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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毫无疑问的是,所有这些不满,加上中央政府机构以及随着政府转移到巴塞罗那的大批西班牙共产党官僚令人讨厌的存在,刺激了加泰罗尼亚人强烈的地方主义情绪。这同样激怒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那些具有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倾向的领导人,他们在内心深处对被迫服从共产国际领导人和西班牙共产党不满,[13]也对西班牙共产党企图占据完全属于加泰罗尼亚人的职位不满。[14]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举行的一次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创始人之一拉斐尔·比迭利亚严厉告诫了本党那些桀骜不驯的党员。他宣称,为了赢得战争,只能有一个政治和经济领导核心。对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来说,为了保证与共和国的其他部分团结一致,“我们必须纠正自己的缺点,同时与我们党内存在的某些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残余和影响作斗争。如果考虑到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年轻幼稚以及它是[四个加泰罗尼亚党派组织]合并而成这一事实,存在这些思想残余和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警告说,必须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作斗争。“[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必须动员起来,让党的所有积极分子和骨干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正确路线,因为,如果连自己都不理解这一真理,党就无法使人民群众理解它,而且,如果不能确保加泰罗尼亚与共和国的其他部分紧密团结,党随时可能卷入加泰罗尼亚与西班牙其他部分之间的冲突。”[15]去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这一警告的意思是,所有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应当忘记他们与加泰罗尼亚的亲密关系,服从西班牙共产党所控制的国家政权的统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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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加泰罗尼亚人被一支“占领军”的存在和大批政府及共产党官员的“入侵”激怒是事实的话,那么,中央集权主义者被地方主义情绪的高涨激怒也是事实。本人是个中央集权主义者的内格林忧心忡忡地看待加泰罗尼亚人的不满,任何地方主义——他更喜欢称之为分离主义——的表现都让他焦躁不安。一九三八年七月,当他的朋友、内政部副部长拉斐尔·门德斯请他就在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活动中注意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复苏迹象”作指示时,他咆哮道:“我与佛朗哥继续作战不是为了看到愚蠢狭隘的分离主义复活。我是因为西班牙并且为了西班牙而战,因为[614]它的伟大并且为了它的伟大而战。不这样认为的那些人错了。只有一个民族:西班牙!不能允许这种活动暗中持续进行下去,必须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只要我继续引导政府的政策,这就是一项民族政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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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内格林是否愿意承认,加泰罗尼亚社会各阶层最愤恨的是本书前一章已讨论过的军事调查局及其特别法庭和共产党控制的警察机构无处不在的恐怖活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写给共和国总理的一封篇幅很长的信件中,路易斯·孔帕尼斯附上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务治安专员和司法专员提交的报告,报告谴责了某些“损害后方士气和信心”的事件。有必要将其中一部分重要内容陈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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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法专员的那份文件,它应当清楚地表明,揭发涉嫌滥用职权行为的那名官员第二天被人发现死亡了,据说他是自杀的,可他实际上是被三颗子弹打死的。法院调查了这件事情,但是,我必须抗议共和国政府的某些警察部队所采用的简单方式,这些装备着机关枪的警察闯进[自治政府管辖下的]菲格拉斯监狱,并且一直待在那里。这一暴行是藐视自治政府的行为,它是在未经事前协商、通告或合法申诉的情况下实施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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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内务治安专员的报告所概述的事态,除了许多反复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之外,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另外一些事件可能大量增加了。我不得不以悲伤的心情强调事态在某些方面的严重性,公众逐渐意识到,它已经发展到动荡的程度,在我们的人民当中引起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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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前,在锡切斯的市郊发现了十九具尸体。他们都被捆绑着,尸体上携带的文件显示,他们是来自“马德里重镇”的囚犯。以前在伊瓜拉达发现过其他被捕者的尸体,后来发生过一些与囚犯和其他失踪者有关的孤立的案件。只是在昨天我才被告知,塞尔韦拉警察局负责人给一帮有前科的人员配备了武器,由他们搜查、逮捕并且处决所谓嫌疑犯。几周前在巴塞罗那市区和另外一些地方采取了这种给某些人配备武器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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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和那些由中央政府直接授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行使审判职责的所谓特别法庭……采用由共和国政府法令确定的简易程序完成它们的任务。结果,这一周强制执行的死刑判决几乎达到了一百例。