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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国的进攻方向看来似乎明确无误，但是，有证据表明，英法两国领导人并没有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掉以轻心：绥靖政策可能事与愿违，德国可能向西进军而不是向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一日，慕尼黑协定签署一个月之后，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写给英国驻巴黎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的一封信中概述了他的想法：“我们今后必须考虑德国在中欧的优势。……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和法国必须通过保持将使对它们发动的任何进攻成为冒险的强大的武装力量维护它们在西欧的优势地位。……允许德国在中欧扩张是一回事，在我看来这是正常和自然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能够抵制德国在西欧的扩张，否则的话，我们的整个地位将被削弱。”[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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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柏林大使馆代办G.奥格尔维—福布斯爵士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的一份公文急件中告诉哈利法克斯，德国可能在向东进军之前进攻西欧。他说，有一派人认为，“在确信他在东方行动时其西翼不会受到攻击之前，希特勒先生不会冒险进军苏联，因此，他的首要任务是在英国完成重整军备之前消灭法国和英国”。[42]哈利法克斯的副国务大臣助理威廉·斯特朗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八日提交的一份报告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在这份报告中提到了“我们曾经收到过的一些希特勒打算在今年春天进攻西方的［658］报告。……在目前的情况下，德国不可能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而物质条件将使它更容易在西方而不是东方采取行动”。[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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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法国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法国驻莫斯科大使罗贝尔·库隆德尔在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几天后的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写给法国外长乔治·博内的一封信中说，纳粹领导人发现他们有两条路可走：“或者马不停蹄地继续征服东欧和东南欧”，或者“在英法两国依靠美国帮助在军备方面赶上德国之前进攻这两个国家。……目前，第二种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必须重视放任德国采取这种行动的危险”。[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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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一般认为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的下一个行动将针对波兰。但是，不顾在议会中的反对派和群情激愤的英国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仓促作出的维护波兰独立的条约保证，张伯伦竭尽全力逃避他所承担的义务。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和理查德·戈特就英国对波兰的条约义务、随后为摆脱这些义务所做的努力以及八个月的“虚假”战争等问题对文件资料进行的精心研究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45]甚至在虚假战争期间，张伯伦仍然希望英国与德国达成一项将使西欧避免战争的协议。[46]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他的主要合作者和顾问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向赫尔曼·戈林派往伦敦的使者赫尔穆特·沃尔塔特提出的秘密建议以及几天之后威尔逊与德国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迪克森举行的会谈同样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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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被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内米尔爵士称为“见不得人的谈判”——张伯伦首相在没有告知外交部的情况下“愚蠢地参与”其中[47]——是绥靖主义政策的巅峰之举。冯·迪克森在战争爆发以后所写的一份长篇备忘录中记述了威尔逊所提出的那些建议，苏军在位于格罗迪茨堡的冯·迪克森庄园里发现了这份备忘录，他还在担任大使期间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所起草的一份篇幅较短的“绝密”报告中记述了威尔逊的建议。[48]这些建议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不仅因为迪克森后来在一九五一年出版于伦敦的一部著作中证实了它们的所有重要细节，[49]而且因为沃尔塔特在亲自写给戈林的报告中提到了它们。[50]另外，从来没有任何英国历史学家对威尔逊的建议（很自然，他向外交部隐瞒了这些建议）[51]提出质疑。尽管许多历史学家（例如威廉·N.梅德利科特、[52]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53]和西蒙·纽曼[54]）在他们对张伯伦的外交政策所作的修正主义评价中故意忽略了威尔逊的这些建议，但是，它们已经被另外一些历史学家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尤其是伊恩·科尔文、[55]刘易斯·内米尔爵士[56]和A.J.P.泰勒。[57]不过，这些建议并没有被赋予它们应有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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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尽管与西班牙内战没有直接关系，迪克森的两份备忘录比其他任何文件更清楚地显示了绥靖政策的主要动机——使德国的侵略转向东方——并且说明张伯伦为与德国达成某种政治和解以便维持西欧的和平究竟准备走多远。所以，它们与西班牙内战具有特别重大的关系，因为它们证明斯大林意欲通过使英法两国卷入西班牙内战而在西欧燃起一场战火的企图不会得逞，它们是斯大林试图通过歪曲革命的真正性质影响西方国家政府的努力必定失败的最明显的证据。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应当在本书论述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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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克森在篇幅较长的那一份备忘录中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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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七月，当[戈林的使者赫尔穆特·]沃尔塔特先生在伦敦进行捕鲸谈判时，威尔逊[霍勒斯·威尔逊爵士]邀请他举行了一次会谈，并在就预先准备的说明事项交换意见之后提出了一项全面调整英德关系的计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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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希望签订一项原则上放弃侵略的互不侵犯条约。这项条约的潜在目的是使英国以它们已经通过这项条约获得德国放弃侵略手段的保证为由，逐步摆脱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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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建议的重要性被这一事实所证明：威尔逊对沃尔塔特的邀请得到了张伯伦的亲自批准，他的办公室离威尔逊的不远。