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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突然袭击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一场了不起的胜利。内战之前他们将其弱小的统一总工会（CGTU）与劳动者总工会合并，直到内战爆发时，他们在这个工会组织内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正如后来转投内格林的普列托派社会党人胡安—西梅翁·比达特在回忆录中坦率承认的那样：“他们没有基础和威望”，因此，他们在内战期间通过利用某些人来施加他们的影响力，“这些人除了党证之外与社会党人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留在我们党内比加入共产党对共产党人更有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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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在导致其宿敌政治毁灭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还有他对与之为控制军队斗得不可开交的共产党人所取得的这场胜利的感觉如何，在他的各种著述和公开发表的声明中，没有发现任何痕迹。在大多数情况下，普列托玩弄政治花招时总是喜欢匿影藏形，但是，在阿萨尼亚的日记中有证据表明，内阁全体成员一致希望彻底打垮那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而普列托在内阁中仍然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于社会党温和派（甚至对于共和派）来说，与除掉宿敌并且剥夺拉尔戈·卡瓦列罗在劳动者总工会的最后一点权力相比，这可能增强共产党的力量似乎显得并不重要。八月二十三日，突然袭击五周前，据阿萨尼亚记述，内格林告诉他，内阁一致同意将议会的开会日期推迟到十月：“内格林给我讲了许多理由。大部分理由不足为信，所有理由都神秘兮兮。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政府应当等到拉尔戈·卡瓦列罗不再担任劳动者总工会的书记为止，这好像得到了一致同意。内格林向我保证，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委员会将在下次会议上取代执委会。”内格林还告诉阿萨尼亚，由于卡瓦列罗打算在议会中反对政府，他和他的部长们认为，在卡瓦列罗被撤换之前应当将议会开会的日期推迟，“以使他在被解除了职务之后不能说，我在代表一百万工人发言”。为了掩饰自己对于卡瓦列罗的敌意，阿萨尼亚敷衍［559］地表示，推迟议会会期可能对政府不利，因为它不能公开透露推迟的理由，但是，他仍然同意内格林把议会开会的日期推迟到十月一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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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八日，据阿萨尼亚的日记记载，总统再次接待了内格林，内格林告诉他，卡瓦列罗已经与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以及另外一些议员一起拜访了议会议长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反对推迟议会会期：“他们想指责政府在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的表现；在政治领域，因为共产党人和苏联人的支配地位，而且因为他们认为全国劳工联合会正在遭受的迫害。”“内格林向我保证，”阿萨尼亚附带说明，“[苏联人和共产党人]现在被牢牢控制着，对他们的控制从未放松。”[23]阿萨尼亚在日记中没有记录他对这一明显的谎言作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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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十月一日为议会开会的日期正是时候，因为那天正逢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委员会选举新的执委会，拉尔戈·卡瓦列罗当时全神贯注于劳动者总工会的内部危机，以致没有参加议会会议。因此，共产党的势力加大对议会渗透的力度没有引起丝毫争议。像往常一样，共产国际的喉舌喋喋不休地声称政府遵守宪法的规定。“十月一日，”《国际新闻通讯》报道说，“……西班牙议会恢复工作。……内格林政府……表明它是最忠实地捍卫宪法的一届政府。……面对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盟友企图用来吓唬民主国家人民的‘布尔什维主义’、‘赤色西班牙’等不公正的指责，人民阵线的各个党派，尤其是共产党，日复一日坚持不懈地一再重申，‘我们正在为一个新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战’。因此，议会……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我们的斗争的性质：民主反对法西斯的斗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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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对斗争的这种过于简单的定义背后，共和派阵营中仍然反对共产党谋求霸权地位的那一部分人正在为生存进行持续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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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遭遇了明显的失败，但他拒绝承认新的执委会。结果，两个执委会在一种毫不掩饰的敌对状态下并存。“我们有理由怀疑，”两周后，卡瓦列罗在马德里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断言，“有人打算像在加泰罗尼亚那样对付劳动者总工会。你们都知道加泰罗尼亚有一个统一社会党，那不是统一社会党，而是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从一开始它就加入了第三国际，指挥[它]的那些人都是共产党员。……问题的实质是，由于加泰罗尼亚的劳动者总工会被共产党人所利用，由于因为我们的党实际上也被共产党人所利用，唯一能够反抗的组织是劳动者总工会。