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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社会党执委会的第一封信写道]在共和国这一危急时刻，如果始终站在西班牙工人阶级前列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没有通过明确指出使我们陷入当前境地的那些人的错误和责任而把正在发生的事实真相告诉人们，那它就是逃避它的传统和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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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政党正在极其危险地暗中损害一些人的士气，这个政党的首要任务是以成为战时和战后独一无二的政治力量的暗藏祸心拼命扩大其政治势力，而它损害其士气的那些人……正在努力把这个国家从各种形式的国内外暴政中解放出来并将把人民——尤其是最广大的无产阶级——拥有当家做主的绝对自由的社会政治制度赋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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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三个月前，西班牙的反法西斯力量确实团结。所有党派和工会组织始终在政府中通力合作，共同承担战争的责任。如今，这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局面遭到了破坏。……谁应当对此负责呢？首先是共产党，它密谋策划把不同意它所引进的口号的个人和组织赶出政［564］府，接着，只要被它视为在军队和各个政府部门进行宗派活动的障碍，它就推翻那些过去被它奉若神明的偶像人物。它用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自己辩护：政党——而且特别是共产党——是享有特权的政治存在，几乎具有神的血统，它的任务是制定政策，而工会的任务只是行动，同时盲目服从新的精英。……[西班牙共产党]已经宣称，它要与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中反对其极权主义政策的那些人死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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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制造分裂的政党是反法西斯力量团结的凶恶敌人……但它却自称是西班牙工人阶级政治统一的倡导者。……它通过将其捆住手脚交给共产国际的方式兼并[社会党]青年运动和加泰罗尼亚社会党的先例对两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合并没有什么促进作用。共产党在前线和后方所实施的无数镇压迫害行为也不是有利于合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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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时必须指出这种政策在国际上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有人认为，作为五月事变的结果而把工会组织和社会党左派排除在政府之外将会促使欧美民主国家同情共和国的事业。截然相反的事情已经发生。国际形势现在比以往更加不利，这是以下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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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那些民主国家的保守阶层认为，在政府更迭和政策变化的过程中，西班牙反法西斯阵线被削弱，叛军因而有了更大的获胜机会。……另一方面，那些民主国家包括广大国际工人阶级在内的大部分自由派认为，共产党在现政府中处于支配地位。这种看法由于某些与社会治安有关的事件——这些事件刺激了世界人民的良心——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报纸所进行的肆无忌惮地迫害宣传而强化。这一切促使我们所拥有的大部分国际支持者疏远了我们。这首先是因为共产党，它应当对这场危机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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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让共产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全部负责并不公平。它是主犯，但它不是唯一的罪犯。另一个政党驯顺地支持共产党大张旗鼓地开展制造分裂的诽谤宣传，甚至针对的是自己的党员。我们不会点它的名字。我们不想因为与我们具有同一血统的那些人的卑鄙行径使自己难堪。不过，绝大多数社会党党员明白我们指的是谁，因为他们知道一些难以理解的串通行为，这些行为的始作俑者迟早有一天将不得不对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和历史本身作出解释。我们听说过多种形式的背叛，但是，为了另一个政党的利益对自己的政党进行清洗却闻所未闻。这等于听命于那个政党并且默不作声地忍受它的侮辱，要不然［565］就是真的乐意。只有极少数反革命、反民主的人[这指的是社会党执委会]能够毫无顾忌地这样做，极少数为了权力而只关心权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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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执委会在回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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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的来信]没有熟悉的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的落款，我们会以为那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最近散发的文件的副本；论点何其相似乃尔。你们的语言可能更加阴险更加好斗，这说明了无政府主义报纸大肆进行宣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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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你们的来信与一场坚持反对现政府……反苏、反对我们自己政党的运动目标一致。事实上，内格林政府拥有[西班牙社会党]全国委员会非常明确的支持，劳动者总工会应当足以使一个社会党的地方委员会不去攻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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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无政府主义者和你们自己说，……我们面临一种新的暴政，一种反西班牙的专制，你们认为共产国际应当对此负主要责任。萨拉曼卡和罗马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你们说政府专制，而西班牙共和派要求的是：一个治理国家的政府，不是一个必须天天请求不服管制者许可的政府。在战争期间，当一名社会党人不仅应当坚持原则做一名权力主义者，而且应当像你们一年多前呼吁无产阶级专政那样，热情地主张在不走极端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把权力集中起来时，身为社会党人——正统的社会党人！——的你们却鼓吹一种反权力主义或自由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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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西班牙的专制！的确，西班牙决不能对自己的命运失去信心，但它需要苏联的帮助，只要不丧失它的独立。正是在这个据你们说想把我国变成殖民地——托洛茨基分子和佛朗哥也这么说——的国家的帮助下，我们把自己从沦为殖民地的厄运中解救出来。……你们，你们这些昨天的布尔什维克攻击共产党，指责它扩张势力、为其成员弄到职位无所不用其极。现在不是讨论这种政策合法不合法的时候。那是[两党]联络委员会会议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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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称其超越国家与法律而且专制的共产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榜样，一个头脑冷静的榜样，一个富有责任心的榜样。此刻，在攻击共产党的同时，你们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更加紧密，不过，另一方面，你们消除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分歧的能力没有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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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们看来，政府已经疏远了民主国家的支持者。……民主国家为什么受到了刺激？