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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此，迪亚斯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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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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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德尔巴约同志，……不！如果卡斯特罗对党产生过瞬间怀疑或者与党有瞬间分歧，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代表党出现在总政治部。不要忘记这一点，德尔巴约同志！当你对卡斯特罗同志说话时，忘掉卡斯特罗同志吧。你是在对党说话。普列托反对共产党。不要忘记这一点，德尔巴约同志，不要忘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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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共产党总部后，德尔巴约对卡斯特罗说：“与党的领导人的每一次见面都是一次极好的学习。”[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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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不久，十一月十八日，普列托解除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任命温和派社会党人克雷森西亚诺·毕尔巴鄂接替他。[42]［544］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除了将大量军衔较低的政治委员从政治委员团队中除名——这些人的名字列满了《共和国官方公报》和《国防部官方日志》[43]——之外，普列托还撤销了一些有名的共产党或亲共产党政治委员和军官的职务，其中包括著名的第五团的缔造者、现任利斯特第十一师第一政委的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维托里奥·维达利]；[44]普列托亲自任命的运输委员会主任亚历杭德罗·加西亚·巴尔；[45]人们同样熟悉的前国防部副部长的战术参谋、现在波萨斯将军手下担任东路军参谋长的安东尼奥·科登；[46]以及总政治部分支部门负责人路易斯·多波尔托。[47]科登承认，普列托将他撤职是因为他参加了一次纪念俄国革命二十周年的政治集会。[48]我们应当记得，普列托掌管国防部以后，他重新任用了迪亚斯·滕德罗和科登，这两个人都是被拉尔戈·卡瓦列罗撤职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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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担任情报监控部门负责人之外，迪亚斯·滕德罗还是新近成立的指挥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向国防部长推荐晋升和任命的军官，在委员会中，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拥有最后发言权。在评价内战期间罗霍为西班牙共产党提供的帮助方面，没有比忠诚和正直毋庸置疑的共和派军官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的回忆录更有价值的资料了，还没有哪一部同样扎实可靠的著作被人这么忽视或者故意置之不理。[50]在对指挥委员会的记述中，被普列托任命接替迪亚斯·滕德罗的佩雷斯·萨拉斯[51]证实，罗霍是共产党人“最能干的帮手”，按照他们的希望部署军队。他说，对于信任罗霍的国防部长，这是一种不忠诚的行为。[52]他还说，迪亚斯·滕德罗“盲目地听从共产党的建议和指示”。委员会中“绝对忠于部长”的人只有来自工兵部队的国防部副部长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博拉尼奥斯，但是，“由于总是处于少数，又不认识其所属兵种之外的任何职业军官，因此，他始终起不了什么作用，当委员会讨论任命问题时，他经常受到蒙骗”。[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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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凭借罗霍的默契配合和迪亚斯·滕德罗的内部消息，在更全面地掌握他们支持或希望阻止其任命升迁的职业军官的情况方面，共产党人比费尔南德斯·博拉尼奥斯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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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知道迪亚斯·滕德罗与共产党人眉来眼去，普列托并未不加考虑地批准提交给他的所有任命升迁报告。他在内战结束以后证实，他没有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信念，他相信，共产党只对在军队中取得支［545］配地位感兴趣，因为，“如果我们胜利的话”，这将使它拥有“绝对的权力”。[54]他遏制共产党人野心的尝试不仅逐渐激怒了共产党，而且开始让比森特·罗霍感到恼火。在罗霍所写的书里，他总是把自己表现成为一个远离党派斗争的职业军官。关于罗霍在这场致命斗争中的真正立场，证据来自直到一九六六年在布拉格去世仍对共产党忠心耿耿的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罗霍多次告诉伊达尔戈，“他忍受不了普列托”，所以他想从总参谋部辞职，“因为”，由于普列托的悲观主义及其对共产党员军官的敌意，“他发挥不了什么作用”。[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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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让共产党人及其盟友感到恼火的是普列托对那些已经升任军官的共产党民兵指挥官的敌意，例如恩里克·利斯特、胡安·莫德斯托、“农夫”巴伦廷·冈萨雷斯和曼努埃尔·塔圭尼亚。