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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政府从巴伦西亚转移到巴塞罗那后，共产党成为当地最强大的团体组织，在那里，军事调查局尤其让人感到害怕，第二届内格林政府组成后，它的权力达到顶峰。当时，帕斯托尔·佩蒂特断言，军事调查局“完全被西班牙共产党控制了”。[32]另一方面，在马德里，党的领导机构转移到巴塞罗那之后，共产党的影响逐渐减弱，据一九三八年五月共产党的一份秘密报告说，社会党在各个秘密警察部门的力量与共产党的力量相当。这份报告还说，在所有这些部门里，除了军事调查局之外，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的关系热情友好。[33]当共产党的影响在内战的最后几个月进一步减弱时，我们将会看到，由于民众的士气普遍低落，最初与共产党合作的军事调查局中部地区负责人、社会党人安赫尔·佩德雷罗开始疏远共产党，并且在一九三九年三月支持卡萨多上校发动反对内格林和共产党人的政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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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后不久，内格林向伦敦《每日电讯报》的亨利·巴克利否认秘密监狱和刑讯室或者所谓契卡的存在，但在过了十年之后，他向同一位记者承认自己“错了”。[35]这并不是说他亲自批准设立了它们，然而毫无疑问的是，通过加尔塞斯或门德斯，他知道它们的存在，而且，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他对它们视而不见。何塞·佩拉特斯证实：“军事调查局的地牢有时隐藏在被整齐的花园和围栏环绕的高楼大厦里。西班牙人把各种形式的秘密监狱称为‘契卡’。军事调查局成立初期，契卡阴森黑暗，设在旧房子和修道院里。刑讯逼供采取典型的野蛮方式：用橡胶管抽打然后兜头浇上冰冷的水，假枪毙以及其他种种痛苦血腥的折磨。‘苏联顾问’将这些古老的手段现代化。新式牢房更狭小，墙壁涂上鲜艳的颜色，地面铺着边缘锋利的瓷砖。……把不服管束者关在‘冷藏室’或‘噪音间’里，不［604］然就绑在‘电椅’上。……囚犯被一连几个小时泡在冰水里，直到他准备交代[折磨他的人]想让他交代的问题。”[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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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共产党和圣地亚哥·加尔塞斯均未公开承认过军事调查局秘密监狱和刑讯室的存在，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尽管民族主义者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占领巴塞罗那之后曾经拍下了其中一些的照片。[37]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和十日写给帕斯托尔·佩蒂特的两封信中，加尔塞斯声称，他不知道它们的存在。[38]另外，他在前面提到的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写给埃莱诺·萨尼亚的那封信中证实，作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他下令解散了亚历山大·奥尔洛夫领导的臭名昭著的审讯委员会（comisión de interrogatorios）。他还引人注目地声称，他在掌控军事调查局之后将奥尔洛夫赶出了西班牙，而且还就此事打印了一份正式的备忘录向内格林解释说，这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是一个“政治说教狂”，作为技术顾问对他已经“毫无用处”。他说，他根据自己就有关军事调查局组织工作的所有事情向奥尔洛夫提出的几十个问题确定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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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塞斯将奥尔洛夫赶出西班牙似乎不像真有其事，因为，这么一个惊人的事件不可能一直不引起注意，而且它将造成严重的影响。只要这件事一发生，它很快就会广为人知。无论如何，在战后与普列托的争论中，内格林可以利用这件事，因为，他在这场争论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论据证明自己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并且保持了独立性。[39]此外，在一九七四年给萨尼亚写信之前流亡墨西哥的三十五年时间里，加尔塞斯本人肯定会向人吹嘘这件事，[40]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只要知道这件事，内格林的所有支持者和辩护士一定都会利用它，因为，对于任何一点可以证明内格林在政治上没有与人结盟的东西，他们求之不得。但是，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卷帙浩繁的书籍中，没有一点它的痕迹，甚至没有任何暗示。一九八六年萨尼亚向我透露所谓驱逐奥尔洛夫事件——当时我与他第一次通信——之前，我没有听到过加尔塞斯这一引人注目的说法。因此，我不得不得出的结论是，所谓驱逐奥尔洛夫事件是加尔塞斯想象力的产物。[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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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平心而论，有必要指出，加尔塞斯至少有一次试图玩弄花招蒙骗苏联人。据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档案中一份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的备忘录说，他在顾问委员会为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提供了一个位置，条件是，全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作为共和派的一员加入委员会，以免引起苏联人的“怀疑”——“这可能是内政部副部长门德斯的指示，他把一切都归功于门德斯”。