述了共产党人实施突击行动时把他从巴伦西亚支走的花招。
1706409940
1706409941
[15]我已经说过，我在一九三七年认识奥尔洛夫时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直到一九七三年他在美国死亡后美国政府印刷局公布了他的一张照片时，我才拨开疑云确认了他的身份。
1706409942
1706409943
[16]我把“伊尔玛”当作一个有价值的消息来源，像塔斯社的米罗娃以及英国和美国的外交代表一样重要，我与他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例如，美国武官斯蒂芬·富卡欢迎我与他“交换”信息。根据伦敦《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所刊登的六月十八日发自巴伦西亚的报道（分别见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判断，“伊尔玛”交给我的这份文件肯定也给了《泰晤士报》驻巴伦西亚记者和《纽约时报》驻马德里记者赫伯特·L.马修斯。
1706409944
1706409945
[17]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审判中，这份显然是伪造的文件被控方作为主要证据（关于起诉书，见苏亚雷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197页），但却无法证实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
1706409946
1706409947
[18]我用电话发往英国的这份经过审查的新闻打字稿——上面盖有检查官的印章，作了修改的开头部分在单独的一张纸上——现存胡佛研究所（见“博洛滕，从巴伦西亚发给合众社的新闻报道，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八日”）。值得一提的是，《泰晤士报》记者（见本章注释16）同样使用了“有人宣称”这个短句，而《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其发自马德里的报道中没有提供消息来源。
1706409948
1706409949
[19]关于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担任共产党在巴伦西亚出版的晚报《真理报》主编的意大利共产党人埃托雷·万尼说，一九四〇年在莫斯科再次相遇时，在巴伦西亚与奥尔洛夫密切合作的“巴拉耶夫”（本书分别称为别拉耶夫或维耶拉耶夫）告诉他，他“策划组织了那场审判西班牙托洛茨基分子的巨大骗局，甚至伪造了大量照片材料”（埃托雷·万尼，《我，苏联共产党员》，第14页）。
1706409950
1706409951
[20]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莱万特地区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在随后几个星期，被逮捕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上升到了一千人，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莱万特地区委员会关于对党的领导人和地方组织开展的镇压行动的报告》（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第47档案柜，卷宗71，第10文件夹，第一号文件）。这份文件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凯蒂娅·兰多所提供的被捕人数同样也是一千人，见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第8页。关于被关押在监狱和劳改营中以及其他被杀害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的姓名，见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独立新闻》和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工人时代》。六月十六日和十七日，警方在巴塞罗那以极其惊人的速度和效率采取行动，致使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和他们的许多外国支持者遭到突然袭击。“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人问道，‘像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这样一个革命政党怎么可能遭到如此彻底和迅速的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英语新闻快报《西班牙革命》的编辑查尔斯·奥尔写道，“首先，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没有防备秘密行动。……几个月来，特别是从五月事变以来，普通党员提出建议敦促为对付非法行动做好准备，……但是，宁和党的执委会仍然像以前一样乐观。……另一个原因在于警方。没有人预见到这一组织周密的警察行动，尽管应当要求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预见到它。可以说，在西班牙，从来没有……组织过如此周密的围捕行动。另外，这一行动实际上不是西班牙人组织的，而是在苏联专家的指挥下策划并且完成的。我们在监狱里见过这些苏联专家并与他们交谈过。”（查尔斯·奥尔，《关于外国革命者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遭到迫害的一些事实》。这份文件的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1706409952
1706409953
[21]整个内战期间所有共产党的报纸均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进行过类似的攻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那个时期的《红色阵线报》、《工人世界报》、《消息报》、《劳动报》和《真理报》。
1706409954
1706409955
[22]见维克托·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1919—1939：工农集团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第二卷，第521—529页和（即将出版的）维克托·阿尔瓦和斯蒂芬·施瓦茨的《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后者扩充了有关迫害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的外国人的记述。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独立新闻》；洛伊丝·卡西克（奥尔），《无政府主义的黄金时代：回忆西班牙革命，1936—1937》（打字稿，现存胡佛研究所），第304—312页；A.德·利萨拉，《巴斯克人和西班牙共和国》，第144—145页（关于这本书的情况，见本章注释65）；赫尔穆特·吕迪格，《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国际工人协会巴黎特别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查尔斯·奥尔，《关于外国革命者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遭到迫害的一些事实》（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苏亚雷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87—99页。另外，凯蒂娅·兰多也记述了逮捕包括她本人及其丈夫库尔特·兰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外国支持者的情况，见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第32—48页。库尔特·兰多以前是一名托洛茨基分子，以笔名沃尔夫·伯特伦广为人知，后来遭到杀害。关于库尔特·兰多的情况，见凯蒂娅·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226—227页和汉斯·沙弗兰内克的文章，载一九八〇年第一期《列昂·托洛茨基手册》，第75—95页。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凯蒂娅·兰多指出了汉斯·沙弗兰内克文章中的一些错误。这封信的复印件被附在胡佛研究所保存的上面提到的那一期《列昂·托洛茨基手册》的后面。关于比利时人乔治·科普的情况，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直到胜利或死亡》，第8页。至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小组，其领导人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G.穆尼斯）和阿道弗·卡利尼被捕并且受到折磨和审判，但是，他们在一九三九年一月民族主义者进入巴塞罗那之前设法逃到了法国。见一九三九年一月（墨西哥城）《先驱》；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三月三日和五月二十八日《社会主义呼吁》。另外两名托洛茨基分子埃尔温·沃尔夫和汉斯·弗罗因德（莫林）也被逮捕，但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即将出版的]阿尔瓦和施瓦茨，《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共产主义》；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第45—47页；乔治·维里肯，《托派运动中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第168—174页）。
1706409956
1706409957
[23]关于一些秘密监狱的位置，见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地下出版的）《战斗报》（现存胡佛研究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独立新闻》；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183页；兰多，《西班牙的斯大林主义》，第14—27页。内战结束多年后，时任西班牙共产党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承认，西班牙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狱（圣地亚哥·卡里略，《西班牙的明天：与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克斯·加洛对话录》，第56页）。
[
上一页 ]
[ :1.70640990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