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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和五月十六日《人民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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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拉科西·马蒂亚斯（Rákosi Mátyás，1892—1971），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一九三四年在匈牙利受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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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季米特洛夫案件指的是一九三三年德国国会纵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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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1868—1957），匈牙利海军军官，保守派领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匈牙利王政复辟时期被选为摄政，充当国家的临时首脑，并无实权。三十年代权势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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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解放神学运动是二十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开展的一项宗教运动，主要在拉丁美洲进行，运动主张发挥宗教信仰的作用，通过参与政治事务和公众事务扶助贫困者和受迫害者，强调以宗教实践对时代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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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五十章［522］ 破坏集体农庄和解散阿拉贡地方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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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寻革命浪潮衰退的过程，我们现在必须回到一九三七年春天，当时，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农民协会以传教士般的热忱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发起的集体化运动正面临着越来越猛烈的攻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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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颁布的法令使革命初期的没收财产行为合法化，但是不包括没收那些与军事叛乱无关的地主的财产的行为。受到这项法令的鼓励，许多被迫接受集体化的地主现在开始要求归还他们的土地。此外，让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左派均感头疼的是，共产党人利用这项法令鼓励那些在内战之前与挣工资的农业工人有矛盾却又不情愿地被集体农庄运动裹挟的佃户和佃农收回他们以前耕种的土地。人们应当记得，这些农民中的许多人内战之前属于右翼政党，尤其是在巴伦西亚省，如今，那里有五十万人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组织的农民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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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集体农庄的攻击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底达到高潮时，忠实追随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社会党左派人士、劳动者总工会下属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总书记里卡多·萨瓦尔萨宣称：“我们现在最强烈的愿望是保卫革命取得的成果……觊觎革命成果的敌对势力——即过去的反动分子以及那些因为充当政治恶霸的走狗而以租赁的方式占有土地的人——变得越来越强大，而我们的会员不是要求获得土地遭到拒绝，就是被人从所耕种的贫瘠土地上赶走。今天，在臭名昭著的十月七日法令的保护下，这些反动分子正在大肆攻击集体农庄，目的是要瓜分它们……从而终结农业革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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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六日，控制着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社会党左派的喉舌《前进［523］报》声称：“对于希望把这场斗争限制在反封建的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来说，共产党的政策最为有利。对于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来说，情况不是这样。”它断言，共产党人想以过度侵犯忠于共和国政权的小农场主的合法利益为借口，破坏集体农庄的建设性成果。“保护现有土地拥有者的利益是一回事，……但是，这与通过消灭集体农庄产生一个农村小资产阶级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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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上旬，无政府主义报纸《思想报》声称，“恐怖和死亡”正在“我们最优秀的同志”当中蔓延，“特别是在集体农庄中蔓延”。[3]几周之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协会总书记声称：“我们与共产党人进行了可怕的斗争，特别是与他们指挥的军队进行了斗争，他们杀害了我们最优秀的农民积极分子，野蛮地破坏了我们的集体农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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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安达卢西亚农民回忆说：“即使共产党人不用武力破坏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集体农庄，……他们也会派遣大批铁杆支持者，以需要肉类供应军队为借口，抢走集体农庄的牲口。……[他们的]目的是，像在一种极权主义制度下一样，不容反对地控制一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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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集体农庄的攻击既破坏了农村的经济，又打击了农民的士气，因为，随着攻击活动在夏收之前达到顶峰，许多地方的农业工人放弃了他们的收成。于是，共产党人农业部长比森特·乌里韦六月初颁布了一项法令，承诺帮助集体农庄避免“可能使那些在没收了土地之后自愿选择以集体农庄的方式进行耕种的农业工人寒心的经济衰退”，并在本农业年度承认集体农庄的合法地位。[6]西班牙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在评论这项法令时忽略了只是暂时给予集体农庄合法地位这一事实。它肯定地说：“[该法令]给予……集体农庄一种不可动摇的合法地位。……由于这项法令，因广大农业工人自发的冲动而出现的集体农庄如今变成一种合法的农业劳动形式。”[7]不过，正如在前面某一章所提到的那样，继续掌管农业部直到内战结束的乌里韦部长始终没有给予集体农庄永久性的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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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九三七年六月颁布的法令为集体农庄提供的保护仅限于该农业年度，但是，它在农村营造了一种宽松的气氛，因此达到了直接的目的。不过，农作物刚一收割完毕，不祥之感立即卷土重来。八月十一日，中央政府解散了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保卫阿拉贡地方委员会。该委员会一九三六年十月在卡斯佩成立，目的是指导阿拉贡地区的反佛朗哥武装占领区的革命，这一武装主要由自由主义者组成。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与革命史写道：“阿拉贡地区的真正主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加泰罗尼亚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武装的帮助下，他们在该地区实行一种无政府主义专制。……阿拉贡地区的无政府主义者强制推行集体化，该地区盛行的抢［524］劫、犯罪和骚乱在工人当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和严重的不安。为了平息工人的骚动并在不使用‘可恶的’政府标签的情况下使他们的统治更冠冕堂皇，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发明了阿拉贡地方委员会，同时建立了一套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官僚警察机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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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指责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据保卫阿拉贡委员会主席华金·阿斯卡索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主要由自由主义者组成的民兵部队对食物和牲畜的无节制征用已经非常严重，大有把该地区“完全变成废墟”的危险。