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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红色阵线报》（发自马德里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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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九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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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自由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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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九日《自由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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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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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九三七年七月二日《光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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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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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关于盟约的全文，见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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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巴伦西亚省的共产党组织第四次会议决议，被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引述，见《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180页。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工人世界报》和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为谴责这份盟约而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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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陶里亚蒂，《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件》，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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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萨拉米香肠是一种意大利香肠，味道较咸，常用刀切成小片食用。故用“萨拉米香肠战术”比喻分治渐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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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五十三章［555］ 拉尔戈·卡瓦列罗退出政坛，劳动者总工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签订联合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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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拉尔戈·卡瓦列罗从他在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的堡垒中驱逐出去，西班牙共产党直接利用社会党工会组织中左派与中间派的意见分歧并且发挥了它自己长期积累起来的影响，因为它不仅渗透到了普通会员当中，而且还将一些有影响的全国委员会成员纳入了党的轨道，其中包括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埃德蒙多·多明格斯、费利佩·普雷特尔（49）和何塞·罗德里格斯·维加。[1]这对卡瓦列罗来说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明文规定全国委员会拥有任命新的执委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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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总工会内部的蛮不讲理和意见分歧在五月变得特别引人注目，当时，执委会宣布它反对任何不是由卡瓦列罗担任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政府，而全国委员会并不赞成执委会所采取的立场。六月，当全国委员会成员兼银行雇员工会主席阿马罗·德尔·罗萨尔——他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著名追随者中最早转投西班牙共产党的人士之一——在批评了执委会的政策之后从执委会辞职时，[2]紧张状态加剧了。七月，拉尔戈·卡瓦列罗拒绝接受参加某个纪念内战爆发一周年的会议邀请后，气氛变得更加紧张。“如果共产党不准备出席，劳动者总工会肯定会派代表参加。”他答复说，“但是，因为[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刚刚在七月十日宣称，‘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是一伙团结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是一伙一事无成而且满腹怨恨的人，他们不代表任何人，他们把他们的怨恨和个人情绪置于人民的神圣利益之上’，所以，我们不可能与共产党参加同一个会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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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政治局宣称，这一答复最充分地证明了《红色阵线报》的说法：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的大部分成员并不代表群众的意愿。“不过，考虑到内战爆发一年后的国际形势，”它说，“各个党派组织之间应当保持［556］前所未有的最严格的协调一致，[这]将加强建立在尽快赢得战争进而开展人民革命这一共同目标基础上的团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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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革命”这一表述——多年以后西班牙共产党将其称为“民族革命战争”——是给国内听众的一点小恩小惠，最近被共产党用来安抚那些批评者，他们不接受为一个“新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而战的口号。[5]“人民革命”的性质并不比“新型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国”具有更明确的定义，因此，它并未消除人们的疑虑：一旦共产党人扩大并巩固了他们的权力，七月革命的势头将持续减弱，未来社会的格局将由西班牙共产党来决定，无论它喊什么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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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些仍然忠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西班牙社会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著名成员所发表的演说来看，社会党左派显然不相信西班牙共产党关于革命性质的口号。