因此，他们想要占有它。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希望它保持自由。”[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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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这位社会党领导人施加压力，根据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回忆录《我的回忆》记载，政府决定“截取没收所有寄往劳动者总工会的信［560］件，包括寄给我个人的信件”。他指称，共和国通讯部长贝尔纳多·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同意了这一卑鄙的阴谋”。“似乎这样做还不够，政府命令银行不许工会提取任何存款，以使我们无法支付日常费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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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列罗的对手从其他方向同时开火。他断言，内格林、普列托和苏加萨戈伊蒂亚应当对免去他的两个议会职务——社会党少数派议员团主席和议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负责。“他们不会允许任何反对派存在，[所以]要有计划地剥夺我的所有职务。他们没有试图把我从马德里的社会党组织[他领导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中赶走，因为他们自己将被开除。”[27]的确，整个内战期间，马德里的社会党组织对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的忠诚保持不变，五月政府大改组后，他每星期天都在好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何塞·迪亚斯·阿洛尔和帕斯库亚尔·托马斯的陪同下从巴伦西亚去马德里参加会议。卡瓦列罗说，普列托派控制的西班牙社会党执委会企图“使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服从它的鲁莽政策”但没有成功，因为“马德里不向专制屈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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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巴伦西亚，普列托派社会党人比较幸运。在那里，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控制着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社会党内的第二大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自从拉尔戈·卡瓦列罗被逐出政府，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成为反对社会党温和派和西班牙共产党的中心。七月九日和十日，巴伦西亚省委员会在联盟总书记胡斯托·马丁内斯·阿穆蒂奥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并且通过一系列决议。其中最好斗的两项决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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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认真调查了因[西班牙共产党所控制的]巴伦西亚农民联合会的成立而在农村造成的问题之后，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同意，在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外围成立的任何组织都应被认为具有分裂倾向，……因此决定将所有加入农民联合会的党员开除出党——成立农民联合会的唯一目的是分裂农村的劳动者，它由恢复了西班牙政治最卑鄙、最残暴特征的那些人指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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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认为埃尔南德斯和热情之花攻击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演说破坏团结，因为它们造谣中伤。[30]因此我们一致同意立即解散巴伦西亚省的所谓社会党与共产党联络委员会，直到对方收回这些攻击性的言论为止。”[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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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六日，社会党执委会的喉舌《社会主义者》谴责了解散联络委员会的决定，该委员会是为促进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而在四月成立的，《社会主义者》还问道，“难道我们必须忍受眼看着不负责任的弊病在我［561］们党内滋生的耻辱吗？”答案很快就有了。七月二十五日，社会党执委会在温和派内政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同意的情况下决定采取行动。新近任命的温和派社会党人省长曼努埃尔·莫利纳·科内赫罗根据内政部长的命令行事，取缔了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并且正如拉尔戈·卡瓦列罗所指出的那样，任命了另一个“符合”政府和省长“口味”的委员会。[32]被取缔的委员会的总书记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证实：“中午，在一队[内格林的财政部管辖下的]边防警察的跟随下，一名警官带着社会党执委会的一封信和内政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签发的命令出现在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总部以及[联盟的日报，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前进报》的编辑部和印刷车间……命令我们交出办公室、文件和钱。