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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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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利萨拉，《巴斯克人与西班牙共和国》，第188—190页。见本章注释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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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利萨拉，《巴斯克人与西班牙共和国》，第158—159页。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另请参阅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关于共和国和内战的五段往事》，第9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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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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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在大约三十年（应为四十年——译注）后出版的回忆录中，伊鲁霍稍微修改一下了他的说法：内格林将起草法令的任务交给司法部副部长马里亚诺·安索。伊鲁霍说，安索咨询了“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他请这位法官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结果法官告诉他，极权主义国家的这种秘密警察法庭违反“确认和维护司法独立的基本民主原则”（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司法部的巴斯克人》，第一卷，第83页）。另请参阅该书第一卷，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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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见马里亚诺·安索《我是内格林的内阁部长》，第108—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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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法令是内格林而不是司法部长签署的。另请参阅伊鲁霍《司法部的巴斯克人》，第一卷，第84页。并不让人奇怪的是，内格林的国内外支持者闭口不谈他是设立特别安保法庭的主要参与者。实例见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一九七七年版），第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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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巴斯克人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先生提交的材料》，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另请参阅安德烈斯·马利亚·德·伊鲁霍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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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伊鲁霍在回忆录中所说，在巴斯克自治政府总理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进行干预之后，他作为不管部长重回内阁。阿吉雷认为，如果伊鲁霍留在政府中，将对巴斯克人比较有利（伊鲁霍，《司法部的巴斯克人》，第一卷，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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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费尔南多·克劳丁，《圣地亚哥·卡里略：一位总书记的大事记》，第5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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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红色工会国际（Красный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профсоюзов，通称Профинтерн）是共产国际一九二一年创立的国际组织，旨在协调工会内部共产党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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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四十九章［516］ 与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有关的重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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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断推迟，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才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进行审判。[1]尽管审判在内战临近结束时进行，但是，为了主题的完整性，有必要暂时抛开严格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叙述的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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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推迟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原因可以归为以下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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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通过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联系的美国共产党（反对派）的喉舌《工人时代》所发表的一篇报道，主要原因是适用何种法律的问题，普通法律还是军事法律。报道说：“这个问题关系到控辩双方使用的所有法律依据。”此外，辩方律师坚持认为，不能根据指控的罪行发生之后通过的法律审判他的委托人。[2]“因为法律显然不能追溯既往，”报道接着说，“控方于是改变了策略，根据两项以前的法律进行了同样的指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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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个原因是革命社会党国际协调局在欧洲和美国开展的要求进行自由公开审判的运动，这场运动得到了第二国际和第四国际以及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支持。[4]由于这场运动，在巴塞罗那进行一场莫斯科式的装模作样的审判的计划未能按照预想迅速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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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共产党人的威胁恫吓，找到并且留住合格的被告辩护律师非常困难。最初，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派曾在共和国早期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辩护的贝尼托·帕冯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辩护。可是，刚一得知自己将要担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律师，他就开始收到威胁要杀死他的匿名信，结果他最终被迫逃往国外。