显然，备忘录接着说，“莫斯科干涉的力度”很大，以致加尔塞斯“不得不依靠这种策略规避它”，因此，“如果他作为军事调查局负责人的位置更加稳固，他会强行实施自己的规则”。他实际上不能独立自主地行动表明，他“受外国势力的支配”。[42]不过，应当附带提到的是，尽管加尔塞斯玩弄了花招，但他并不打算授予全国劳工联合会任何实权，只是准备利用它而已，因为，八月六日的另一份［605］备忘录不满地说，“他坚持利用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充当通常那种告密者或刽子手的想法”。备忘录说，这绝不可能被答应。“我们的同志必须合法地正式加入军事调查局，享有该局其他特工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特权。我们再次强调，必须要求顽固的加尔塞斯辞职并且收到他的辞呈。”[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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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加尔塞斯蒙骗苏联人的花招表明，他可能对处在苏联人的监督之下感到愤怒，因此宁愿在与全国劳工联合会打交道时选择一点独立性，但这并不足以证实他将奥尔洛夫赶出西班牙的说法。实际上，这恰恰证实了相反的结论，他在对待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关系方面小心翼翼，即使不是完全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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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奥尔洛夫——离开巴塞罗那一个月后，他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叛逃到了美国——本人说，他与他的手下将巴塞罗那的一幢大楼一直占用到七月十二日。[44]尽管他离开了，刑讯室和特别法庭仍然继续全速运转。幸运的是，历史学家并不是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党员、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揭露军事调查局犯罪事实的民族主义者所提供的证据，因为，在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看来，这些证据过于偏颇，所以在内战历史的研究中不应占有一席之地。即使在七月十二日奥尔洛夫离开后，军事调查局仍然伙同内格林建议设立的特别安保法庭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这一点得到一些身居高位的温和共和派人士的证实，他们对军事调查局犯罪行为的谴责不可能轻易被人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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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努埃尔·德·伊鲁霍以充分的证据证实了军事调查局犯下的罪行，他是温和的巴斯克民族独立党在政府中的代表，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一日提出辞职。[45]在前一天举行的一次火药味十足的内阁会议上，他描述了军事调查局特工刑讯逼供的种种方式。同时他谴责下面这种常规做法“惨无人道”：将“成千上万的公民”与他们的家人分开，“使女人与丈夫分离，孩子与父母分离”，任凭时间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过去，被捕者是死是活、他们被关在哪座监狱、他们受到什么指控，统统不告诉他们的家人。“使用这种残酷的法西斯手段，”他断言，“我们将会输掉战争。”他还说，他已经提醒加尔塞斯注意他的指控，后者向他保证，不会允许继续使用这些“非法残忍的手段”。这时，内格林离开会议室去与加尔塞斯交谈，几分钟后回来告诉内阁，他已下达严厉的命令，“各种形式的刑讯逼供必须停止”，违抗命令者将被追究责任。[46]这些保证想必没有让伊鲁霍感到一点慰藉，因为，他在八月辞职以后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对于个人安全来说”，内格林控制的军事调查局成为“一个非常专横危险的工具”，因此，他曾多次以辞职相威胁，每次都得到“承诺和保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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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更多关于军事调查局罪行的证据，还有卡洛斯·皮·苏涅尔的证言。他是温和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成员，在成为自治政府的文化专员之前一直担任巴塞罗那市市长。皮·苏涅尔写道：“最初受权调查间［606］谍案件的[军事调查局]扩大其活动范围变成一个政治工具，很快就因手段残忍得到一个险恶的名声。”与此同时，特别法庭“采用简易程序日夜”审案并“以判决严厉而著称”。由于这些原因，他证实，加泰罗尼亚当局多次向共和国政府提出抗议，对法治状况的恶化、军事调查局的滥用职权以及死刑判决数量的增加表达了深切的担忧。他还说，这是一九三八年八月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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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还有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司法专员、著名人类学家和巴塞罗那大学校长佩德罗·博什·希姆佩拉提供的证据。他断言，特别法庭成为军事调查局非法行为的“掩护手段”。