……当我们试图反抗这种粗暴的行径时，那名警官告诉我们……他得到命令，如果我们不服从命令，他就把我们抓进省立监狱。”[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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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社会党执委会公开宣布了取缔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巴伦西亚省委员会的理由。它说，两年来，巴伦西亚社会主义者联盟选取了一种“不服管束的态度”，但是因其“蛊惑人心的宣言使它看上去似乎是个热心革命的组织”，所以没有采取纪律措施。[34]《红色阵线报》评论说，社会党执委会“及时有力地”采取了行动，同时谴责了“无产阶级和社会党团结的敌人”。它宣称，“这一伙人……挑拨工人互不信任，经常煽风点火尽其所能分裂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工人群众，进而阻止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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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前进报》使拉尔戈·卡瓦列罗及其支持者在西班牙全国只剩下一份日报——质量很差的劳动者总工会地方喉舌《巴伦西亚通讯》——为他的立场进行辩护。内战刚一爆发，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将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时，他失去了这个地方工会组织的喉舌《消息报》。过了还不到一年，他在马德里的喉舌《光明报》又被别人夺走了。现在必须剥夺他的最后一个日常传播媒介。在九月十五日写给莫斯科的一封信中，陶里亚蒂报告说，《巴伦西亚通讯》正在对西班牙共产党进行“卑鄙的诽谤”，党的书记处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同志们天天发誓，”他写道，“他们要把卡瓦列罗派赶出工会地方组织的领导层和报纸的编辑部。”他说，他们的计划是与劳动者总工会地方领导人中的温和派达成协议，然后“对报纸进行某种不完全合法的突然袭击，将卡瓦列罗派的编辑赶走，成立一个新的编辑部。他们向我保证，凭借当局的帮助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解决问题。就我而言，我一直鼓励并且督促他们按这种方法办”。但是，他不满地说，原来，党的书记处“根本没有从当局那里得到过提供帮助的任何承诺”，因此，劳动者总工会地方组织的温和派不准备发动突然袭击。“这样一来，整整一个月浪费在与温和派会谈、与当局会谈等琐事上，结果，在此期间，应当在群众中开展［562］的最基本的工作——动员工人在工厂和工会举行反对报纸及其编辑部的集会——完全被忽略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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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劳动者总工会地方组织中那些温和派的胆小怕事，新组成的全国执委会决定干预，十一月初，他们在内格林手下的一小队由恩里克·普恩特——此人后来成为总理信任的同伙[37]——指挥的边防警察的协助下，占领了《巴伦西亚通讯》的办公室。[38]在被夺走最后这个日常表达媒介之前，拉尔戈·卡瓦列罗大胆尝试与广大群众进行了一次近距离接触。十月十七日，在马德里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他的对手，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政治家的风范，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案或者发出什么号召。尽管如此，听众的反应非常强烈而且呈现一边倒的势头，这表明，这位年迈的社会党领导人仍然拥有大批追随者。当他登上讲台时，一个人大声喊道：“帕科，不要担心，你的所有老朋友全都与你一起在这里。”据社会党左派议员希内斯·甘加说，这种支持的表达使卡瓦列罗相信，“人民继续信任他”。[39]这次集会是在宽敞的帕迪尼亚斯影院举行的，虽然那里面积很大，但事实证明，它容纳不下集会的群众，结果，只好在另两家剧院装上扩音器。“群众的热情难以形容。”卡瓦列罗记述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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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卡瓦列罗计划在另外几个城市举行群众集会，但当局不允许他再次公开发表演讲。他被苏加萨戈伊蒂亚置于严密的监视下，当他由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鲁道夫·略皮斯、文塞斯劳·卡里略、帕斯库亚尔·托马斯和希内斯·甘加——这些人都是社会党议员和他的好友——等人陪同动身前往阿利坎特参加一系列群众集会的第一场集会时，突击卫队士兵的枪口阻止了他。[41]“专制、暴虐、不公胜利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痛苦地评论道。[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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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十月二十九日，阿萨尼亚与内格林讨论了这个问题。内格林告诉总统，已经要求拉尔戈·卡瓦列罗不要外出以免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当他坚持外出时，”阿萨尼亚记述道，“内政部长和总理决定阻止他。……内格林向我保证，拉尔戈几乎得不到公众的一点支持。他不会允许卡瓦列罗或者他的助手和顾问从事任何破坏活动，即使把他们抓进监狱并且送上[审理间谍和叛国罪的]特别法庭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正在巴伦西亚散布‘失败主义’。[43]……我强调说，他的组织应当严守审慎与宽容的原则，不要是事情弄到撕破脸的地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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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六日，拉尔戈·卡瓦列罗给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把他和其他社会党议员前往阿利坎特途中所蒙受的羞辱告诉了议会议长，说这是对所有忠于共和国的议员的“蓄意冒犯”。