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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杜克是保卫阿拉贡委员会的两名共产党人成员之一，他在内战结束以后脱离了共产党，但是仍对委员会激进的农业政策持批评态度。他说，在他看来，利斯特的措施过于严厉且没有必要。[28]委员会的另一名共产党人成员曼努埃尔·阿尔穆迪看法相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说：“利斯特在阿拉贡地区采取的措施非常严厉。他可以更加慎重地采取行动。结果，他的行为引起了强烈的敌意。”[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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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在巴塞罗那秘密出版的一期《人民之友》报道说，利斯特在卡斯佩宣布：“阿拉贡地区的集体农庄将从地球的表面消失。”报道接着说：“斯大林分子的法西斯心态已经牢牢控制了与我们形同手足的那个地区。这是令人痛苦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全国劳工联合会在阿拉贡地区的整个革命成果如何被苏联的代理人毁灭殆尽。”[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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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斯特声称，在他回到巴伦西亚以后，普列托“极尽其阴险伪善之能事”，开始大声训斥他，以致等候室里三四十个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你在阿拉贡地区干了什么？你杀了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现在要你的［527］人头。我必须把你的人头给他们，否则的话，另一场内战就将爆发。”利斯特否认枪毙过任何人（这与阿尔穆迪的说法相互矛盾，阿尔穆迪告诉我，“利斯特杀的人并不多”。[31]），并且同意释放囚犯。“普列托仇恨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同样仇恨共产党人。他还是一个战争结局失败论者。他的计划如果成功将一箭双雕：他将在共产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之间挑起一场新的内战，在这场内战中，两个组织将互相残杀，另外，他将按照他的想法结束[对佛朗哥的]战争。”[32]但是，对于削弱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力量，共产党人实际上并不需要普列托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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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安东尼奥·科登是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指挥的阿拉贡前线东路军的参谋长，据他说，普列托的表现符合其开展“一场反共攻势”的计划，“从那时起，这一计划日趋明朗”。[33]正如事态发展将要证明的那样，这千真万确。同样千真万确的还有，据共产党阿拉贡地区党组织书记何塞·杜克在利斯特扫荡该地区一个月之后说，一些从当前形势中获益的共和派和社会党人告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应当对攻击他们的行动负责。[34]共和派和社会党人企图把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人身上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不过，无政府主义者毫不费力便识破了其最危险的对手的诡计。“共产党员利斯特指挥的第十一师被派往[阿拉贡地区]执行镇压和惩罚行动。”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说，“……它的目的不仅是要消灭集体农庄，而且还要激起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同志们的暴力反抗或者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部队哗变，以便进行最大规模的镇压。我们各级认真负责的委员会镇静而自信的表现防止了一场灾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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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据显示，驻扎在阿拉贡前线、由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控制的第二十七师的部分部队参加了攻击集体农庄的行动。[36]既然如此，人们可能感到奇怪，无政府主义民兵的三个师为什么在共产党的部队劫掠阿拉贡地区时按兵不动。我们应当还记得五月事变期间担任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防务副专员的那个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胡安·曼努埃尔·莫利纳，他曾“竭尽全力”设法阻止“一大批乘坐汽车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离开前线去巴塞罗那。莫利纳说，第二十八师的第一百二十七旅“斗志高昂要求对共产党人采取行动”。“我能让战士们相信的是，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我应当前往巴伦西亚通知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他还要去见内格林，如果“疯狂镇压”不停止的话，他将在回来之后发动进攻。他在到达巴伦西亚之后发现，全国委员会忙于“给会员证盖印章”，对这场“正在进行的将彻底终结全国劳工联合会影响力的重大行动”一无所知。接着，他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的陪同下前去拜访内格林，后者“把时间都浪费在谈论鸡毛蒜皮的琐事上”，直到总理看着［528］表说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我站起身来走近内格林，有点局促不安地说：‘请原谅我，总理先生，我们还没有说明来访的目的。……如果不立即结束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局面，我们的部队将采取行动，……这很可能意味着战争结束、总理下台、共和国灭亡。’”内格林对莫利纳说，他“不知道”情况有这么严重，他将下令立即释放全国劳工联合会囚犯。“明天上午我将亲自去前线了解情况，”他说，“如果有不正当的行为发生，它们将会得到纠正。”得知会见内格林的情况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宣称情况令人满意，因此，它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出所料，内格林并没有像他许诺的那样去阿拉贡，”莫利纳注意到，“但是，逮捕停止了，地方委员会的成员和其他囚犯被释放，共产党人的恐怖行动减少了。不过，他们仍然达到了目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再一次不战自败——阿拉贡地方委员会被解散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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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二日，当镇压和破坏集体农庄的行动仍在进行时，全国劳工联合会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向阿萨尼亚总统投诉。几乎不能指望他以同情的态度倾听。听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诉苦后，如同他所说的那样，他“理智地”建议代表团，应当去向政府投诉！阿萨尼亚注意到，三名代表中的一名要求内阁中的代表权，而另一名代表则表示，他们不想担任内阁中的任何职位。阿萨尼亚在日记中记述道：“他们要求不受迫害，因为对全国劳工联合会所代表的东西要‘有所了解’和尊重。