“我们[一九三八年提出]的抗议没有效果，我们就我们所知道的非法逮捕提出的质询无人理睬。特别法庭由一名职业法官、一名国防部的军人代表（通常是军事调查局成员）和一名‘社会治安部门的代表’——也就是一名警察——组成。……总是根据被告的供词或者某位特工的证词定罪，军事调查局不一定是合法取得的这些供词，其特工的证词往往值得怀疑。因此，我没有办法只好非正式地与我们那些担任[政府]部长的朋友伊鲁霍、希拉尔、艾瓜德谈这些事，但他们基本上无能为力。……[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司法专员抗议的对象是军事调查局的非法手段、特别法庭的非法程序和非法进行的逮捕，因为我们[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管辖下]的菲格拉斯监狱受到影响，我们的人员失踪了，后来发现他们死在伊瓜拉达和塞尔韦拉那样的地方。”[49]另外，博什·希姆佩拉在写给休·托马斯的一封信中说：“内战的最后一年，我们用了大量时间与军事法庭和军事调查局作斗争。”[50]这一陈述无疑证明，尽管内格林向八月十日的内阁会议作出保证，军事调查局仍然继续滥用职权，以致引起加泰罗尼亚当局的严重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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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应当清楚了，在内格林的副官圣地亚哥·加尔塞斯指挥下的军事调查局是左派阵营中最令人恐惧的安全力量，它的阴影笼罩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据当时身为共产党员并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被任命为安全总局局长的爱德华多·奎瓦斯·德拉·培尼亚上校[51]那部鲜为人知的回忆录说，“军事调查局还渗入了正规警察活动的领域，严重损害了后者的名声”。[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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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此时担任内政部部长的是坚定支持普列托的社会党温和派人士保利诺·戈麦斯·赛斯，但是，共产党人把持着警察管理部门的所有关键职位，自从内战爆发以来，他们对这些职位孜孜以求。此外，奎瓦斯上校指出，部长的工作“受到担任他的副部长的控制，担任副部长的是内格林的得力助手[即前面提到的那位曾在一九三七年担任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的［607］拉斐尔·门德斯博士]”，[53]因此，内格林的势力对于部长处理公务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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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身为共产党员，曾经担任统一的加泰罗尼亚治安部队负责人并且帮助摧毁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在该地区的力量[55]的奎瓦斯上校并不是一个脱离实际的共产主义者。内战初期，他很早就受西班牙共产党的吸引而入党，他的经历与其他加入共产党的共和派军官相似。在马德里前线作战时，他成为共产党民兵第五团的一名名誉指挥官，然后应邀参加了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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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进步的理念激励着那些发言者：他们拒绝将犯罪当作革命的手段。抢劫将受到无情的检举。……他们的军事方针非常明确：立即建立一支正规的军队，创办军官培训学校，加强防御工事的建设，组织后备部队，实行统一指挥。几天后，我入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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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公开号召尊重所有忠于共和国的军官的政党。[希拉尔]政府应当采纳这个倡议，但是，由于缺乏权威和胆小怕事使其不受公众欢迎，它任凭军官听天由命。它也如此对待国家的其他公务人员，这是内战初期只有少数骨干分子的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并且不时成为推动力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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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争取支持者的政策卓有成效。它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声称共产党不是为推行其意识形态而战，而是为捍卫宪法的合法性而战。[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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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问自己，“他们的话是真心的吗？只有时间能够回答。”[57]奎瓦斯说，就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成为安全总局局长的那一天，当加泰罗尼亚共产党的一名代表召集他参加一次党的会议讨论他未来的职责时，他与共产党决裂了。“我的回答非常明确：我忠于职守，不会屈服于外界压力。那一天，我们断绝了关系。几天后，我接待了来访的一些苏联人，他们愿意进行合作。我很有礼貌地把他们送走，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来过我的办公室。”