因为，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它们却像你们自己一样恐惧地认为：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世界游荡。现在，看到你们及时散发的文件时，它们将比以往更加相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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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当你们指责本执委会与共产党串通一气时，你们违反了社会党的原则和纪律，并且双双背叛了它们。所幸令人放心的是，这是劳动者总工会和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共同参与的串通一气，我们认为它们的看法比一个地方委员会的看法更值得考虑。这是一种提出了以平等的地位合并——例如，就像法国社会党与行动和统一委员会那样——的问题的串通一气。你们提到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例子。我们没有与它们断绝关系。你们没有为它们成为现实存在作出过一点贡献。我们与此无关，但是反对拆散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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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似乎是最后一次书信往来的第三封信中，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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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你们的回信以后，……我们首先产生的念头是，就当没有收到它吧，因为我们相信，起草它的不仅有社会党人，而且还有共产党人；因为，在我们看来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竟然可以如此慷慨地为一个不是我们自己的政党作近乎低三下四的辩解和奉承。……但是，信中提到的事实和原则都是一些谎言的堆积，……以致它们只不过是既不正确也不明智的一面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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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有时说我们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有时又说我们是托洛茨基分子。甚至在这方面你们也模仿共产党人，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你们的导师。你们像他们一样认为，通过用诬蔑不实之词对某些人进行辱骂就可以消灭他们。这是最幼稚的策略，因为，就连小孩都会觉得它可笑。如果你们企图用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那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狂热的沙文主义——定义我们，笑声在广州都能听到。但是，如果你们想说我们相信一种西班牙的社会主义，相信一种可以不顾外国干涉……完全按照我国人民的意愿并以他们喜欢的形式在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那么，这种西班牙社会主义，即使它不是普遍通用，这种非世界性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战士为什么要流血呢？为什么在革命初期同样受到外国入侵的苏联没有放弃在其领土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等待世界革命的爆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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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认为可能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吗？这是托洛茨基的基本信条。因此，你们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们不是。实际上，你们既不相信在一个国家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相信在全世界同时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你们已经失去了社会主义信仰，因为你们已经不相信无产阶级是一个注定要发动并且加强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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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党人，也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人，属于一个因其富有成果的悠久历史以及政治上的成熟而肩负着指导西班牙革命战争的任务的政党，尽管许多人背离了党的方向，他们自称社会党人，但只是一些名义上的社会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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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封信中，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谴责执委会在警察和“无耻小［567］人与叛徒”[51]的帮助下“卑鄙地抢走了”社会党左派的日报，而共产党仅仅在马德里就有五六份官方或者非官方的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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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报纸被夺走同样使社会党左派恼怒的是共产党报纸的为所欲为，它们可以不受限制地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拉尔戈·卡瓦列罗和他那些助手是劳动者总工会的敌人，”《红色阵线报》宣称，“所有工人都与他们断绝了关系。他们是工会团结的敌人，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敌人，人民阵线的敌人。”[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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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法国工会领导人莱昂·儒奥对争议作出仲裁的一九三八年一月之前，围绕着两个对立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而展开的斗争达到了沸点。偏袒共产党人的儒奥裁定，新的执委会应当扩充，把四名卡瓦列罗派人士包括进去。[53]但是，因为关键位置仍然由全国委员会任命的那些人占据着，而且因为执委会由十五名成员组成，所以，卡瓦列罗的四名代表并没有对共产党人控制这个工会组织造成威胁。[54]儒奥强烈要求卡瓦列罗加入新的执委会以“加强团结”，[55]卡瓦列罗拒绝了。他的决定受到对手的欢迎。“事实上，”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写道，“考虑到卡瓦列罗的性格及其‘顾问’灌输给他的大量政治毒素，对他来说，完全不可能与以冈萨雷斯·培尼亚为主席的新的执委会合作。后者也是社会党的主席，卡瓦列罗与社会党的领导层一直处于战争状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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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巩固了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胜利，新的执委会立即委派埃德蒙多·多明格斯和阿马罗·德尔·罗萨尔（两人均为亲共人士）以及西班牙教育工作者联合会（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los Trabajadores de la Enseñanza）书记塞萨尔·加西亚·隆巴迪亚（一九三九年一月被共产党开除[57]）开始为制订“一个联合行动总体方案”与全国劳工联合会进行谈判。[58]与此同时，十月开始向全国劳工联合会示好的共产党人继续高唱他们的塞壬之歌。（50）热情之花一月五日声称：“我们不允许革命在前进的过程中倒退。”[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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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为莫斯科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中，陶里亚蒂强调了与全国劳工联合会结盟的重要性，他还报告说，共产党向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示好的做法已受到鼓励。“最重要的是防止出现全国劳工联合会铤而走险的可能性，”因此，他说，“我们必须设法保证全国劳工联合会中的积极力量支持我们与投降分子和叛徒[例如普列托，阿萨尼亚和拉尔戈·卡瓦列罗]斗争。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巴斯克斯）赞成与我们结盟。”[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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