这种简易程序和无情的审判……增加了可能的痛苦以及对如此大规模滥用权力的反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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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文化专员卡洛斯·皮·苏涅尔把自治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不断恶化归咎于“军事调查局的滥用职权”、“死刑判决的数量增加”和“不法分子的犯罪行为”。[20]不过他还强调说,政府中央集[615]权的欲望成为双方分歧的焦点。“不可否认的是,”他断言,“共和国政府实行的是一种处心积虑、一意孤行的逐步中央集权的政策,这令人怀念政府过去对加泰罗尼亚的政策。”[21]实际上,正是这种中央集权的趋势,加上对削减或者取消加泰罗尼亚地方权力的其他种种不满,促使中央政府中的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人士海梅·艾瓜德提出辞职。正如英国研究西班牙历史的重要权威雷蒙德·卡尔所说:“由于自治政府的职权已经降低到‘民间组织’的水平,[这位]加泰罗尼亚人部长从中央政府辞职以抗议不断削减自治政府的权力。在一个像其所有前任一样讨厌加泰罗尼亚独立主义者的由共产党主导的中央集权政府统治下,西班牙多元化的梦想最终化为泡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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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艾瓜德和巴斯克民族独立党人政府部长曼努埃尔·德·伊鲁霍一起提出辞职的直接原因是三项法令在八月十一日的内阁会议上获得批准:由中央政府对战争工业(这基本上是一个在自治政府参与的情况下由全国劳工联合会管理的加泰罗尼亚人的势力范围)、港口和法院实行军事化。[23]“尽管是因为战争的持续以及为了战争的胜利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记述道,“……但是,这些法令削减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权力,从而加深了许多加泰罗尼亚人的疑虑。”[24]在同一次内阁会议上,据何塞·希拉尔说,经过“非常激烈的争论”,批准了六十四个人的死刑判决。[25]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财政专员何塞·塔拉德利亚斯打电话给阿萨尼亚,请求他不要在这些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但是,据财政专员的传记作者说,阿萨尼亚“没当回事”。[26]事实上,阿萨尼亚爱莫能助,因为,当塔拉德利亚斯八月十二日告诉他这个情况时,五十八个人已于前一天被处决了,总统在日记中作了以下批注:“令人发指!我怒不可遏。谈论怜悯和宽恕[这指的是大言不惭地向全国发表题为《怜悯、宽恕与和平》的讲话]之后只过了八天,他们没有告诉我任何情况或者征求我的意见就处死了五十八个人。我只是看了报纸才知道。自从[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八日以后,我没有见过总理,他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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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对于总统的这种漠视肯定使阿萨尼亚痛苦地想起五月事变期间前总理拉尔戈·卡瓦列罗对他显示的“冰川式的冷淡”。这也是从内格林执政初期就感到的一种强烈失望,当时,新总理以其自信和才智迷住了总统,因而使他产生了——就像他愿意相信的那样——不再“对一具尸体说话”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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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找不到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和巴斯克民族独立党成员——两个自治地区的传统代表——接替艾瓜德和伊鲁霍以维持“民族团结政府”的假象,内格林召集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开了个会,与会者包括党的书记胡安·科莫雷拉、米格尔·巴尔德斯和拉斐尔·比迭利亚。[28]据保存于西班牙共产党档案馆的比迭利亚的回忆录记载,(希望避免出现一场全面内阁危机的)内格林说:“我认为,一个加泰罗尼亚人和一个巴斯克人[616]可以由另一个加泰罗尼亚人和另一个巴斯克人来接替。我请你们给我一个代表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部长,因为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不是代表加泰罗尼亚的唯一党派。你们的党也能代表它。”[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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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进行的对话被比迭利亚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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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德斯:我们一致认为应当由科莫雷拉作为我们的代表担任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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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显出某种不满的神态而且根本不考虑这个建议):噢,不!科莫雷拉和比迭利亚都不行。他们作为共产党人太有名了。就是因为我想对那些认为共产党的代表过多的人作出让步,我把前政府中的两名共产党人调走了一名。[30]因此,如果现在我用加泰罗尼亚的名额在政府中安排另一名共产党人,他们就会说我在欺骗他们。给我一个不出名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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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莫雷拉:莫伊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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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莫伊克斯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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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莫雷拉:你问他是谁实际上就表明他不是一个著名的共产党人。他是一个工会人士。