在九月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曾在卡瓦列罗政府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卡洛斯·德·巴赖瓦尔谴责了那些企图抑制人民群众“革命干劲”的人。“我们正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战的说法使战士和后方人员的热情减退。”在同一次集会上，前内政部副部长和劳动者总工会所属全国办公室雇员联合会书记卡洛斯·鲁维埃拉宣称：“今天，许多西班牙人在问自己，七月十八日的幻想在哪里。为什么街头不像当时那样充满活力？原因是，曾经出现了一次倒退。我们决不能忘记革命的规律，因为，在不革命的情况下，自由不可能取得胜利。……想使革命激情消失者大有人在，他们想给七月十八日塞进私货。西班牙工人阶级必须对这种形势作出反应。关于人民革命有许多说法，但是，在不进行社会革命的情况下，人民革命是一场什么革命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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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一下，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控制的对外新闻司认为它提出的“人民革命”的口号对于温和的外国舆论来说过于激进。例如，七月七日，我在发给合众社的电讯中引用了共产党政治局致社会党的一封信中的有关内容，这封信敦促两党实现合并，政治局认为，两党合并“是军事胜利的一种保证，同时也是巩固人民革命成果并且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共产党员新闻检查官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删去了用着重体标出的词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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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政治局看来，向卡瓦列罗发动进攻的时候到了。几乎可以肯定，七月三十日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签订的临时盟约增加了进攻的迫切性。共产党人及其盟友共同发难，要求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召开一次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没有宣布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不过显然是要选出一个新的执委会。八月中旬——当时对集体农庄的攻击登峰造极，共产党人要到几周之后才对全国劳工联合会作出安抚的姿态——《红色阵线报》不满地说，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通过允许工厂、车间和公用［557］事业“在没有政府介入的情况下”继续控制在各种委员会和工会的手中而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结成了联盟。它认为，这是生产处于无组织状态的根本原因之一。“拒不遵循劳动者总工会全国委员会制定的路线，控制着执委会的那个团体的主要领导人越来越屈从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工团主义政策，遭到执委会的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同志反对的这种倒行逆施解释了全国委员会关于没收财物、基础工业的国有化和工人管理的一系列决定为什么得不到贯彻执行。”《红色阵线报》继续说，劳动者总工会在与全国委员会对立方面甚至走得更远。在没有就与全国劳工联合会恢复关系这一问题与全国委员会进行协商的情况下，它一意孤行，缔结了一个“加强工团主义化倾向并与人民阵线政府对抗”的全国性联盟。“如果执委会继续在不受我们伟大的工会组织控制的情况下自行其是，这种政策将会导致什么后果？它可能导致劳动者总工会成为某个小团体的工具，这个小团体只由自己的个人野心所支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全国委员会必须立即开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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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周时间里，全国委员会根据劳动者总工会的章程多次要求执委会召开一次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但是，预见到危险的拉尔戈·卡瓦列罗不是对这些要求视而不见，就是寻找借口拒绝它们。“在答复我们的某一次要求时，”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写道，“执委会说，要求应当由所有联合会共同署名。这不符合规定。全国委员会成员不必按照这个程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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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挽救自己地位的孤注一掷的行动中，拉尔戈·卡瓦列罗以其没有缴纳会费这种简单的技术性理由将在全国委员会中拥有代表的四十二个联合会中的十个开除出劳动者总工会。[10]“然而，可怕的是，没有什么努力可以阻止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疯狂地走向分裂。”《红色阵线报》报道说，“它以没有缴纳会费为借口——这是执委会捏造的借口，因为它拒绝接受补缴的会费[11]——开除了十个全国联合会。”不过，《红色阵线报》断言，开除这些联合会不是一个是否遵守规定的问题，而是“为了在全国委员会获得绝对多数所玩弄的一种花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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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九日，全国委员会使事情发展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它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召开一次全体会议。[13]卡瓦列罗尖刻地对此回应说：“我们有责任提醒你们，未经执委会预先召集，全国委员会不能开会。如果你们所说的会议召开，它将被认为是反叛行为。”[14]全国委员会没有退缩，它发布通告，全体会议将在十月一日召开。通告称，根据章程第三十三条，“‘当多数代表认为必要时’——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全国委员会将［558］召开会议。[15]执委会对此回应说，它认为全国委员会召集开会的方式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挑衅行为”，同时威胁要暂时剥夺那些“在召开会议的要求上签名并且可能参加会议”的联合会的权利。[16]第二天，报纸公布了一份名单，列出了二十九个联合会，它们被卡瓦列罗控制的执委会开除或者暂时剥夺了权利。[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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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企图以玩弄策略压制全国委员会的疯狂尝试注定失败，因为拉尔戈的对手根本不在乎开除和暂时剥夺权利。的确，正如拉尔戈后来所说，他可能仍然享有大多数普通会员的支持，[18]但是，反对他的全国委员会成员掌握着大多数表决权。十月一日，在劳动者总工会总部的楼梯上仓促召开的临时会议上，全国委员会成员选出了一个新的执委会。[19]著名的一九三四年阿斯图里亚斯暴动领导人、普列托派社会党人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当选执委会主席，下面这些均为共产党的支持者的社会党人得到了剩余的关键位置，使西班牙共产党有效地控制了新的执委会：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副主席；何塞·罗德里格斯·维加，[20]总书记；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副书记；费利佩·普雷特尔，司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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