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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前进报》使拉尔戈·卡瓦列罗及其支持者在西班牙全国只剩下一份日报——质量很差的劳动者总工会地方喉舌《巴伦西亚通讯》——为他的立场进行辩护。内战刚一爆发，当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将劳动者总工会加泰罗尼亚地区联合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时，他失去了这个地方工会组织的喉舌《消息报》。过了还不到一年，他在马德里的喉舌《光明报》又被别人夺走了。现在必须剥夺他的最后一个日常传播媒介。在九月十五日写给莫斯科的一封信中，陶里亚蒂报告说，《巴伦西亚通讯》正在对西班牙共产党进行“卑鄙的诽谤”，党的书记处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同志们天天发誓，”他写道，“他们要把卡瓦列罗派赶出工会地方组织的领导层和报纸的编辑部。”他说，他们的计划是与劳动者总工会地方领导人中的温和派达成协议，然后“对报纸进行某种不完全合法的突然袭击，将卡瓦列罗派的编辑赶走，成立一个新的编辑部。他们向我保证，凭借当局的帮助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解决问题。就我而言，我一直鼓励并且督促他们按这种方法办”。但是，他不满地说，原来，党的书记处“根本没有从当局那里得到过提供帮助的任何承诺”，因此，劳动者总工会地方组织的温和派不准备发动突然袭击。“这样一来，整整一个月浪费在与温和派会谈、与当局会谈等琐事上，结果，在此期间，应当在群众中开展［562］的最基本的工作——动员工人在工厂和工会举行反对报纸及其编辑部的集会——完全被忽略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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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劳动者总工会地方组织中那些温和派的胆小怕事，新组成的全国执委会决定干预，十一月初，他们在内格林手下的一小队由恩里克·普恩特——此人后来成为总理信任的同伙[37]——指挥的边防警察的协助下，占领了《巴伦西亚通讯》的办公室。[38]在被夺走最后这个日常表达媒介之前，拉尔戈·卡瓦列罗大胆尝试与广大群众进行了一次近距离接触。十月十七日，在马德里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他的对手，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政治家的风范，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案或者发出什么号召。尽管如此，听众的反应非常强烈而且呈现一边倒的势头，这表明，这位年迈的社会党领导人仍然拥有大批追随者。当他登上讲台时，一个人大声喊道：“帕科，不要担心，你的所有老朋友全都与你一起在这里。”据社会党左派议员希内斯·甘加说，这种支持的表达使卡瓦列罗相信，“人民继续信任他”。[39]这次集会是在宽敞的帕迪尼亚斯影院举行的，虽然那里面积很大，但事实证明，它容纳不下集会的群众，结果，只好在另两家剧院装上扩音器。“群众的热情难以形容。”卡瓦列罗记述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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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卡瓦列罗计划在另外几个城市举行群众集会，但当局不允许他再次公开发表演讲。他被苏加萨戈伊蒂亚置于严密的监视下，当他由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鲁道夫·略皮斯、文塞斯劳·卡里略、帕斯库亚尔·托马斯和希内斯·甘加——这些人都是社会党议员和他的好友——等人陪同动身前往阿利坎特参加一系列群众集会的第一场集会时，突击卫队士兵的枪口阻止了他。[41]“专制、暴虐、不公胜利了。”拉尔戈·卡瓦列罗痛苦地评论道。[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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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十月二十九日，阿萨尼亚与内格林讨论了这个问题。内格林告诉总统，已经要求拉尔戈·卡瓦列罗不要外出以免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当他坚持外出时，”阿萨尼亚记述道，“内政部长和总理决定阻止他。……内格林向我保证，拉尔戈几乎得不到公众的一点支持。他不会允许卡瓦列罗或者他的助手和顾问从事任何破坏活动，即使把他们抓进监狱并且送上[审理间谍和叛国罪的]特别法庭也在所不惜，因为他们正在巴伦西亚散布‘失败主义’。[43]……我强调说，他的组织应当严守审慎与宽容的原则，不要是事情弄到撕破脸的地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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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六日，拉尔戈·卡瓦列罗给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把他和其他社会党议员前往阿利坎特途中所蒙受的羞辱告诉了议会议长，说这是对所有忠于共和国的议员的“蓄意冒犯”。[45]问题被提交（刚刚将拉尔戈·卡瓦列罗免职的）议会常务委员会，但是，政府的行为得到除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以外的所有十六名常务委员会成员的［563］认可。社会党书记拉蒙·拉莫内达赞扬苏加萨戈伊蒂亚处理情况手段“巧妙”，热情之花则认为，政府在制止“某些可能引起混乱的公众集会”方面履行了它的职责。[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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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担任内政部副部长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比达特声称，听说卡瓦列罗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后，他问在其他方面胆小怕事的内政部长苏加萨戈伊蒂亚[47]这是不是事实，内政部长的回答让他“感到痛苦和震惊”：“这算什么！我准备把拉尔戈·卡瓦列罗和他的朋友关进监狱。……我的命令不公开进行讨论。”[48]尽管发出这样的威胁，卡瓦列罗的对手却承担不了采取这种极端行为的后果，不过，他被有效地剥夺了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直至内战结束，他再也不能通过报纸或者站在讲台上吸引公众舆论的注意了。“内格林政府的专制政权不允许在报纸和集会上发表任何不同意共产党行为的意见。”他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中写道，“也不能公开谴责劳动者总工会和社会党执委会与共产党所有丑恶行径的同流合污。”