[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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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同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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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曼努埃尔·德·伊鲁霍空出的位置,则由鲜为人知的巴斯克民族行动党成员托马斯·毕尔巴鄂填补,他被认为是内格林的人,[33]他的政党从未调动过值得重视的追随者或选民队伍。[34]八月十七日,总理新闻办公室发表以下公报:“共和国政府特别感兴趣地重申,它尊重自治地区权利和特点的立场不可动摇,它还为看到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代表继续留在政府里从而保持了其作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的特征感到骄傲。”[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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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府危机的草草解决并不能掩盖公众认为与地方自治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党派的缺席。就连通常倾向于对这种问题含糊其辞的西班牙共产党在多年以后也承认,“把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拉进政府并未抵消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退出造成的影响”,而托马斯·毕尔巴鄂的组织与巴斯克民族独立党那种势力的代表性有“很大的差距”。[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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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得以避免最后摊牌的一个原因是代表左翼共和派和共和联盟的四名支持伊鲁霍和艾瓜德的部长无所作为。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皮·苏涅尔指责他们没有辞职,表现出“某种事不关己的消极态度”,使得内格林“可以随意组成他选择的联盟”。[37]另一个原因是热情之花指出的,她声称,使内格林能够应对这一局面的正是西班牙共产党的“坚定态度”,共产党建议他不要使其扩展成为一场全面的政府危机——这将意味着把解决危机的权力交给总统阿萨尼亚——“而只是更换两名辞职的部长”。[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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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共产党提出的一种说法认为,艾瓜德和伊鲁霍的辞职是一个推[617]翻内格林的阴谋的组成部分。众所周知,极其受人尊重的右翼社会党人胡利安·贝斯泰罗赞成通过谈判结束内战,有人说他与阿萨尼亚以及另外一些社会党和共和派领导人、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几个无政府主义派别共同参与了这一阴谋。[39]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说法,尽管这位长期以来被西班牙共产党污蔑为“投降主义者”的著名社会党领导人在八月危机期间突然从马德里前来看望阿萨尼亚引起了查无实据的猜测。[40]两人之间会见的情况不为人知,就连阿萨尼亚的私人秘书坎迪多·博利瓦尔也没有参加这次谈话。[41]他们肯定讨论了结束内战的方法,因为自从内战爆发以来,这个问题就占据着他们的头脑,但是,据博利瓦尔说,两人对此均“守口如瓶”。[42]没有证据表明真的存在一个推翻内格林的阴谋。四名共和派政府部长的消极状态和阿萨尼亚本人的逆来顺受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事实上难以想象,如今已经败下阵来因而不再继续活在妄想得到宪法权力的虚幻世界中的阿萨尼亚还会具有反对内格林的坚韧毅力。“我只代表那个花盆。”他在接待一个来访的全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团时承认。[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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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内格林和共产党人都不打算冒险对内阁进行重大改组。八月十三日,当危机尚未解决时,内格林手下负责陆军事务的共产党人国防部副部长安东尼奥·科登通知所有军队负责人,军事调查局发现了一个以煽动士兵杀害军官的方式颠覆共和国军队的阴谋。“通过绝对可靠的渠道,”他在发给所有师长的电报中声称,“军事调查局掌握了叛乱分子[向共和国军队]发布的以下命令:‘八月十四至十五日夜间,在每一块阵地、每一个指挥所、每一个战线后面的村庄、每一个军需仓库、每一个机场,也就是说,在所有地方,你们应当立即利用你们以十对一的不可抗拒的优势,无论采取什么手段,消灭你们的指挥官及其所信任的士兵。天亮时,在你们控制的地方升起白旗,我们将会注意观察,以使我们能够把你们从赤色分子罪恶的压迫之下永远解放出来。爱国者们!赤色地区的西班牙兄弟们!等到十五日清晨,我们可以拥抱在一起!’”[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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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师部都在阅读这封通告叛军所发布的赤裸裸的命令的电报时,由共产党员、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何塞·德尔·巴里奥指挥的第十八军的坦克部队接到了立即向巴塞罗那进军的命令。到达巴塞罗那之后,他们在头顶飞机的轰鸣声中列队通过一条条大街。[45]同一天,共产党的喉舌《红色阵线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宣称:“面对一切阴谋诡计,工人、战士、全体人民坚定地站在民族团结政府及其总理内格林一边。”[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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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正是在这种军事威胁以及军队指挥官支持内格林的电报潮水般地涌向阿萨尼亚的背景下,八月十六日晚上,总理要求总统签署两项任命新的政府部长的法令。尽管阿萨尼亚避而不谈这次令人感到羞辱的会面的细节,不过,他的朋友皮·苏涅尔记录了下来:“在会见过程中,内格林告诉[总统],由于这场危机仅仅是一次局部的危机,因此,只需更换两名部长,这是总理解决危机权限范围之内的事,不用与总统进行协商。当然,阿萨尼亚可以拒绝这种解决方案,但是,考虑到军队的态度,他应当知道这样做的后果。阿萨尼亚再次屈服于压力,签署了任命两名部长的法令。[47]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件令人痛苦的事情时,阿萨尼亚只用了简单的四个字,他说,这是一次‘难以忘记’的会见[Entrevista para no olvidada]!”[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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