他们一再提到‘同志们’的失望和不满，[并且说]如果另一起类似五月事变的事件发生，他们和平平息事态的努力可能就没有用了。大家共同的目标是赢得战争，但是，如果这种迫害政策一定要造成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毁灭或屈服的话，……那么，最好大家同归于尽。”[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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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话给人以不祥之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在布哈拉洛斯举行的一次全国劳工联合会基层组织代表全体会议上仍然“决定不采取任何反击行动”。[39]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在内心深处因政治挫折、意识形态约束以及在与政府合作问题上的举棋不定而备受煎熬，希望可以通过重新加入内阁来挽救革命。塞萨尔·洛伦索说，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希望与内格林合作，因此不愿引起可能破坏他们的关系的严重冲突”。[40]这显然反映了他父亲的想法。八月二十九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中部地区书记戴维·安东纳宣布，各地区委员会一致同意“向共和国政府提供它们所拥有的一切”——“它们的生产组织和生产工具”——因为这是支持政府的每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也是“行使参政的权利”。[41]但是，政府认为离开全国劳工联合会它可以运转得非常好，因此，以其没有考虑当时的“时机”为由拒绝了全国劳工联合会作出的姿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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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阿拉贡地区的镇压行动继续进行。在颁布解散阿拉贡地［529］方委员会的法令的同一天，政府任命前委员会成员何塞·伊格纳西奥·曼特孔为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正式身份为左翼共和派成员的曼特孔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共产党的同路人。用恩里克·利斯特的话说，他是“一个聪明、强悍、自信而且勇敢的人”。“从第一天起我们相互之间就充分理解，”利斯特接着写道，“我们与他全力合作，帮助他完成他那艰巨的任务。”[43]不过，据阿萨尼亚说，曼特孔并不总是像利斯特喜欢的那样言听计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阿萨尼亚在日记中作了下面这段批注：“利斯特[向曼特孔]建议，他应当把阿拉贡地方委员会的成员处决[带到郊外处死]。他拒绝了。‘这种花招过于明显。’他对我说，‘我枪毙了他们之后，[利斯特]将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以表明他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捍卫者。’”[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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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曼特孔确实在内战结束之后加入了共产党，[45]但他并非言听计从的同路人的典范，这一点得到了何塞·杜克的证明。在八月十七日提交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杜克指责曼特孔“过于拘泥法律条文”而且“经常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他不满地说，首席行政长官对于“收缴后方的武器，与间谍、奸细[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之类问题一直没有给予“决定性的有力”关注。[46]尽管出现了这种指责，在第十一师和突击卫队两个连的协助下，曼特孔继续无情地进行利斯特开始实施的消灭集体农庄行动。里卡多·桑斯回忆说：“这个被共产党狡猾地操纵着的卑鄙小人指挥了最终消灭集体农庄的行动。……他野蛮地迫害真正的反法西斯人士和革命者，说他们在革命初期的行为过于暴力，……他[还]解散了剩余的所有集体农庄。”[47]据全国劳工联合会阿拉贡地方组织的一份报告说，从右派支持者那里没收的土地、农具和牲畜被归还原主或他们的家人；集体农庄新建的马厩和鸡舍被拆除，在一些村庄，甚至夺走了集体农庄播种用的种子，与此同时，六百多名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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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初期——当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阿拉贡地区拥有不容争辩的权力——加入集体农庄的佃农和小地主充分利用了这次镇压。他们瓜分了土地以及收获的庄稼和农具，甚至在突击卫队和共产党军队的帮助下，将根据其成员的意愿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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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变得如此严峻，以致共产党人后来承认他们采取了一项危险的政策，尽管避而不谈个人的责任。担任土地改革协会秘书长的共产党员何塞·席尔瓦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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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最多样、最奇特的实验是在阿拉贡地区进行的，在那里，为了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肯定使用了最暴力的手段；在那里，一项明显错误的政策严重撕裂了农村的经济。在共和国政府解散了阿拉贡地方委员会之后，首席行政长官试图通过解散集体农庄消除农民群众心中深深的忧虑。这一措施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它在农村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首席行政长官颁布的法令保护下，对集体农庄不满的人——考虑到建立集体农庄所采用的手段，他们的不满有充分的理由——攻占了集体农庄，抢走并且瓜分了收获的农作物和农具，他们没有考虑那些并非通过暴力或者强迫手段建立的、繁荣兴旺的、成为一种组织典范的集体农庄，例如坎达斯诺斯的某个集体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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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首席行政长官的目的是要纠正不公并使农村的劳动者相信，共和国在保护他们，但是，结果与所预期的正好相反。这一措施只是加剧了混乱状态，暴力手段仍在实施，只不过这一次是由另一方实施而已。[48]因此，田间耕作几乎完全停止，四分之一的土地没有为播种进行翻整。[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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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和反动地主的死亡舞蹈导致了阿拉贡地区农业的崩溃。”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指责道，“没有进监狱的集体农庄成员不是受到迫害，就是逃往其他地区避难，或是寻求全国劳工联合会民兵部队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为下一季农作物翻整土地的时候到了。因胜利而欢欣鼓舞的小地主没有亲手耕种他们所占有的土地的能力。