[45]问题被提交（刚刚将拉尔戈·卡瓦列罗免职的）议会常务委员会，但是，政府的行为得到除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以外的所有十六名常务委员会成员的［563］认可。社会党书记拉蒙·拉莫内达赞扬苏加萨戈伊蒂亚处理情况手段“巧妙”，热情之花则认为，政府在制止“某些可能引起混乱的公众集会”方面履行了它的职责。[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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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担任内政部副部长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比达特声称，听说卡瓦列罗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后，他问在其他方面胆小怕事的内政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47]这是不是事实，内政部长的回答让他“感到痛苦和震惊”：“这算什么！我准备把拉尔戈·卡瓦列罗和他的朋友关进监狱。……我的命令不公开进行讨论。”[48]尽管发出这样的威胁，卡瓦列罗的对手却承担不了采取这种极端行为的后果，不过，他被有效地剥夺了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直至内战结束，他再也不能通过报纸或者站在讲台上吸引公众舆论的注意了。“内格林政府的专制政权不允许在报纸和集会上发表任何不同意共产党行为的意见。”他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中写道，“也不能公开谴责劳动者总工会和社会党执委会与共产党所有丑恶行径的同流合污。”[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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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在最终剥夺拉尔戈·卡瓦列罗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之前，共产党人与社会党温和派联合起来企图夺走他的所有传播媒介并将他逐出各种社会生活的行为已经激怒了社会党左派。与公开进行的论战相比，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与社会党执委会十月中旬你来我往的三封信件更鲜明地表现了使之分裂成为两派的相互间的厌恶感。三封信的篇幅很长，下面是从其中摘录出来的部分内容：[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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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社会党执委会的第一封信写道]在共和国这一危急时刻，如果始终站在西班牙工人阶级前列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没有通过明确指出使我们陷入当前境地的那些人的错误和责任而把正在发生的事实真相告诉人们，那它就是逃避它的传统和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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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政党正在极其危险地暗中损害一些人的士气，这个政党的首要任务是以成为战时和战后独一无二的政治力量的暗藏祸心拼命扩大其政治势力，而它损害其士气的那些人……正在努力把这个国家从各种形式的国内外暴政中解放出来并将把人民——尤其是最广大的无产阶级——拥有当家做主的绝对自由的社会政治制度赋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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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三个月前，西班牙的反法西斯力量确实团结。所有党派和工会组织始终在政府中通力合作，共同承担战争的责任。如今，这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局面遭到了破坏。……谁应当对此负责呢？首先是共产党，它密谋策划把不同意它所引进的口号的个人和组织赶出政［564］府，接着，只要被它视为在军队和各个政府部门进行宗派活动的障碍，它就推翻那些过去被它奉若神明的偶像人物。它用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自己辩护：政党——而且特别是共产党——是享有特权的政治存在，几乎具有神的血统，它的任务是制定政策，而工会的任务只是行动，同时盲目服从新的精英。……[西班牙共产党]已经宣称，它要与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中反对其极权主义政策的那些人死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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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制造分裂的政党是反法西斯力量团结的凶恶敌人……但它却自称是西班牙工人阶级政治统一的倡导者。……它通过将其捆住手脚交给共产国际的方式兼并[社会党]青年运动和加泰罗尼亚社会党的先例对两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合并没有什么促进作用。共产党在前线和后方所实施的无数镇压迫害行为也不是有利于合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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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时必须指出这种政策在国际上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有人认为，作为五月事变的结果而把工会组织和社会党左派排除在政府之外将会促使欧美民主国家同情共和国的事业。截然相反的事情已经发生。国际形势现在比以往更加不利，这是以下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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