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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一九三八年四月七日和八日《国防部官方日志》。另请参阅科登《历程》，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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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科登，《历程》，第394—3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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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三日《共和国官方公报》。另请参阅《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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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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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99—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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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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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科登，《历程》，第395—3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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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被普列托引述，见《普列托与内格林通信集》，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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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苏加萨戈伊蒂亚，《西班牙内战史》，第423—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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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第195和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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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奥利瓦雷斯伯爵（Conde-Duque de Olivares，1587—1645），西班牙首相，国王菲利普四世的宠臣，治理西班牙达二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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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卡冈都亚（Gargantua）为十六世纪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所著《巨人传》（原名《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中的巨人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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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摩洛（Moloch）是古代近东各地崇奉的神灵，信徒以儿童为牺牲向他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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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五十六章［600］ 共产党对安全部门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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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春夏时节，胡安·内格林及其共产党支持者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如果确如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上校断言的那样，共和派和社会党的沉寂是因为担心罢免内格林将会引发一场得到共产党控制的军队支持的政变；[1]如果确如普列托告诉社会党执委会的那样，阿萨尼亚“不再拥有改变共和国政策的自主权，因为军事指挥权全部被共产党人所垄断，他们还要继续抵抗”；[2]那么，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共和派和社会党的担心由于对军事调查局（SIM）的恐惧而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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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军事调查局的正式职责是“打击间谍活动，防止破坏行为，在军队内部执行调查防范任务”，[3]但是，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操纵引导下，[4]它很快渗入左派阵营的整个机体。“由‘苏联同志’建立的军事调查局的警察令人生畏，权力无边。”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写道，“政客和官员、士兵和将军在他们面前胆战心惊。对某人是可疑分子或敌视政权的指控可能像闪电一般突然降临。没有律师愿意承担为这种人辩护的风险，他可能在地牢里被杀害，也可能在水沟里被子弹打得浑身是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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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军事调查局不受法律约束的活动，积极参加了内战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在认真进行研究之后作了描述。他证实，军事调查局是一个警察网络系统，不仅在大大小小所有部队中活动，而且严密监视它自己的成员的行动。“军事调查局对政府部门无孔不入。在前线，被安插在军队各个级别的军事调查局特工拥有与政治委员和指挥官一样的权力，甚至比他们的权力还大。……在后方，军事调查局的特工让秘密警察自己感到害怕。在每一个看得见的特工背后，都有一个看不见的特工监视着他。”[6]他在另一本书里还写道，军事调查局在其他党派组织内部［601］刺探情报的活动非常“完美”，以致它们的协议和计划很快就被送到共产党的政治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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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最初拒绝了奥尔洛夫提出的让其组建一个军事情报机构的“坚决要求”，但是，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只提供传授技术的顾问”为条件，普列托最终同意了这个要求。[8]我们还知道，尽管普列托使所有负责人、督导人员和特工的任用成为他独自拥有的特权，[9]军事调查局马德里地区负责人古斯塔沃·杜兰仍然在没有向他请示的情况下任用了数百名共产党人特工。