[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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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相信奎瓦斯在共产党的权力达到顶峰而且就在他成为安全总局局长之际敢于公然反抗共产党可能不错，甚至让人感到宽慰，但是，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共产党为什么没有把他开除出党并且罢免他的职务？会不会是他被共产党的无耻干涉激怒之后从没有公开表达过愤怒而只是暗中决定自行其是？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内战结束两个月后，陶里亚蒂在写给共产国际的那份常被引述的报告中提出了支持这种推测的脆弱证据。关于奎瓦斯，他写道：“不顾党的指示，不顾党的压力和建议，他允许党的敌人掌握了中部地区的警察力量。”[59]但是，这一指责只涉及某一地区［608］的警察管理部门，由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五日民族主义军队到达地中海海岸将共和派控制区一分为二之后所形成的地理和政治上的分离状态，奎瓦斯实际上无法对它进行控制。此外，对于奎瓦斯所谓他与西班牙共产党决裂这一值得注意的事件，陶里亚蒂甚至没有任何暗示。而西班牙共产党前政治局委员赫苏斯·埃尔南德斯还特别将安全部门列为“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所控制的关键的权力核心部门之一。[60]因此，我们可以不无道理地得出结论：奎瓦斯的说法只不过是在推卸责任，而陶里亚蒂则以指责这位上校——像对其他加入共产党的军官一样，他轻蔑地将奎瓦斯称为共济会会员——的方式将其添加到他的替罪羊名单里，我们将在后面某一章里看到，他用这份名单解释了一九三九年三月反对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政变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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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陶里亚蒂把政变的成功部分归因于这些共济会会员的背叛时，他还体现了共产主义运动不信任其无力控制的秘密会社的传统。早些时候，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一份报告中，陶里亚蒂写道：“党内有许多共济会成员，而且我还意识到，他们首先是共济会会员，其次才是共产党员。身为共济会会员的那些共产党员警官在参加党的会议之前先召开共济会会员的‘小会’。有人告诉我军队也有这种情况。有证据显示，某个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曾经隐瞒而且仍在隐瞒他是共济会会员的事实。”[61]此外，在稍后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撰写的一份报告中，他说：“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内有许多共济会会员，尤其是在党的领导人中。至少有三个人是执委会成员，两个人是书记处成员。巴塞罗那的党组织书记很可能是共济会会员。尽管西班牙的共济会会员所起的作用与其他国家的共济会会员不同，但是我认为，这种状况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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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陶里亚蒂影射共产党内存在着一些听从某个高官指挥的共济会会员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事实上，一九三八年四月，在政府所在地巴塞罗那，共产党人在秘密警察和制服警察中的地位根深蒂固，以致社会党人内政部长保利诺·戈麦斯·赛斯几乎形同虚设。不过，他采取措施成功地控制了国内新闻的审查权，据陶里亚蒂说，这个领域“长期以来被党的敌人[即社会党人]控制着”。[63]陶里亚蒂说，共产党人向内格林投诉，内格林“承认我们的抗议是正当的，并且同意党提出的整顿方案”。方案将新闻审查权直接置于总理办公室的控制下，但是，“由于担心与社会党决裂”，内格林“没有实施这一方案”。[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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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内格林并没有对保利诺·戈麦斯放任自流。有一次，在新闻审查人员允许社会党执委会的喉舌《社会主义者》发表一篇批评内格林政府和他个人的报纸《先驱报》的文章后，内格林命令保利诺·戈麦斯逮捕他们。“于是，立即听不到反对《先驱报》的声音了。”普列托在内战结［609］束以后写给内格林的一封信中说，“社会党不能说它想说的话；只允许胡安·内格林的意见自由发表。”[65]他说，在《社会主义者》与《先驱报》之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反差，前者是政府首脑所属政党的喉舌，而后者拥有“充足的纸张，昂贵的插图副刊用从国外进口的高级纸张印刷，这种纸张是用为平民百姓购买食品的外汇买来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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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胡安·内格林博士的权力和威信直接建立在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军队和警察的基础上，同时间接依靠对手的屈从或压抑。如今，他的对手不仅包括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人这些革命左派，而且包括普列托派社会党人和左翼共和派，更不用说还有可怜的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确，陶里亚蒂的愤怒表明，在与社会党执委会打交道时，内格林有时表现出克制和慎重，[67]但是，关于他在等待时机直到能够与共产党断绝关系的论点是错误的。