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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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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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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陶里亚蒂的这一段话应当为所谓“真正的分享民主制”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标准，琼·巴思·厄本在她的著作《莫斯科与意大利共产党：从陶里亚蒂到贝林格》中认为，陶里亚蒂真诚地希望在西班牙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见第122—123页。她根据引自陶里亚蒂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提交莫斯科的报告中的以下内容（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33—134页）而不是根据本章注释21中我引用的关于武装夺取政权问题的那一段内容，对陶里亚蒂的想法作出了使人产生错误判断的解释：“最令人关注的事情是缺乏那些使广大群众能够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在目前的西班牙，议会几乎不代表任何人。……省市行政当局自上而下组成。……人民阵线委员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出现了工厂委员会，但是，无论是选举产生，还是由工会领导人从上面指定，建立工厂委员会都很困难：在我看来，它们通常是由上面指定的。在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经济组织的工会中，几乎没有什么民主。……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脱离了群众的控制。” “陶里亚蒂显然没有注意到向一九三七年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提交一份这样的报告所具有的讽刺意味。”厄本评论说，“不过，这只是更加清楚地显示了他自己对理想社会的看法及其对于苏联现实的幻想。”（厄本，《莫斯科与意大利共产党》，第122—123页）实际上，陶里亚蒂认为，在内战期间的西班牙，民主是共产党渗透工会和其他地方权力机构的一种手段。在对陶里亚蒂关心的所谓“真正的分享民主制”作出任何判断之前，有兴趣的读者应当认真研究一下他在西班牙逗留期间向莫斯科提交的那些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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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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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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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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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伊巴露丽向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召开的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作的报告，见多洛蕾丝·伊巴露丽《斗争：言论与行动，1936—1939》，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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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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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巴伦西亚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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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伊巴露丽，《斗争：言论与行动》，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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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据阿萨尼亚说，普列托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告诉他，百分之三十三的政治委员是共产党员，还有百分之十六的政治委员是“同为共产主义组织”的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成员（《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7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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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普列托一九三九年七月三日写给内格林的信，见《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94页。着重体是原有的。全国劳工联合会当然也对重新建立政治平衡感兴趣。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新近接替前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安赫尔·冈萨雷斯·希尔·罗尔丹在总政治部担任分支部门负责人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米格尔·冈萨雷斯·伊内斯塔尔（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国防部官方日志》）向国防部长提交了一份详细的“组织方案”，方案包括下面这项大胆但是不切实际的建议：“应按以下比例重新均衡地任命政治委员：社会党人，百分之三十三；自由主义者，百分之三十三；共产党人，百分之十四；共和派，百分之十；工联党，百分之五；地方党派，百分之五。”这份保存在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的文件详见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三卷，第3011—30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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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关于皮纽埃拉的简介，见雷希纳·加西亚《我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以及为什么掩盖》，第218—219页。在马德里的总政治部，雷希纳·加西亚主管新闻宣传部门并且负责《战士呼声报》，同上，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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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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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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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红色阵线报》和《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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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国防部官方日志》。另请参阅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二卷，第1630页，注释14；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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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据社会党人督察委员托马斯·莫拉在接受罗纳德·弗雷泽采访时说，见罗纳德·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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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5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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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国防部官方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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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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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557—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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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国防部官方日志》。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说，普列托“迫使”他辞职（德尔巴约，《让我去战斗》，第182页）。某种没有得到旁证的迹象表明，尽管克雷森西亚诺·毕尔巴鄂表面上是一名普列托派或温和派社会党人，他可能也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这一迹象来自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他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表示了以下看法：“对于我们来说，新的总政治部主任比以前那个更好。”（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56页）对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以前那个总政治部主任）的这种看法富有启发性，因为它表明，尽管德尔巴约为西班牙共产党出力不少，但他没有赢得陶里亚蒂的信任，即使他赢得了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任。陶里亚蒂说：“我们的一些同志——尤其是路易斯[柯多维拉的化名]——认为德尔巴约是一个完全被争取过来支持我们政策的人，只是有点软弱而已。我个人认为这是错误的：[德尔巴约]并没有与卡瓦列罗断绝关系，他玩弄阴谋诡计，扮演了某种不十分明确的角色。”（同上）陶里亚蒂对克雷森西亚诺·毕尔巴鄂的看法与总政治部组织部门负责人恩里克·卡斯特罗的说法有矛盾，卡斯特罗后来曾经告诉西班牙共产党，毕尔巴鄂“[作为总政治部主任]对于社会党人的帮助比对我们大得多”（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6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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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实例见一九三八年三月四日和三十日《共和国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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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另请参阅维达利向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见混合文件集，第九卷（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维达利在报告中说，普列托还将总政治部宣传部门的全体人员解职，包括所有共产党人政治委员。维达利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把这份报告的打印稿借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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