[10]奥尔洛夫后来宣称，在普列托将这位违反规定的负责人撤职并且拒绝让其复职后，他召回了他的顾问，因此他们“与军事调查局再也没有任何关系”。[11]这不是事实，因为，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时任安全总局局长的加夫列尔·莫隆证实，“像所有其他事情[包括他自己的部门]一样，军事调查局被我们的苏联好朋友暗中控制着”。[12]此外，一九三八年四月普列托下台后被内格林任命为军事调查局副局长的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承认，苏联顾问出没于这个部门，特别是奥尔洛夫和别拉耶夫。[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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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托无法控制军事调查局不仅因为招收了大批先前在革命初期临时拼凑起来的各种情报机构和警察队伍工作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而且因为没有找到一个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可靠人士来领导这个部门。他首先任命了社会党人安赫尔·迪亚斯·巴萨，事实证明他这位朋友并不称职；[14]接着任命了普鲁登西奥·萨亚圭斯，这位共和派人士只干了两个月；[15]最后是社会党人曼努埃尔·乌里瓦里中校，这位前国民卫队成员以背叛普列托而收场，他逃到了古巴——据说携带着现金和珠宝。[16]普列托一九三八年告诉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乌里瓦里是一名“资深社会党人”，最初忠实地为他效力，并且拒绝了奥尔洛夫的“助手”提出的在不通知国防部长的情况下“经常与他直接”磋商的要求。不过，普列托断言，乌里瓦里“因身为军事调查局局长——在这个岗位上他经常连续工作四五天而不睡觉——责任重大，精神状态越来越不稳定，他的行为发生了变化，逐渐向那些要求他与他们一起背着我做事的人妥协屈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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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作家推测，乌里瓦里也许被希望除掉他的共产党人摆布或诱骗了。[18]根据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的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这可能与乌里瓦里在军事调查局的朋友们的说法不符：“在发现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多次进行总数高达两千二百万比塞塔的诈骗活动之后”，他由于“个人安全”的原因逃离西班牙。[19]此外，他好像打算把共产党人从军事调查局清除出去。[20]无论如何，他的离开为提拔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铺平了道路，加尔塞斯此前一直是社会党人和普列托的支持者。乌里瓦里逃走之后，（二十二岁的）［602］军事调查局副局长加尔塞斯成为该组织的临时负责人（jefe accidental）。[21]由于再也没有任命正式的负责人，加尔塞斯的“临时”负责就变成了永久性的，他领导军事调查局直到内战结束。加尔塞斯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写给西班牙历史学家埃莱诺·萨尼亚的一封信中说，内格林任命他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为的是随时了解“普列托的人”在军事调查局中的活动并且“改善它的工作”，[22]尽管他对加泰罗尼亚著名作家和研究西班牙情报活动的权威D.帕斯托尔·佩蒂特说，他不愿接受这个职务，因为他“厌恶”与警察工作有关的一切事情。“我竭尽全力拒绝担任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并且向内格林博士的官方和私人‘助理’说明了我的态度，但是不起什么作用。”他说，亲自与总理面谈的结果只能是，他被迫担任这一职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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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他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非常有利，因为，据我曾多次引述其有价值的证言的何塞·穆尼奥斯·洛佩斯说，名义上是社会党人的加尔塞斯早已暗中开始为西班牙共产党效力。[24]以后多年，在继续坚定不移地忠于内格林的同时，他表现出对苏联人和西班牙共产党人的敌意，就像一九七四年他在墨西哥接受埃莱诺·萨尼亚的采访时所显示的那样。[25]然而，毋须赘言的是，没有苏联人和西班牙共产党人的支持，他不可能在内战期间担任这一关键职务。由于采访的关系萨尼亚与加尔塞斯多次接触，因此，我尊重他的判断。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加尔塞斯]首先是一个内格林派，只有在内格林实行某项有利于共产党人的政策时，他才是一个暗藏的共产党人。我[在一九七四年]认识他并且与他打交道时，这种暗藏的共产主义倾向已荡然无存。他在这一点上态度明确。”[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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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边防警察部队（内格林偏爱的警察部队）的上尉和一名总理的追随者，加尔塞斯在接受萨尼亚的采访时声称，内战期间内格林“并不在意西班牙共产党”，谈到共产党人时语气通常是轻蔑的。“另一方面，[内格林]与苏联在西班牙的政治领导人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正式身份为苏联贸易特使，与内格林把大量黄金运往苏联直接有关]关系融洽，他们天天一起进餐。”加尔塞斯还说，他们一起进餐时他多次在场。[27]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我们只能断定，早在被任命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之前，他就与内格林关系密切，因为，斯塔舍夫斯基于一九三七年年中被召回苏联并销声匿迹，距加尔塞斯担任军事调查局副局长和临时局长（一九三八年四月）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萨尼亚在写给我的信中表达了以下看法：内格林的密友、一九三七年五月至九月担任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的药理学家拉斐尔·门德斯博士[28]——他使加尔塞斯成为边防警察部队上尉并且担任他的副官——是使加尔塞斯得到提拔并使其成为“内格林的心腹之一”的“牵线人”。[29]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中，有一份令人感兴趣的文件，这份注明日期为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文件声称，为了控制军事调查局，（一九三八年四月被内格林任命为内政部副部长的）门德斯负责使加尔塞［603］斯升任高级职务并且设法使他长期留在那里。[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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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塞斯接替乌里瓦里之后，军事调查局通过压制对内格林政府的所有批评显出其特征。正如我经常引述的佩雷斯·萨拉斯上校所证实：“严重背离其使命的军事调查局拥有一个秘密特工网络，负责暗中监视所有敢于谈论总理的问题和战争发展趋势的人。这些人被当作反政府分子抓了起来。严厉批评——它们往往具有建设性，有时甚至是必要的——绝对禁止，公民自由——尽管在战时需要受到某种限制——彻底废除。”[31]也就是说，公民享有的自由发表意见、举行公众集会以及不受随意逮捕、调查和没收财产的权利被剥夺了。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些权利还会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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