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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认为可能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吗？这是托洛茨基的基本信条。因此，你们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们不是。实际上，你们既不相信在一个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相信在全世界同时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你们已经失去了社会主义信仰，因为你们已经不相信无产阶级是一个注定要发动并且加强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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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党人，也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人，属于一个因其富有成果的悠久历史以及政治上的成熟而肩负着指导西班牙革命战争的任务的政党，尽管许多人背离了党的方向，他们自称社会党人，但只是一些名义上的社会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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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封信中，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谴责执委会在警察和“无耻小［567］人与叛徒”[51]的帮助下“卑鄙地抢走了”社会党左派的日报，而共产党仅仅在马德里就有五六份官方或者非官方的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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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报纸被夺走同样使社会党左派恼怒的是共产党报纸的为所欲为，它们可以不受限制地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拉尔戈·卡瓦列罗和他那些助手是劳动者总工会的敌人，”《红色阵线报》宣称，“所有工人都与他们断绝了关系。他们是工会团结的敌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敌人，人民阵线的敌人。”[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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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法国工会领导人莱昂·儒奥对争议作出仲裁的一九三八年一月之前，围绕着两个对立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而展开的斗争达到了沸点。偏袒共产党人的儒奥裁定，新的执委会应当扩充，把四名卡瓦列罗派人士包括进去。[53]但是，因为关键位置仍然由全国委员会任命的那些人占据着，而且因为执委会由十五名成员组成，所以，卡瓦列罗的四名代表并没有对共产党人控制这个工会组织造成威胁。[54]儒奥强烈要求卡瓦列罗加入新的执委会以“加强团结”，[55]卡瓦列罗拒绝了。他的决定受到对手的欢迎。“事实上，”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写道，“考虑到卡瓦列罗的性格及其‘顾问’灌输给他的大量政治毒素，对他来说，完全不可能与以冈萨雷斯·培尼亚为主席的新的执委会合作。后者也是社会党的主席，卡瓦列罗与社会党的领导层一直处于战争状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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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巩固了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胜利，新的执委会立即委派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和阿马罗·德尔·罗萨尔（两人均为亲共人士）以及西班牙教育工作者联合会（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los Trabajadores de la Enseñanza）书记塞萨尔·加西亚·隆巴迪亚（一九三九年一月被共产党开除[57]）开始为制订“一个联合行动总体方案”与全国劳工联合会进行谈判。[58]与此同时，十月开始向全国劳工联合会示好的共产党人继续高唱他们的塞壬之歌。（50）热情之花一月五日声称：“我们不允许革命在前进的过程中倒退。”[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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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为莫斯科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中，陶里亚蒂强调了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结盟的重要性，他还报告说，共产党向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示好的做法已受到鼓励。“最重要的是防止出现全国劳工联合会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因此，他说，“我们必须设法保证全国劳工联合会中的积极力量支持我们与投降分子和叛徒[例如普列托，阿萨尼亚和拉尔戈·卡瓦列罗]斗争。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巴斯克斯）赞成与我们结盟。”[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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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和另外一些温和派成员决定采取一种与对手和解的政策，他们相信共产党人已占据上风，相信先前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结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相信孤立［568］对于自由主义运动具有毁灭性。不过，陶里亚蒂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向莫斯科报告说，西班牙共产党和劳动者总工会“朝与无政府主义群众和组织建立友好关系的方向”进展得“太慢”。他指出，它们没有认识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转变使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它们也没有认识到，正是这种联合将使最终战胜无政府主义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他警告说，如果“我们不采取联合的政策，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实力将增强，……因为它的骨干力量比劳动者总工会的更能干，而且它还具有从脱离政府控制的一部分工人的角度看问题的优势”。他接着说，党已经与马里亚诺·巴斯克斯进行了接触，但到目前为止仍未达成协议。他最后说，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任务是使社会党人相信两个工会之间必须进行最紧密的合作，因此，“我们现在正全力以赴争取完成这一任务”。[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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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报告发往莫斯科后不久，两个工会的领导人之间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奥拉蒂奥·M.普列托和费德丽卡·蒙特塞尼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参加了会谈），[62]但是，直到三月十八日，在敌军对阿拉贡前线发动的压倒性攻势和迅速恶化的军事形势的压力下，双方才最终消除了各自提出的草案的分歧。[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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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协议确认工人对工厂的管理是工人取得的最有价值的革命成果之一并且要求使集体农庄合法化，但它是对无政府主义信条的一次全面否定，因为，它不仅在这两个问题上承认政府的最终权力和权威，而且在诸如工业国有化和正规军之类重大问题上承认政府的最终权力和权威。[64]尽管如此，协议仍然被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热情地接受了，[65]甚至被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些团体接受了，例如中部地区委员会，[66]可是归根到底，无论是工人对工厂的管理还是集体农庄，都没有获得合法的地位。因此，回想起来，协议似乎只是为共产党人及其盟友的以下目的服务的：加强他们对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优势地位并且确保在即将到来的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摊牌的决定性时刻得到后者的支持。