[另一方面]，被夺走了土地的农民——不妥协的集体农庄成员——拒绝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耕种土地，或者更糟糕的是，拒绝受雇于人挣饭吃。”[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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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九日，在西班牙共产党阿拉贡地区土地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何塞·席尔瓦强调指出，“整个农村几乎没有耕种土地的积极性”。“必须结束这种状况。我们必须振奋农民的精神，我们必须通过共产党的土地委员会这样做。”他接着说，因为解散集体农庄而造成的这种状况“严重而且危急”，因为“我们的敌人正在利用这种状况破坏生产”。[51]仅仅就在几天前，共产党控制的土地改革阿拉贡地区办事处承认，“大部分村庄的农业生产陷于瘫痪，给我们的农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害”。[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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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的行动造成的局面确实令人非常担忧，因此，为了挽回局面，它不得不再次改变它的政策，恢复了一些被解散的集体农庄。“承认集体农庄的权利并且决定归还不公平地从它们那里拿走的东西，”何塞·席尔瓦说，“加上阿拉贡地区首席行政长官在这种方针指导下所进行的种种努［531］力，情况恢复了正常。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再次焕发了生产热情，他们为给放荒的土地播种付出了必要的辛勤劳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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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拉特斯认为，虽然没有关于共产党的镇压行动对他所谓“集体化的第二阶段”影响的完整资料，但是，出席一九三七年在阿拉贡地区召开的两次集体农庄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的对比仍然是耐人寻味的：在集体农庄遭到破坏之前的二月，五百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在集体农庄被解散、共产党继而转变政策之后，当时一些被解散的集体农庄已经恢复，两百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他判断：“集体化的第二阶段很可能更准确地反映了其拥护者的诚意。他们已经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是不畏一切灾难的集体主义者。不过，认为在第二阶段放弃了集体化的那些人全都反对集体化则是荒谬可笑的。恐惧、官方的压力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严重地影响了阿拉贡地区很大一部分农民的决定。”[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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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经济形势在共产党人转变了他们的政策之后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因破坏集体农庄并镇压其追随者而引起的敌意和怨恨绝没有完全烟消云散。由此产生的幻灭感也不会彻底被根除，这种幻灭感削弱了阿拉贡前线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民兵部队的斗志，它肯定是导致阿拉贡前线在几个月后土崩瓦解的一个重要因素。佩拉特斯写道：“集体农庄再次得到承认。抓进监狱的人被释放出来。集体化运动继续进行。为新的播种季节做好了准备。但是，这一次收获庄稼的是佛朗哥。一九三八年春天，整个阿拉贡地区以及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的部分地区将被法西斯军队所侵占。任何人都不可能玩弄使一条战线及其后方士气低落的花招而不受惩罚。”[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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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面的叙述部分根据本书第二十四章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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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进报》对里卡多·萨瓦尔萨的采访，转载于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工人团结报》。本书第二十四章更详细地引述了这次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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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三七年六月十日《思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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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由青年报》对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协会总书记的采访，载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自由青年报》。自由主义报纸其他关于攻击集体农庄的报道的实例，见一九三七年八月五日《无政府主义报》；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一九三七年九月四日《无产阶级文化报》；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七日《道路》。塞萨尔·M.洛伦索说，在卡斯蒂利亚地区，“数百个集体农庄遭到彻底的破坏”，以致“土地荒芜，房屋烧毁”，而且，“农夫”巴伦廷·冈萨雷斯的“残暴”超过了利斯特（塞萨尔·M.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310页）。利斯特从不否认他在卡斯蒂利亚地区枪毙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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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位安达卢西亚农民的西班牙革命回忆录》，第105页。关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巴伦西亚地区攻击集体农庄的情况，见奥罗拉·博什·桑切斯广征博引的著作《劳动者总工会与无政府主义者：巴伦西亚地区的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306—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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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九三七年六月九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关于这项法令的更多内容，见本书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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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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