[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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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在最终剥夺拉尔戈·卡瓦列罗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之前，共产党人与社会党温和派联合起来企图夺走他的所有传播媒介并将他逐出各种社会生活的行为已经激怒了社会党左派。与公开进行的论战相比，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与社会党执委会十月中旬你来我往的三封信件更鲜明地表现了使之分裂成为两派的相互间的厌恶感。三封信的篇幅很长，下面是从其中摘录出来的部分内容：[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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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社会党执委会的第一封信写道]在共和国这一危急时刻，如果始终站在西班牙工人阶级前列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没有通过明确指出使我们陷入当前境地的那些人的错误和责任而把正在发生的事实真相告诉人们，那它就是逃避它的传统和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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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政党正在极其危险地暗中损害一些人的士气，这个政党的首要任务是以成为战时和战后独一无二的政治力量的暗藏祸心拼命扩大其政治势力，而它损害其士气的那些人……正在努力把这个国家从各种形式的国内外暴政中解放出来并将把人民——尤其是最广大的无产阶级——拥有当家做主的绝对自由的社会政治制度赋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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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三个月前，西班牙的反法西斯力量确实团结。所有党派和工会组织始终在政府中通力合作，共同承担战争的责任。如今，这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局面遭到了破坏。……谁应当对此负责呢？首先是共产党，它密谋策划把不同意它所引进的口号的个人和组织赶出政［564］府，接着，只要被它视为在军队和各个政府部门进行宗派活动的障碍，它就推翻那些过去被它奉若神明的偶像人物。它用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自己辩护：政党——而且特别是共产党——是享有特权的政治存在，几乎具有神的血统，它的任务是制定政策，而工会的任务只是行动，同时盲目服从新的精英。……[西班牙共产党]已经宣称，它要与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中反对其极权主义政策的那些人死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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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制造分裂的政党是反法西斯力量团结的凶恶敌人……但它却自称是西班牙工人阶级政治统一的倡导者。……它通过将其捆住手脚交给共产国际的方式兼并[社会党]青年运动和加泰罗尼亚社会党的先例对两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合并没有什么促进作用。共产党在前线和后方所实施的无数镇压迫害行为也不是有利于合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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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时必须指出这种政策在国际上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有人认为，作为五月事变的结果而把工会组织和社会党左派排除在政府之外将会促使欧美民主国家同情共和国的事业。截然相反的事情已经发生。国际形势现在比以往更加不利，这是以下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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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那些民主国家的保守阶层认为，在政府更迭和政策变化的过程中，西班牙反法西斯阵线被削弱，叛军因而有了更大的获胜机会。……另一方面，那些民主国家包括广大国际工人阶级在内的大部分自由派认为，共产党在现政府中处于支配地位。这种看法由于某些与社会治安有关的事件——这些事件刺激了世界人民的良心——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报纸所进行的肆无忌惮地迫害宣传而强化。这一切促使我们所拥有的大部分国际支持者疏远了我们。这首先是因为共产党，它应当对这场危机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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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让共产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全部负责并不公平。它是主犯，但它不是唯一的罪犯。另一个政党驯顺地支持共产党大张旗鼓地开展制造分裂的诽谤宣传，甚至针对的是自己的党员。我们不会点它的名字。我们不想因为与我们具有同一血统的那些人的卑鄙行径使自己难堪。不过，绝大多数社会党党员明白我们指的是谁，因为他们知道一些难以理解的串通行为，这些行为的始作俑者迟早有一天将不得不对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和历史本身作出解释。我们听说过多种形式的背叛，但是，为了另一个政党的利益对自己的政党进行清洗却闻所未闻。这等于听命于那个政党并且默不作声地忍受它的侮辱，要不然［565］就是真的乐意。只有极少数反革命、反民主的人[这指的是社会党执委会]能够毫无顾忌地这样做，极少数为了权力而只关心权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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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执委会在回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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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的来信]没有熟悉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的落款，我们会以为那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最近散发的文件的副本；论点何其相似乃尔。你们的语言可能更加阴险更加好斗，这说明了无政府主义报纸大肆进行宣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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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你们的来信与一场坚持反对现政府……反苏、反对我们自己政党的运动目标一致。