将普列托赶出国防部是西班牙共产党的下一个目标。另外，协议还受到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些普通成员的欢迎，他们厌倦了激烈的派系斗争和连续发生的军事失败，但是，他们的热情大部分都被自由主义运动内部表示异议的声音淹没了。“我们知道，”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书记马里亚诺·巴斯克斯在为庆祝达成协议而举行的一次公众集会上宣称，“许多[同志]在得知劳动者总工会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就双方联合——这是我们为赢得战争胜利并且重建被破坏的经济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的总体方案达成协议的消息后非常生气。但是，我们对这些表示不满的人并不在意。……我与劳动者总工会书记罗德里格斯·维加同志的拥抱成为西班牙工人阶级团结的象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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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反对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所奉行的无政府主义的奥拉蒂奥·M.普列托——我们应当记得，他是促成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加入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重要因素——在内战结束以后明显满意地声称，全国［569］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达成的协议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前所未有的一场胜利”，因为它代表了作为一种非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无政府主义的“彻底失败”。“联合政府被正式承认，”他补充说，“为了现实牺牲了教条，因为现实不承认微妙的理论。”[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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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热情地接受了协议，它却加深了自由主义运动内部主张合作者与理想主义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后者认为接受政府管理是对无政府主义信条的否定，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次胜利。“共产党竭力引诱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著名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成员、内战期间大部分时间与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成员激烈论战的阿瓦德·德·桑蒂连写道，“以便控制并且利用这枚橡皮图章为它的霸权政策服务。全国委员会的同志们对这种引诱越顺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半岛委员会发现自己与全国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分歧就越大。”[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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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分歧暂时被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所缓和，因为两个敌对工会之间的斗争终于可以结束了。“在与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在未来繁重而光荣的任务中，”《红色阵线报》评论说，“全国劳工联合会与劳动者总工会达成的协议……是动员人民并且巩固其坚如磐石的团结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明白这一点，[因此]面对团结的敌人在可耻的绝望中可能玩弄的一切花招，他们准备捍卫无产阶级的团结并且加强人民阵线。”[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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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萨尔和多明格斯既是全国委员会成员，又是执委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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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能确定阿马罗·德尔·罗萨尔是自己选择辞职还是被迫辞职的（见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和七月十六日《巴伦西亚通讯》以及一九三七年七月三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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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举行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会议的一份报告（载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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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举行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会议的一份报告（载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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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本书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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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巴伦西亚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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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见“伯内特·博洛滕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从巴伦西亚发给合众社的电讯打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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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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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阿马罗·德尔·罗萨尔，《西班牙劳动者总工会史，1901—1939》，第二卷，第655页。虽然这部历史著作具有反拉尔戈·卡瓦列罗倾向并且偏袒支持作者的一方，但是，它的大量文献资料对于研究这一时期弥足珍贵。据这本书护封上的介绍，阿马罗·德尔·罗萨尔是内战期间最后一任劳动者总工会副书记，“是四十年来这个工会组织大部分档案的看管人，而且肯定是最有价值的那部分档案的看管人，人们可以说，是他挽救了这些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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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红色阵线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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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红色阵线报》几天前报道说，当一些联合会表示愿意将拖欠的会费交给司库时，它们被告知，“因为没有登记表”它们不能这样做（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红色阵线报》）。另请参阅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红色阵线报》和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光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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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红色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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