热情之花断言：“普列托不相信从人民当中脱颖而出的指挥官的军事才能。他也不信任职业军官，虽然他支持并且保护他们。另一方面，他不放弃任何反对民兵指挥官的机会，尤其是在他们是共产党员时。除了其根深蒂固的反共立场之外，他的态度实质上体现了某些他不承认却又让他彻夜难眠的东西：他知道，人民军……是一支将对形成西班牙未来的政治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强大的革命力量。”[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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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是由于这个原因，普列托准备竭尽全力阻止共产党控制武装力量。他的副官阿尔韦托·巴约上尉甚至在一九四四年出版于墨西哥的一本书中声称，为了对抗苏联的影响，国防部长当时表示愿意把西班牙的三个战略要地割让给英国以换取后者的军事援助。据我所知，该书出版时居住在墨西哥并大量写作的普列托从未否认过这种说法。据说，这个建议是一九三八年二月向两名英国空军军官R.V.戈达德上校和H.M.皮尔逊少校提出的。两名英国军官在即将返回伦敦时前去拜访国防部长，据当时正与普列托一起参加一个会议的巴约上尉说，普列托通过其担任翻译的秘书希塞拉讲了下面这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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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确信，如果英国不支持我们，我们将输掉这场战争。这些绅士返回他们的国家后……我希望他们代表我国政府提出一个秘密建议，我将急切地等待对此建议的一个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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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建议如下：如果英国愿意将天平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倾斜——它随时可以这样做而且应当这样做——从而使我们获胜并使我们不再受制于目前唯一一个用战争物资帮助我们的国家苏联的话，西班牙将由我做中间人，把固若金汤的卡塔赫纳海军基地、装备精良的马翁海军基地和景色壮观的维哥港湾——那里宽阔得足以成为整个英国舰队的避风港——转让给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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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这三个海军基地，英国将会发现它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力量［546］大大增强，而西班牙则将受惠于英国的保护，永远摆脱受苏联影响的一切可能。[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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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在一九四八年曾与（当时已是空军上校并在利马担任英国驻秘鲁大使馆空军武官的）皮尔逊通信联系，但我仍然无法确认巴约所讲述的这件事情。“我恐怕我的回答将会让您有点失望，”他在信中写道，“但是您应当理解，即使现在我也无权透露任何一次机密谈话的内容，就算我还记得它。戈达德和我访问西班牙的主要目的是空军情报。不过，让谈话偏向或者转移到国际政治斗争上面是我们的各级主人常有的习惯。外交部是唯一可以证实或者否认有关情况的权威部门：巴约提到的普列托建议实际上是否通过戈达德向英国政府提出过，还有，英国政府是否作出了什么答复。”[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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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巴约的说法准确与否，如同人们不会相信共产党人攻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主要原因是其所谓昏庸无能和老态龙钟一样，谁也不会真的相信，促使共产党人决定将普列托逐出国防部并由胡安·内格林取而代之的是普列托的“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而不是他阻止他们掌握军队控制权的魄力。对于内格林的辩护士和歌颂者来说，对于那些极力渲染内格林的所谓政治独立性并将其在内战期间的行为理想化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来说，具有启发性的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内格林取代普列托接管国防部以后，共产党人为取得军队的控制权而开展的反对拉尔戈·卡瓦列罗和普列托的激烈斗争戛然而止。在证明内格林对西班牙共产党唯命是从这方面，单是这一事实本身，就比本书收集到的所有资料证据都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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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共产党人逐出国防部——本书将在后面某一章里讨论这件事情——之前，普列托在另一个与共产党人控制军队有关的重大问题上显示出他的难以对付。这指的是他为防止新成立的军事调查局（SIM）不可挽回地落入西班牙共产党及其苏联盟友之手所作的努力。他对西班牙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说时承认，尽管他在“某些苏联专家”的建议下同意成立军事调查局，但他最初反对这个主意，因为“如此敏感的一个部门可能会像最近发生在安全总局的情况那样，被不受政府控制的人所掌握”。[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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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曾经引用的《对斯坦利·G.佩恩教授问卷的答复》中，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看来[令人奇怪的是]，当我坚决要求让我组建一个军事调查局时，[普列托]拒绝了我的要求。