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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忽视由三个不同的消息来源提供的这一证言，但是平心而论，我们必须指出，那份关键的证据——马里亚诺·戈麦斯写给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信——迄今仍未发现。我找到的唯一一份有意义的文件是存放在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内战期间所缴获的共和派文件的内战分部的一封电报。电报是内格林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审判的最后一天——发给其助手何塞·加西亚·巴尔德卡萨斯的，要求后者“刻不容缓”地“亲自”通知最高法院院长、公诉人和司法部长，请他们当天来见他，他还要助手“立即”让他知道他们的“答复”，以便他们不能来时他可以设法去见他们。[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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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封加急电报可能包含着什么意义，无论内格林在审判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过程中可能扮演了什么角色，西班牙共产党企图妨碍司法公正都是毋庸置疑的。据霍尔迪·阿克尔说，主审法官之一曼努埃尔·埃尔南多·索拉纳在法官会议上建议，应当以向法庭施加压力的罪名起诉所有给法庭写信、发电报或递交请愿书要求判处被告死刑的人，同时应当宣判被告无罪。这是一九五〇年埃尔南多·索拉纳看望阿克尔时告诉他的。埃尔南多说，这个建议在他的同事中引起了“一片混乱”，他们“担忧地”回应说，如果这样做的话，“共产党人将杀害他们[被告]”。[28]不能比这更有力地说明审判进行时的恐怖气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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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官们承受着压力，他们仍然拒绝考虑从事间谍活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第二十九师在五月事变期间擅离阿拉贡前线的指控。判决书确认，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以任何形式向敌人提供过关于前线或者后方的情报。“另一方面，”判决书继续说，“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都是确定无疑的反法西斯人士（具有明显的反法西斯意识），他们为反对军事叛乱的斗争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唯一目标是超越民主共和国进而建立他们自己信仰的政治制度。”[29]这种不同寻常的陈述证明，法庭成员拒绝完全屈服于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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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因素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摆脱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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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 那些显然是伪造的文件，尤其是用隐形墨水写上姓名首字母“N”的那一份，[30]它们使审判成为笑料。当时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审判是一场庸俗喜剧，它在伪造的文件以及从一些可怜的佛朗哥间谍身上榨取的供述的基础上上演。尽管这些间谍得到保证，只要他们声称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保持联系就能活命，后来他们还是都被枪毙了。……‘证据’如此空泛和虚假，以致不可能把任何一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送到行刑队面前。在把这些证据‘准备’成文件的过程中，W.罗塞斯[文塞斯劳·罗塞斯，当时埃尔南德斯手下的教育部副部长][31]扮演了某种非常活跃的角色。”[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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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拉基斯塔因、卡瓦列罗、伊鲁霍、蒙特塞尼和苏加萨戈伊蒂亚所提供的对他们有利的证词。[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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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告进行的有力辩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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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没能取得安德烈斯·宁的供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青年组织总书记、后来在流亡期间成为党的书记的维莱瓦尔多·索拉诺强调了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宁在严刑之下对行刑者的反抗打乱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西班牙同伙的计划。宁的‘供词’将会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及其身陷囹圄的领导人造成某种戏剧性的局面，因为它将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可以像在苏联那样行事，让全世界看到西班牙也有‘托派叛国分子承认了他们的罪行’。……但是，由于宁的英勇牺牲，一场‘莫斯科式的审判’无法在西班牙进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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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摆脱了从事间谍活动和擅离职守的指控，他们仍然因为参与五月事变而被判处刑期不同的徒刑。由于企图利用“叛乱活动”“实施其夺取政权的计划……进而建立他们主张的社会经济制度”，恩里克·阿德罗埃尔、胡安·安德拉德、佩德罗·博内特和胡利安·戈尔金被判处十五年徒刑，而第二十九师政委霍尔迪·阿克尔则被判处十一年徒刑。虽然他没有参与巴塞罗那的五月事变，但是，判决书写道，“为了策划并且利用任何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革命计划的运动，他采取了与他的执委会同伙一样的行为”。两名被告被判无罪，长期以来无法公开活动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及其青年组织（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被正式取缔。[36]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外国朋友试图推翻法庭的判决，但是，三个月后巴塞罗那陷落，这些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囚犯设法逃到了法国。[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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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在道德和政治上的一场胜利，因为它明确判定他们都是确定无疑的反法西斯人士，而且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向敌人提供过情报。戈尔金认为，判刑是一种折中的办法。他说，从司法部长下面这一段话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被释放，他们将在街头遭到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暗杀。由于安德烈斯·宁失踪的丑闻，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教训。”[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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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外国支持者当然为审判的结果欢欣鼓舞。［521］“这一切让那些斯大林主义诽谤专家的脸往哪儿搁？”《工人时代》问道，“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是一个‘托派法西斯’组织，‘与盖世太保携手行动’，一年半来这些话已经成为斯大林分子宣传的基点。‘罪名’蓄意捏造，‘证据’无中生有，并且通过成千上万个报纸专栏和成千上万本小册子无耻地在全世界散布。如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审判中洗清了这些‘罪名’，无中生有的‘证据’也被法庭否定了，被一个内格林政府的法庭否定了。斯大林分子现在将会怎么办？他们会收回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无耻诽谤吗？……会不会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的那样，不顾已经发生的一切，他们将继续他们的诽谤宣传？”[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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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里亚蒂证明，共产国际难以接受审判结果。在提交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他认为判决“令人不能容忍”，因为“没有给予严厉的惩罚”。[40]审判结果也让西班牙共产党深感失望，但是，它在不利的情况下采取了最为明智的做法，它没有公布判决书，在内战的最后几个月及其流亡的那些年，它也不再指责它的对手是“托洛茨基”的代理人和佛朗哥将军收买的“叛徒”。[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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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将出版的）维克托·阿尔瓦和斯蒂芬·施瓦茨的《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记述了审判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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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们还会记得，设立间谍和叛国罪法庭的法令颁布于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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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工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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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下列报刊资料中可以对这场运动的影响范围有所了解：《独立新闻》（巴黎），《新领袖》（伦敦），《社会主义呼吁》（纽约）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直到胜利或死亡》，第14—18页。后面这本珍贵小册子的部分书页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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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约翰·麦戈文议员《西班牙的恐怖》，第5页。另请参阅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无产阶级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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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麦戈文《西班牙的恐怖》，第14—15页。这封信的西班牙文原文见鲁道夫·罗克《在西班牙的外国人》，第174—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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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九日《新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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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工人时代》（呼吁是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日发出的）。另请参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号《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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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工人日报》（彼得·克里根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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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利安·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248页。另请参阅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独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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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霍尔迪·阿克尔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二日写给华金·毛林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毛林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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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见《西班牙的间谍活动》西班牙文版的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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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霍尔迪·阿克尔和我试图查明其身份的努力毫无结果。见胡佛研究所“霍尔迪·阿克尔，就马克斯·里格尔的身份与博洛滕的通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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