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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月号《斯巴达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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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个人了解到的情况。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城，西班牙共产党人把他介绍给我并且陪同他到我们的寓所来看我和我的妻子格拉迪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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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在难以见到的小册子《克里姆林宫和白宫里的西班牙共产党人》中可以看到这封落款日期为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四日的信的影印件。其复制品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在信中为“上周六[当时她与胡安·内格林一起到白宫做客]您对我显示的仁慈和好客”向埃莉诺·罗斯福表示感谢。这封信里有一段值得详细引述的内容：“您认为总统的难民事务顾问委员会有可能提出西班牙流亡者的问题吗，要不然，有可能另外成立一个专门处理西班牙问题的类似的委员会吗？请原谅我如此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我确信，在这样一个委员会的帮助下，可以制订出某种具有建设性的计划，一项筹集资金并且利用来到新大陆的西班牙人促进美国在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的民主政策的计划。我们不应忘记，我们的许多流亡者在所有说西班牙语的国家中都是些最有威望的人。他们的言论和作品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但是必须给他们在新的环境中站稳脚跟的机会。”考虑到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的共产党员身份及其丈夫的回忆录所证明的她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上面引述的这一段话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一九四〇年初我在墨西哥的库埃纳瓦卡拜访过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及其同为共产党员的丈夫、前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我可以证明的事实是，她仍然与埃莉诺·罗斯福通信联系，因为她请我邮寄一封给后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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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起诉书和判决书的全文见安德烈斯·苏亚雷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195—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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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关于审判的情况，见阿尔瓦和施瓦茨《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共产主义》（即将出版）；维克托·阿尔瓦，《马克思主义在西班牙，1919—1939：工农集团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史》，第二卷，第576—598页；《围绕着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审判》；胡利安·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267—289页和《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251—266页；另请参阅霍尔迪·阿克尔发表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号《远方》和一九四七年七月号《无产阶级革命》上的文章以及埃玛·戈德曼（她出席了审判）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号《先驱》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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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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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和二十五日《红色阵线报》。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其他攻击，见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十一月一日和二日《红色阵线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剑》（共产党军队的一份报纸）的增刊（这期增刊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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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胡安·佩罗，《问题与争论》，第191—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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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阿拉基斯塔因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致美国社会党主席诺曼·托马斯的公开信打印稿上亲笔所写的第五条说明（阿拉基斯塔因文件集，卷宗75/21）。着重体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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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一九七一年版），第249页及注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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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哈辛托·托里奥，《从胜利到失败》，第314—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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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萨拉曼卡国家历史档案馆档案，卷宗2770/1。这封电报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见“内格林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发给加西亚·巴尔德卡萨斯的电报”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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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见阿克尔（一九五〇年）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这封信描述了他在法国卡尔卡松与埃尔南多见面的情况。着重体是信中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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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见苏亚雷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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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见本书第四十八章注释19，另请参阅该章注释86的正文。路易斯·费希尔写道：“一位著名的苏联公民——由于他可能仍然活在苏联，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当时在西班牙告诉我，那些文件是西班牙共产党人伪造的。”（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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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关于罗塞斯的更多情况，见爱德华多·科明·科洛梅尔《第二共和国秘史》，第589—5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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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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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关于这些人的证词的摘要，见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工人团结报》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土地与自由》。另请参阅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284—286页和A.德·利萨拉的《巴斯克人与西班牙共和国》，第151—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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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关于这种辩护的实例，见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的公诉人对霍尔迪·阿克尔的法庭盘问（九十五页打印稿，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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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介绍宁的生平的文章，见安德烈斯·宁《民族解放运动》，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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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判决书的全文见苏亚雷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审判》，第202—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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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巴塞罗那陷落九天前，一封由三名囚犯签名的亲笔信寄给内格林、孔帕尼斯和冈萨雷斯·培尼亚，要求释放他们并且恢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伊比利亚共产主义青年的合法地位，这封亲笔信见现存（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第59档案柜，第5档案盒。这封信的影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从巴塞罗那国家监狱寄出的信件”档案。关于他们戏剧性地从巴塞罗那逃到法国的经过，见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302—335页和《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279—299页；另请参阅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英国独立工党的）《新领袖》和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官方喉舌）《社会主义呼吁》。这一期报纸上刊登了特伦斯·费伦所写的关于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逃离巴塞罗那的长篇文章。费伦说，当监狱长打电话给军事调查局局长圣地亚哥·加尔塞斯要求派一辆卡车将囚犯运往北方时，加尔塞斯咆哮着说：“没有卡车运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让法西斯分子把这些杂种干掉算了。”另请参阅戈尔金《政治食人族》，第305—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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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戈尔金，《巴塞罗那的莫斯科程序》，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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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工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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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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