……我曾经直接对他说，他的[拒绝]不仅对西班牙军队不公平，而且对正在西班［547］牙战斗牺牲的苏联士兵——飞行员、坦克手、炮兵——不公平。……我问他：‘你为什么回避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差点让我跌倒在地。‘我担心情报机构被你们掌握，’他带着捉弄人的微笑说，‘总有一天你们将会逮捕我和其他政府成员，扶持我们西班牙的共产党人上台执政。’……[我]说他可以派他自己的人担任军事调查局负责人，我只提供传授技术的顾问。这似乎让他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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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普列托在八月九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发布了成立军事调查局的命令，它的正式职责是“打击间谍活动，防止破坏行为，根据国防部的指示在军队内部执行调查防范任务”。普列托说，他亲自起草了这项命令，“因为我不想毕恭毕敬地照搬交给我的方案”。[60]命令第二条规定，军事调查局所有负责人、督导人员和特工的任用是国防部长独自拥有的特权。不过，普列托并没有把他的任用限制在非共产党人的范围内。因为他告诉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他根据“那些方案策划人”的推荐任命古斯塔沃·杜兰——我们很快将会看到，西班牙共产党始终声称杜兰是共产党员——为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地区负责人。[61]杜兰是一位富有才华的作曲家和语言学家，他曾经是著名的共产党民兵第五团的一名指挥官，[62]随后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苏联将军埃米利奥·克莱贝尔的译员兼参谋长。[63]后来，在内格林手下，他将被提拔为第二十军军长。[64]“他们没有向我隐瞒被推荐者是共产党员。”普列托告诉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但我仍然任命了他。”[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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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洛夫证实，他告诉杜兰，国防部长不喜欢共产党人，因此，他不应当任用太多共产党人做他的部下。“‘采用与内阁成员相同的比例。内阁里只有两位共产党人部长。’我说。大约过了一天，普列托打电话对我说，他想任命他的一位社会党人私人朋友做杜兰的副手。他希望我不要反对。当然，我不反对。‘能派多少就派多少社会党人和你的朋友，’我对他说，‘每个人都有工作要做。’”[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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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奥尔洛夫是否力劝杜兰不要任用太多共产党人值得怀疑，因为，据普列托说，杜兰任用了数百名共产党人做他的特工，而社会党人才四五名。这是“不能容忍的”，普列托说，于是，他将杜兰撤了职，重新委派他担任第四十七师师长。[67]杜兰立即去找奥尔洛夫。“我刚刚被撤职了。”他告诉后者。“我几乎无法相信这件事。”奥尔洛夫后来确认。不到十五分钟，这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已经来到普列托的办公室。“‘你为什么这样做？’我问普列托。他眨眨眼睛。他流利的口齿结巴起来。‘杜兰任用了太多共产党人，实际上，他只任用共产党人。’‘这不是事实。’我反驳道，‘这是附有党派身份的新人员名单。［548］其中社会党人是共产党人的四倍。’但是普列托固执己见。……我坚决要求普列托收回命令，恢复杜兰的职务。”然后，普列托看着手表说，他会在第二天继续讨论。“‘没有什么要讨论了。’我说，‘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不恢复杜兰的职务，我永远不会再来见你。’我坐进我的汽车里，这是我最后一次与普列托谈话。这发生在星期四，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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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托对这件事情的说法与奥尔洛夫大致相同。他告诉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他对奥尔洛夫说，他将杜兰撤职是因为他没有“任用人员的权力”。奥尔洛夫对此回答道：“杜兰可以任用临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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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人员、固定人员都不能任用！”普列托反驳道，“这是在西班牙，而且，临时人员变成了固定人员。”普列托肯定记得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国防部长时临时任命的数百名共产党人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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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要求立即恢复杜兰少校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地区负责人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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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遗憾，但我不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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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同意杜兰复职，我将断绝与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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