[5]他在写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执委会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我确信留在西班牙可以向你们的同志提供什么保证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留下，即使违背我自己的利益。……近来，在西班牙反法西斯阵营中，一种理论被人们接受，它比［517］我们在最专制的君主制时期所能想象的更加荒谬。这种理论是，为某个案件进行辩护的律师可能因此被指控为指控其委托人所犯罪行的同谋。……在这种一夜之间便可捏造谎言伪造罪证的环境中，在不可能针对他们想要安在我头上的所有罪名为自己辩护的情况下，你们能够告诉我，如何保证我的角色不会从辩护律师变成被告之一吗？”[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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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帕冯的退出，又聘请了法国最著名的出庭律师亨利·托雷斯，[7]但是，西班牙政府不允许他向被告提供法律帮助。“我们聘请了一位外国律师。”关押在巴塞罗那国家监狱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囚犯发出呼吁，“正如拉科西（44）和季米特洛夫案件（45）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做法甚至被匈牙利的霍尔蒂（46）和德国的希特勒所接受。但是，共和国政府否定了我们的这种做法。我们的律师……迫于斯大林分子的暴力威胁不得不辞职逃到国外。另一些律师虽然非常同情我们，但是不敢接受为我们辩护的工作。在我们保证其家人安全的条件下，一位律师接受了！对斯大林主义恐怖的恐惧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身陷囹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苏联给予西班牙政府的援助付账。如果说我们还没有付出我们的生命的话，那得归功于国际劳工运动的团结。幸亏世界工人阶级头脑清醒。他们知道利害关系。”[8]由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聘请的资历较浅的社会党人青年律师文森特·罗德里格斯·雷维利亚承担起辩护的全部责任。事实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伦敦的）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从巴塞罗那报道说，“为了允许辩方为案件作准备”，审判多次推迟进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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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开庭日期的临近，西班牙共产党人加强了其影响审判过程的努力。“他们在工厂车间、酒吧餐馆和官场政界征集到要求判处死刑的签名。”被告之一胡利安·戈尔金写道，“……他们还在前线征集签名。拒绝签名的军官和士兵受到威胁，将对他们进行最凶狠的报复。”[10]在共产党人的造势活动中，一本广泛散发的题为《西班牙的间谍活动》的书帮助了他们。据说该书由一个名叫马克斯·里格尔的人写成，审判开始之前不久在西班牙和法国出版，正如另一名被告霍尔迪·阿克尔所说，其目的是“使公众对我们的罪行以及惩戒的必要性有思想准备”。[11]该书受到各种各样的赞美，包括由持不同政见的著名天主教知识分子何塞·贝尔加明所写的一篇序言。贝尔加明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描绘成一个间谍组织，是国际法西斯组织在西班牙的一个分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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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由著名作家让·卡苏——当时他被认为是一名“死板的”共产主义者——译成法文并由德诺埃尔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作者完全不为人知而且从来没有确定过他的身份。[13]共产党的《红色阵线报》提到他时只说他［518］是一名“工人社会主义者”，在国际纵队作战。[14]根据内部信息可以肯定，这本书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共产党的帮助下撰写的，[15]何塞·贝尔加明也十分清楚他在扮演什么角色。“革命和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之一……是那些被称为‘精神高尚、没有偏见的基督徒’的天主教徒。”在阿利坎特出版的社会党左派刊物《斯巴达克斯》写道，“……而西班牙最著名的此类人物之一是何塞·贝尔加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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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加明与西班牙共产党人的亲密关系——一九三九年移居墨西哥后，他身边净是西班牙共产党人[17]——使人想起他是多年以后出现在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运动（47）的先驱之一。我们可以根据西班牙共产党员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一九三九年七月写给埃莉诺·罗斯福的一封信来判断他对共产党人的重要性。莫拉在信中赞扬了贝尔加明在墨西哥的文化活动，她对美国总统夫人说，这象征着“西班牙文化的真正传统”，它“本质上是民主的”，可以被人们保持下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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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一日，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审判在巴塞罗那的间谍和叛国罪法庭开庭，审判持续到十月二十二日，尽管直到十一月二日才宣布判决。[19]审判在外国记者出席旁听的情况下公开进行，并没有像人们最初担忧的那样秘密审理——这是因声援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国际运动而作出的让步。[20]陶里亚蒂在向莫斯科提交的一份报告中不满地说，社会党温和派内政部长保利诺·戈麦斯在审判期间“禁止新闻界进行任何针对托派叛国分子的宣传”。[21]然而实际上，戈麦斯听任《红色阵线报》无视禁令而不予惩罚。除了其他违反禁令的行为之外，《红色阵线报》当时还在头版以大字标题宣称：“人民要求惩罚法西斯间谍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犯下叛国罪行”。[22]“事实无疑可以证明，”曾经担任工业部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胡安·佩罗写道，“在禁止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报纸对审判的过程及其依据发表评论的同时，共产党和亲共的报纸继续享有污蔑被告的绝对自由，尤其是在审判之后的那几天，法庭考虑判决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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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人说，胡安·内格林更煞费苦心地企图影响审判的过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说，最高法院院长马里亚诺·戈麦斯告诉他，内格林在审判期间去见他，要求把一些被告判处死刑，并且断言，否则的话，“前线将会发生溃败”。这是“共产党人的表达方式”，阿拉基斯塔因说，“由于尊严，马里亚诺·戈麦斯拒绝屈服于这种压力。”[24]戈尔金提供了一种更加复杂的说法，与上述说法稍有不同。戈尔金的说法据说得到了最高法院院长写给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一封信的证实。根据这种没有说明事情发生在审判之前还是期间的说法，内格林把马里亚诺·戈麦斯［519］以及司法部长、公诉人和间谍与叛国罪法庭的主审法官一起召到他的办公室，还把一堆电报堆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军队要求判处被告死刑。”他对他们说，“前线的情况非常微妙，部队的士气有点低落。我认为必须满足军队的要求。……如有必要我将率领军队攻击法庭。”当马里亚诺·戈麦斯和司法部长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表示反对时，内格林“改变了语气”，据说他声称：“先生们，国际形势使我不得不要求你们做出这种牺牲。只要你们宣判死刑，我保证不会予以执行。”[25]曾经担任《工人团结报》负责人的哈辛托·托里奥也提到过这种说法。他说，内战结束以后，马里亚诺·戈麦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亲口对他讲述了这件事情。[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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