他说，这迫使委员会不得不禁止民兵部队负责人在未经其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征用物资。“我们希望所有人毫无例外地遵守这一规定，以避免出现获得自由的人民敌视其解放和解放者那种可悲尴尬的局面，避免出现人民竟然被其一直向往的革命弄得倾家荡产那种令人痛心的情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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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一份陈述成立地方委员会的正当理由的报告中，华金·阿斯卡索说，阿拉贡地区的三个省缺乏各种管理机构以及该地区部分被“并不是全都遵守必要和应有的纪律”的民兵占领造成了某种混乱的局面，这种局面预示着后方经济崩溃、前线战争失败的危险。由于这些原因，他接着说，有必要成立一个承担以前的管理部门所行使的全部职责的机构，“一个在组织和功能方面充分满足当前形势需要的机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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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阿拉贡地方委员会只是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代表组成，并且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行事。“一个全部由自由主义者组成的自治权力机构的成立不可能使一个由所有党派的代表组成的中央政府感到满意。”塞萨尔·M.洛伦索——他是奥拉蒂奥·M.普列托的儿子，我们应当记得，后者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之前一直担任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加入政府的主要鼓吹者之一——写道，“在共和派控制区的其他地方，没有哪里是由一个自行其是的地方机构控制的。……于是，阿拉贡地方委员会成为共和派、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选中的攻击目标，他们毫不犹豫地将其斥为乔装打扮的独裁机构，并且指责它搞地方分裂主义。[11]反对的声音非常普遍，就连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都表示了他们的不满。”洛伦索补充说，这些领导人认为，委员会的成立不仅给他们加入政府的努力增加了更多的困难，而且委员会本身也“不合法”，因为它是在未经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成立的，也没有得到任何全体会议或例行代表大会的批准。他断言，阿拉贡地区的无政府主义者并非头脑迟钝认识不到他们的“独断专行”所造成的问题。他们知道，为了继续存在下去，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政府的授权。“著名的工联党[12]领导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伟大朋友贝尼［525］托·帕冯全力以赴劝说他们……公开要求承认委员会的合法地位，甚至不惜牺牲自尊。他向他们解释说，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要求彻底改组委员会，因为，如果激进左派的优势受到大肆宣传的话，西方列强不会援助共和派。他使他们相信，必须保留某些资产阶级民主的表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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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保卫阿拉贡委员会同意让其他组织的代表加入，以换取中央政府的承认。[14]不过，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仍然把下面这些关键职位保留在自己手中：主席、社会治安委员、宣传委员、农业委员、经济委员、运输委员和物资供应委员。[15]虽然共产党人得到了两个位置，他们却无法接受一个在农村开展自由共产主义运动并对小业主和佃户的财产实行集体化政策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机构。[16]不过，只是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一九三七年五月在毗邻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失势而且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总理和国防部长职位分别被胡安·内格林和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所取代之后，摆脱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中央政府才有可能解散这个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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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在敌视阿拉贡地方委员会方面意见一致，于是，七月十二日，一项解散委员会的法令送交阿萨尼亚总统签署。总统像通常一样胆小怕事。他担心这样做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因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力量在阿拉贡地区占据优势。[17]不过，内格林在八月六日向他保证已经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同时表示希望“在不发生严重暴力事件的情况下”解决问题。[18]在一个月前的七月四日，受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影响力急剧衰落的鼓舞，阿萨尼亚曾经问内格林何时解散阿拉贡地方委员会。“他已准备采取行动，”总统在日记中写道，“还要把他们投入监狱，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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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声称，委员会的“非法”行为“令人毛骨悚然”。[20]不过，从解散委员会的法令来看，对其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它不受政府的权力管辖。“由于权力扩散的影响，”直到八月十一日才颁布的这项法令的开头写道，“阿拉贡地区……比其他任何地区遭受的损失都要大。……政府认为，只有解决阿拉贡地区的权力危机才能达到其集中控制权力的目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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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阿拉贡地区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剩下的最后一个对抗中央政府的堡垒，而且他们控制的五个师中有三个——第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八师，它们分别是以前的胡韦特、杜鲁蒂和阿斯卡索纵队——驻扎在这个地区，因此，必须秘密行动并把法令颁布的日期推迟到实际解散了阿拉贡地方委员会之后。八月五日，普列托把第十一师——这是人民军战斗力最强、武器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的共产党人师长恩里克·利斯特召到国防部来告诉他，政府决定派一支有能力执行政府决定的军队去阿拉贡地区。“普列托对我说，”利斯特证实，“我的任务没有书面命令，完成任［526］务也不报道；它是我与政府之间的一个秘密；我必须毫不留情地清除我认为有必要清除的一切，而且不必因循官方或者法律程序。”[22]由于利斯特是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23]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普列托是在与共产党配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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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斯特说，他制订了一个开展“心理攻势”的计划。他进行炮轰卡斯佩郊区的步兵演习并在大街上检阅坦克部队。这个计划产生了预期的效果。“由于遭到人民的怨恨，”利斯特写道，“我们一枪不发便解决了保卫阿拉贡委员会。结果，第二天，八月十一日，当解散它的法令在《共和国官方公报》上颁布时，这个委员会已不复存在。”[24]当时政府中的社会党温和派的喉舌《前进报》对这项法令发表评论说：“昨天发生在阿拉贡地区的变化也许没有在国外引起特别的反应。没关系。它应当引起特别的反应，因为政府通过这次行动有力地证明了它的权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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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贡人民以难以形容的热情为解散保卫阿拉贡委员会而欢呼，”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写道，“尤其是农民。”[26]但是，第二十六师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指挥官里卡多·桑斯描绘的景象却并非如此欢天喜地。他声称，第十一师攻占了卡斯佩的办事机构并且逮捕了办公室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强行解散了保卫阿拉贡委员会。“它对所有村庄采取严厉措施，攻打集体农庄。它抢占了集体农庄的所有财物——牲口、食物、农具和房屋——并且残酷地镇压迫害集体农庄的成员。”[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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