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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建议如下：如果英国愿意将天平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倾斜——它随时可以这样做而且应当这样做——从而使我们获胜并使我们不再受制于目前唯一一个用战争物资帮助我们的国家苏联的话，西班牙将由我做中间人，把固若金汤的卡塔赫纳海军基地、装备精良的马翁海军基地和景色壮观的维哥港湾——那里宽阔得足以成为整个英国舰队的避风港——转让给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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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这三个海军基地，英国将会发现它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的力量［546］大大增强，而西班牙则将受惠于英国的保护，永远摆脱受苏联影响的一切可能。[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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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在一九四八年曾与（当时已是空军上校并在利马担任英国驻秘鲁大使馆空军武官的）皮尔逊通信联系，但我仍然无法确认巴约所讲述的这件事情。“我恐怕我的回答将会让您有点失望，”他在信中写道，“但是您应当理解，即使现在我也无权透露任何一次机密谈话的内容，就算我还记得它。戈达德和我访问西班牙的主要目的是空军情报。不过，让谈话偏向或者转移到国际政治斗争上面是我们的各级主人常有的习惯。外交部是唯一可以证实或者否认有关情况的权威部门：巴约提到的普列托建议实际上是否通过戈达德向英国政府提出过，还有，英国政府是否作出了什么答复。”[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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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巴约的说法准确与否，如同人们不会相信共产党人攻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主要原因是其所谓昏庸无能和老态龙钟一样，谁也不会真的相信，促使共产党人决定将普列托逐出国防部并由胡安·内格林取而代之的是普列托的“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而不是他阻止他们掌握军队控制权的魄力。对于内格林的辩护士和歌颂者来说，对于那些极力渲染内格林的所谓政治独立性并将其在内战期间的行为理想化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来说，具有启发性的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内格林取代普列托接管国防部以后，共产党人为取得军队的控制权而开展的反对拉尔戈·卡瓦列罗和普列托的激烈斗争戛然而止。在证明内格林对西班牙共产党唯命是从这方面，单是这一事实本身，就比本书收集到的所有资料证据都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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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共产党人逐出国防部——本书将在后面某一章里讨论这件事情——之前，普列托在另一个与共产党人控制军队有关的重大问题上显示出他的难以对付。这指的是他为防止新成立的军事调查局（SIM）不可挽回地落入西班牙共产党及其苏联盟友之手所作的努力。他对西班牙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说时承认，尽管他在“某些苏联专家”的建议下同意成立军事调查局，但他最初反对这个主意，因为“如此敏感的一个部门可能会像最近发生在安全总局的情况那样，被不受政府控制的人所掌握”。[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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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曾经引用的《对斯坦利·G.佩恩教授问卷的答复》中，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看来[令人奇怪的是]，当我坚决要求让我组建一个军事调查局时，[普列托]拒绝了我的要求。……我曾经直接对他说，他的[拒绝]不仅对西班牙军队不公平，而且对正在西班［547］牙战斗牺牲的苏联士兵——飞行员、坦克手、炮兵——不公平。……我问他：‘你为什么回避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差点让我跌倒在地。‘我担心情报机构被你们掌握，’他带着捉弄人的微笑说，‘总有一天你们将会逮捕我和其他政府成员，扶持我们西班牙的共产党人上台执政。’……[我]说他可以派他自己的人担任军事调查局负责人，我只提供传授技术的顾问。这似乎让他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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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普列托在八月九日的《国防部官方日志》上发布了成立军事调查局的命令，它的正式职责是“打击间谍活动，防止破坏行为，根据国防部的指示在军队内部执行调查防范任务”。普列托说，他亲自起草了这项命令，“因为我不想毕恭毕敬地照搬交给我的方案”。[60]命令第二条规定，军事调查局所有负责人、督导人员和特工的任用是国防部长独自拥有的特权。不过，普列托并没有把他的任用限制在非共产党人的范围内。因为他告诉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他根据“那些方案策划人”的推荐任命古斯塔沃·杜兰——我们很快将会看到，西班牙共产党始终声称杜兰是共产党员——为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地区负责人。[61]杜兰是一位富有才华的作曲家和语言学家，他曾经是著名的共产党民兵第五团的一名指挥官，[62]随后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一旅的苏联将军埃米利奥·克莱贝尔的译员兼参谋长。[63]后来，在内格林手下，他将被提拔为第二十军军长。[64]“他们没有向我隐瞒被推荐者是共产党员。”普列托告诉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但我仍然任命了他。”[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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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洛夫证实，他告诉杜兰，国防部长不喜欢共产党人，因此，他不应当任用太多共产党人做他的部下。“‘采用与内阁成员相同的比例。内阁里只有两位共产党人部长。’我说。大约过了一天，普列托打电话对我说，他想任命他的一位社会党人私人朋友做杜兰的副手。他希望我不要反对。当然，我不反对。‘能派多少就派多少社会党人和你的朋友，’我对他说，‘每个人都有工作要做。’”[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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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奥尔洛夫是否力劝杜兰不要任用太多共产党人值得怀疑，因为，据普列托说，杜兰任用了数百名共产党人做他的特工，而社会党人才四五名。这是“不能容忍的”，普列托说，于是，他将杜兰撤了职，重新委派他担任第四十七师师长。[67]杜兰立即去找奥尔洛夫。“我刚刚被撤职了。”他告诉后者。“我几乎无法相信这件事。”奥尔洛夫后来确认。不到十五分钟，这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已经来到普列托的办公室。“‘你为什么这样做？’我问普列托。他眨眨眼睛。他流利的口齿结巴起来。‘杜兰任用了太多共产党人，实际上，他只任用共产党人。’‘这不是事实。’我反驳道，‘这是附有党派身份的新人员名单。［548］其中社会党人是共产党人的四倍。’但是普列托固执己见。……我坚决要求普列托收回命令，恢复杜兰的职务。”然后，普列托看着手表说，他会在第二天继续讨论。“‘没有什么要讨论了。’我说，‘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不恢复杜兰的职务，我永远不会再来见你。’我坐进我的汽车里，这是我最后一次与普列托谈话。这发生在星期四，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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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托对这件事情的说法与奥尔洛夫大致相同。他告诉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他对奥尔洛夫说，他将杜兰撤职是因为他没有“任用人员的权力”。奥尔洛夫对此回答道：“杜兰可以任用临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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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人员、固定人员都不能任用！”普列托反驳道，“这是在西班牙，而且，临时人员变成了固定人员。”