事实上，内格林政府拥有[西班牙社会党]全国委员会非常明确的支持，劳动者总工会应当足以使一个社会党的地方委员会不去攻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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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无政府主义者和你们自己说，……我们面临一种新的暴政，一种反西班牙的专制，你们认为共产国际应当对此负主要责任。萨拉曼卡和罗马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你们说政府专制，而西班牙共和派要求的是：一个治理国家的政府，不是一个必须天天请求不服管制者许可的政府。在战争期间，当一名社会党人不仅应当坚持原则做一名权力主义者，而且应当像你们一年多前呼吁无产阶级专政那样，热情地主张在不走极端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把权力集中起来时，身为社会党人——正统的社会党人！——的你们却鼓吹一种反权力主义或自由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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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西班牙的专制！的确，西班牙决不能对自己的命运失去信心，但它需要苏联的帮助，只要不丧失它的独立。正是在这个据你们说想把我国变成殖民地——托洛茨基分子和佛朗哥也这么说——的国家的帮助下，我们把自己从沦为殖民地的厄运中解救出来。……你们，你们这些昨天的布尔什维克攻击共产党，指责它扩张势力、为其成员弄到职位无所不用其极。现在不是讨论这种政策合法不合法的时候。那是[两党]联络委员会会议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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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称其超越国家与法律而且专制的共产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榜样，一个头脑冷静的榜样，一个富有责任心的榜样。此刻，在攻击共产党的同时，你们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更加紧密，不过，另一方面，你们消除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分歧的能力没有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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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们看来，政府已经疏远了民主国家的支持者。……民主国家为什么受到了刺激？因为，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它们却像你们自己一样恐惧地认为：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世界游荡。现在，看到你们及时散发的文件时，它们将比以往更加相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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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当你们指责本执委会与共产党串通一气时，你们违反了社会党的原则和纪律，并且双双背叛了它们。所幸令人放心的是，这是劳动者总工会和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共同参与的串通一气，我们认为它们的看法比一个地方委员会的看法更值得考虑。这是一种提出了以平等的地位合并——例如，就像法国社会党与行动和统一委员会那样——的问题的串通一气。你们提到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例子。我们没有与它们断绝关系。你们没有为它们成为现实存在作出过一点贡献。我们与此无关，但是反对拆散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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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似乎是最后一次书信往来的第三封信中，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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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你们的回信以后，……我们首先产生的念头是，就当没有收到它吧，因为我们相信，起草它的不仅有社会党人，而且还有共产党人；因为，在我们看来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竟然可以如此慷慨地为一个不是我们自己的政党作近乎低三下四的辩解和奉承。……但是，信中提到的事实和原则都是一些谎言的堆积，……以致它们只不过是既不正确也不明智的一面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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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有时说我们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有时又说我们是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在这方面你们也模仿共产党人，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你们的导师。你们像他们一样认为，通过用诬蔑不实之词对某些人进行辱骂就可以消灭他们。这是最幼稚的策略，因为，就连小孩都会觉得它可笑。如果你们企图用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那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狂热的沙文主义——定义我们，笑声在广州都能听到。但是，如果你们想说我们相信一种西班牙的社会主义，相信一种可以不顾外国干涉……完全按照我国人民的意愿并以他们喜欢的形式在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那么，这种西班牙社会主义，即使它不是普遍通用，这种非世界性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战士为什么要流血呢？为什么在革命初期同样受到外国入侵的苏联没有放弃在其领土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等待世界革命的爆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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