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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但是，杜兰少校将继续指挥他的部队而不是返回军事调查局。你的行为毫无道理，我也不会向你屈服。”[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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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古斯塔沃·杜兰在美国居住两年之后而不是现行规定通常要求的七年之后成为美国公民，并在四十年代初期受雇于美国国务院担任敏感的职务。由于就其内战期间可疑的共产党员身份所发生的争论在美国激烈进行多年仍无结果，因此，将某些情况记录在案有重要的意义。如今，一九七七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已经明确确认他在战时是共产党员，[70]另外，据我个人了解，内战期间以及战后我在墨西哥遇见和采访过的那些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对他都非常尊重。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坚决要求应当让杜兰继续担任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地区负责人这一事实表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西班牙共产党无条件地信任他。可是，在内战结束以后，当他移居美国先是接受（美国众议院）帕内尔·托马斯非美活动委员会、后又接受参议院政府运行委员会的约瑟夫·麦卡锡的调查时，他否认自己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或是一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加入美国国籍后不久，他被国务院的斯普鲁伊尔·布雷登雇用，一九四六年迫于压力从国务院辞职。后来他成为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计划的一名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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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文职人员委员会忠诚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以下述方式解释了他与共产党人的关系：“我必须附加这一段说明，即使冒着被误解的风险，在西班牙内战的第一年，我看到的共产党人的行为只是我指挥的［549］部队里那一个个共产党员在前线的表现，从勇敢和纪律的角度看，他们的表现符合公认的军人标准。因此（在内战期间自然而然），我对他们的态度——像几乎所有共和派军事领导人当时的态度一样——是友好的。当我逐渐了解到下面的一些情况以后，我的态度变得越来越不友善：共产党人手段残忍而且表里不一，他们企图完全控制他们参与的所有事情，实际上他们首先效忠的不是他们声称为之效力的政府而是他们的党，最后还有，这个党所接到的指示不是基于理想主义，而是基于非常具体的利益，这些利益完全不符合西班牙人民的利益。”[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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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奥尔洛夫声称他在与普列托就杜兰复职一事争吵之后召回了他的顾问，因此他们“与军事调查局再也没有任何关系”，[72]但这并不是事实。正如时任安全总局局长的加夫列尔·莫隆所证实：“像所有其他事情一样，军事调查局被我们的苏联好朋友暗中控制着，他们终于侵入部长的势力范围，接管了不可分割的任命调动人员的职能和权力。”[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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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这个时候，估计当时普列托的反抗已对共产党人造成了威胁，据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奥尔洛夫决定暗杀国防部长。埃尔南德斯声称，他从自己的警卫班长梅纳那里听说了这个阴谋，梅纳则是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西班牙特工安东尼奥·苏维奥伦那里得到的消息，结果，他通知柯多维拉和盖基斯及时挽救了普列托的生命。“听着，”他对苏联大使说，“在发生了宁被劫持并且‘失踪’的惊人丑闻之后，如果奥尔洛夫犯下他正针对普列托策划的罪行，我将亲自谴责这一罪行。”[74]尽管历史学家必须认真地筛选埃尔南德斯提供的证据，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奥尔洛夫不会想到暗杀这种非常符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口味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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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现在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显然，像其前任拉尔戈·卡瓦列罗一样，普列托绝不会成为他们的棋子，因此，撤换他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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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37—38页。这件事得到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证实，他把它写进了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那天的日记，见《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7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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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620页。关于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加入共产党的情况，见本书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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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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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前社会党议会议员阿方索·金塔纳—佩纳向我这样形容的，他非常了解拉莫内达，将其描述成为“一个没有理想的人，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最大的欲望是控制人”（一九七九年我在旧金山对阿方索·金塔纳—佩纳的采访）。另外，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认为拉莫内达是“非常聪明正直的人”（见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让我去战斗》，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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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212页。在此前的某个场合拉莫内达说：“毫无疑问，我们不仅必须实现行动的统一，而且必须实现组织的统一。但是，我们首先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共同行动的考验。”（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光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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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们务必牢记，拉莫内达是一个具有相当实践经验的老练政客，在共产党内和社会党内都是这样，共产国际初期，他曾担任西班牙共产党内务秘书的职务（见本书第三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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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三卷，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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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西班牙共产党史》，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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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共产国际简史》，第443页。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陶里亚蒂通知共产国际，“社会党领导人[对两党合并]的抵制仍然非常坚决，我这里指的是社会党温和派，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卡瓦列罗派顽固地反对两党合并”（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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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内战刚一爆发，玛格丽特·内尔肯就加入了西班牙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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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拉尔夫·贝茨一九四〇年写给我的信，第1—4页，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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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九三五年勒鲁执政期间，西班牙语增加了“斯特拉佩洛”这个词。当时，一名荷兰投机商说服某些政府部长批准了一种被称为“斯特拉佩洛”的新型轮盘赌，据说这种轮盘赌保证盈利。丑闻曝光以后，这个词进入西班牙语，表示黑市或者任何不正当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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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欧多西奥·拉维内斯，《延安方式》，第202—203和210—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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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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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九四〇年三月我在库埃纳瓦卡对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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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56—460页。正如费希尔指出的那样，她的自传《辉煌不再》没有提到她离开对外新闻司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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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辉煌不再》，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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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一九四〇年三月我在墨西哥的库埃纳瓦卡对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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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实例见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前进报》（卡瓦列罗派）；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和九月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和三十一日《巴伦西亚通讯》（卡瓦列罗派）；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社会熔炉报》（全国劳工联合会）；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自由青年报》（自由主义青年运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和九月五日《社会主义者》（普列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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