普列托肯定记得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拉尔戈·卡瓦列罗担任国防部长时临时任命的数百名共产党人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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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要求立即恢复杜兰少校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地区负责人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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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遗憾，但我不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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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同意杜兰复职，我将断绝与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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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但是，杜兰少校将继续指挥他的部队而不是返回军事调查局。你的行为毫无道理，我也不会向你屈服。”[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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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古斯塔沃·杜兰在美国居住两年之后而不是现行规定通常要求的七年之后成为美国公民，并在四十年代初期受雇于美国国务院担任敏感的职务。由于就其内战期间可疑的共产党员身份所发生的争论在美国激烈进行多年仍无结果，因此，将某些情况记录在案有重要的意义。如今，一九七七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已经明确确认他在战时是共产党员，[70]另外，据我个人了解，内战期间以及战后我在墨西哥遇见和采访过的那些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对他都非常尊重。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坚决要求应当让杜兰继续担任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地区负责人这一事实表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和西班牙共产党无条件地信任他。可是，在内战结束以后，当他移居美国先是接受（美国众议院）帕内尔·托马斯非美活动委员会、后又接受参议院政府运行委员会的约瑟夫·麦卡锡的调查时，他否认自己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或是一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加入美国国籍后不久，他被国务院的斯普鲁伊尔·布雷登雇用，一九四六年迫于压力从国务院辞职。后来他成为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计划的一名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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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文职人员委员会忠诚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以下述方式解释了他与共产党人的关系：“我必须附加这一段说明，即使冒着被误解的风险，在西班牙内战的第一年，我看到的共产党人的行为只是我指挥的［549］部队里那一个个共产党员在前线的表现，从勇敢和纪律的角度看，他们的表现符合公认的军人标准。因此（在内战期间自然而然），我对他们的态度——像几乎所有共和派军事领导人当时的态度一样——是友好的。当我逐渐了解到下面的一些情况以后，我的态度变得越来越不友善：共产党人手段残忍而且表里不一，他们企图完全控制他们参与的所有事情，实际上他们首先效忠的不是他们声称为之效力的政府而是他们的党，最后还有，这个党所接到的指示不是基于理想主义，而是基于非常具体的利益，这些利益完全不符合西班牙人民的利益。”[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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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奥尔洛夫声称他在与普列托就杜兰复职一事争吵之后召回了他的顾问，因此他们“与军事调查局再也没有任何关系”，[72]但这并不是事实。正如时任安全总局局长的加夫列尔·莫隆所证实：“像所有其他事情一样，军事调查局被我们的苏联好朋友暗中控制着，他们终于侵入部长的势力范围，接管了不可分割的任命调动人员的职能和权力。”[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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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这个时候，估计当时普列托的反抗已对共产党人造成了威胁，据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说，奥尔洛夫决定暗杀国防部长。埃尔南德斯声称，他从自己的警卫班长梅纳那里听说了这个阴谋，梅纳则是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西班牙特工安东尼奥·苏维奥伦那里得到的消息，结果，他通知柯多维拉和盖基斯及时挽救了普列托的生命。“听着，”他对苏联大使说，“在发生了宁被劫持并且‘失踪’的惊人丑闻之后，如果奥尔洛夫犯下他正针对普列托策划的罪行，我将亲自谴责这一罪行。”[74]尽管历史学家必须认真地筛选埃尔南德斯提供的证据，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奥尔洛夫不会想到暗杀这种非常符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口味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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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现在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显然，像其前任拉尔戈·卡瓦列罗一样，普列托绝不会成为他们的棋子，因此，撤换他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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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37—38页。这件事得到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证实，他把它写进了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那天的日记，见《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7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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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全都是罪犯》，第620页。关于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加入共产党的情况，见本书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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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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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前社会党议会议员阿方索·金塔纳—佩纳向我这样形容的，他非常了解拉莫内达，将其描述成为“一个没有理想的人，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最大的欲望是控制人”（一九七九年我在旧金山对阿方索·金塔纳—佩纳的采访）。另外，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认为拉莫内达是“非常聪明正直的人”（见胡里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让我去战斗》，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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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三卷，第212页。在此前的某个场合拉莫内达说：“毫无疑问，我们不仅必须实现行动的统一，而且必须实现组织的统一。但是，我们首先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共同行动的考验。”（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光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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