这是大约三十年后拉斐尔·门德斯博士发表的论点。据门德斯本人说，他是内格林“多年来最好、最忠实的朋友”。[68]“总理的既定想法之一是，”他声称，“一旦战争结束，立即解散共产党的军队。他支持这些军队甚至允许它们发展，因为苏联是我们唯一的补给来源。”他还声称，一九三八年夏末慕尼黑危机之后不久，内格林告诉英国大使和英国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如果英法两国向共和派政府出售其赢得战争所需要的战争物资，他不仅将把两名共产党人部长从政府中除名，而且还将取缔西班牙共产党并用非共产党人取代军队中担任指挥官的共产党人军官。[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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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根据表面意思相信内格林的这些表示，也不能认为除了策略方面的考虑之外它们有什么别的意义，因为，在控制军队和安全部门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内格林促进了共产党的事业发展，按照陶里亚蒂的说法，这是“唯一一个真心实意支持[他]的政党”。[70]那么，内格林能够召集什么力量摧毁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呢？社会党人、共和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指责内格林是陶里亚蒂所说的“共产党的代理人”[71]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至少就内格林一直积极推动其转变成为一支强大的社会治安力量的边防警察部队来说，当他在普列托被逐出内阁的几天前任命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成员马塞利诺·费尔南德斯取代普列托的好友维克托·萨拉萨尔担任这支部队的负责人时，[72]他暴露了对共产党人的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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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任命是公然违抗社会党执委会的行为，因为，当他在一九三六年九月成为财政部长时，人们认为他将把边防警察部队变成一支完全由社会党温和派控制的精锐部队。实际上，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重申了已有的禁［610］止部队人员从事政治活动的规定，[73]而且，据说他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告诉刚被任命为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的拉斐尔·门德斯，务必“防止共产党的势力渗透到”这支部队中。[74]当然，关于这个说法我们只有门德斯的一面之词，但它可能确有其事，因为当时内格林还没有完全切断与他的朋友和导师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血肉联系。门德斯的另一个说法与我们知道的情况——内格林在内战的最后一年支持共产党——完全相反：他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普列托被罢免后成为内政部副部长时，内格林告诫他“要在警察机关、情报部门和突击卫队中抵制共产党的影响”。[75]此外，据我经常引述其可靠证言的军事调查局官员何塞·穆尼奥斯·洛佩斯说，门德斯不仅是普列托的亲信，而且还是共产党人的朋友。[76]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九三七年九月，门德斯被任命为边防警察部队负责人仅仅三个月后，当时正与西班牙共产党争夺军队控制权的普列托让内格林把他调走，然后用自己亲密的政治伙伴维克托·萨拉萨尔接替他。[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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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边防警察部队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和五月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控制下夺取法国—西班牙边境地区时，当几个月后边防警察部队在巴伦西亚没收卡瓦列罗派社会党人的办公场所和印刷车间时，共产党人支持内格林动用这支部队。但是，企图控制国家所有军事力量的他们不可能允许这么一支强大的部队长期独立。因此，当内格林决定罢免普列托并与西班牙共产党联合时，控制边防警察部队的机会出现了。事实证明这并不容易，因为边防警察部队有它自己的政治委员，名叫财政部代表（delegados de hacienda），这些像指挥官一样的代表主要由社会党人所担任，而根据共产党马德里地方组织治安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判断，共产党对这支部队的影响力“微乎其微”。[78]负责莱万特方面军政治军事委员会的共产党人埃米利奥·佩雷斯向我说明了内格林的两难处境。他说，内格林成为“他建立的这支部队的受害者。……后来[在与普列托决裂之后]，当他想有所改变时，由于边防警察部队的指挥官与社会党之间保持着联系，严重的政治问题出现了。”[79]这解释了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鼓励党员加入边防警察部队的原因，也说明了前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米格尔·塞拉·帕米埃斯对我讲的下面这番话的含义：“许多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加入了边防警察部队。内格林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他。”[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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