但是，为了不影响其使命的非官方性质，沃尔塔特拒绝了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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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于八月三日[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前一个月]去威尔逊家里拜访了他，我们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会谈。……威尔逊以一种比他对沃尔塔特所采取的更为明确的方式再次确认，缔结一项英德条约实际上将使英国的担保政策失效。与德国达成协议将使英国可以以互不侵犯条约保证德国不会进攻波兰为由摆脱它在波兰问题上的尴尬处境；这样就解除了英国对波兰承担的义务。然后，可以说，波兰将单独面对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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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坚持下，霍勒斯·威尔逊爵士还谈到了面对[因希特勒一九三九年三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而引起的]英国公众舆论的群情激愤如何进行谈判的问题。……他非常坦率地承认，由于采取这一措施，张伯伦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使自己面临下台的可能。不过，通过巧妙而严格的保密，可以避免触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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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新的英德战争爆发而言，最可悲的事情是，德国要求得到与英国平等的世界大国地位，英国原则上也准备承认这一地位。但是，德国需要立即、全面和明确地满足它的要求，而英国——尽管它准备放弃它在东方承担的义务及其包围德国的政策，同时允许德国在东欧和［660］东南欧取得支配地位并与德国讨论真正的世界合作伙伴关系——只想通过谈判以及逐步改变英国政策的方式实现这一点。这种改变要用几个月而不是几天或者几个星期才能完成。[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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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P.泰勒是少数几位敢于大胆议论霍勒斯·威尔逊爵士秘密建议的英国历史学家之一，他写道：“威尔逊在唐宁街十号的信笺上写了一份备忘录，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它从英国档案中消失了。这份备忘录建议缔结一项英德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条约。……这项条约‘将使英国得以摆脱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难以想象，这些建议是在张伯伦不知情或是未经张伯伦批准的情况下提出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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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威尔逊的建议没有得到柏林的回应并且如冯·迪克森所说被“直接扔进了废纸篓”[60]——肯定是因为急欲在入冬之前解决波兰问题的希特勒更愿意与斯大林而不是与英国签订一项条约，前者可以立即提供领土收益，后者则需要在群情激愤的英国舆论的压力下进行时间无法确定的长期谈判——但这却是英国政府最终的努力，是其为了使德国的行动目标远离西欧所作的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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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奇怪，A.J.P.泰勒不确定英法两国政府是否期望纳粹德国消除“布尔什维克的威胁”。“这是当时和后来苏联人的怀疑。官方档案中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证据，甚至在其他地方也没有。英法两国的政治家被德国问题弄得过于心烦意乱，以致没有考虑德国成为统治东欧的大国后将会发生的事情。当然，如果德国非要侵略不可的话，他们更希望它侵略东方而不是西方。但是，他们的目的是避免战争而不是准备打仗；因此，他们真诚地相信，至少张伯伦相信，只要希特勒的要求得到满足，他将适可而止寻求和解。”[61]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在战前那几年英国与苏联进行的危险的外交博弈中，英国政府所奉行的各项政策——从一九三五年开始鼓励德国重整军备的政策，一九三八年逼迫捷克斯洛伐克屈从德国要求的政策和一九三九年七月不惜以牺牲波兰为代价企图与德国进行秘密缔约谈判的政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成了一个又一个愚蠢的举措。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背后没有任何战略思考，他根本没有考虑过德国一旦成为东欧的霸主并且与苏联建立了一条共同边界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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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军事专家利德尔·哈特在其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谈到德国入侵波兰后的战略形势时承认：“由于德国与苏联现在面对着一条共同［661］的边界，因此，[英法两国]最希望的是，这两个互不信任的盟友之间将发生摩擦，从而使希特勒扩张的力量向东发展而不是向西。”[62]尽管利德尔·哈特没有证明这种希望与两国的战前政策之间存在着任何必然的联系，但是，考虑到本章以及前面某些章节所提出的大量证据，难以理解英法两国领导人为什么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很久就“被德国问题弄得过于心烦意乱，以致[像A.J.P.泰勒指出的那样]没有考虑德国成为统治东欧的大国”以及德国与苏联之间建立了一条共同边界“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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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无证据表明，在战前那几年推行绥靖政策时，除了担心西欧将会爆发一场对苏联有利的战争之外，英国领导人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其他考虑的影响。据伯肯黑德伯爵说，这些考虑包括英军参谋长在一九三八年夏末提交帝国国防委员会的报告中所得出的结论：英国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因此，在缺乏强大盟国的情况下，它不可能在三条战线——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上作战。[63]“[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担心远东的局势，”伯肯黑德伯爵证实，“如果英国在西方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他们担心日本可能在远东采取行动；因此，他们始终心神不定地关注着美国的中立并且意识到令人不快的实际情况：万一出现了什么麻烦，不能期望得到美国方面的帮助。英国政府还担心自治领（54）各国对参战的态度。南非已经决定保持中立，它应当会这样做；澳大利亚工党反对参战，而麦肯齐·金[总理]能否使加拿大人民参战则存在着重大疑问。”[64]此外，英国历史学家查尔斯·L.莫厄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自治领各国采取的政策是一种不承担义务的政策，“因此，它们肯定不受英国所承担的义务的约束。……[它们]当然反对参战，并且为绥靖政策使它们远离战争的威胁而感到高兴”。[65]尽管所有这些考虑被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家用来为绥靖政策进行辩解，但是，在对苏联根深蒂固的恐惧这个最重要的考虑面前，它们都显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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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及另外一些章节的内容已充分证明，绥靖政策的根源在于这种对苏联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在于相信纳粹德国是一道防止共产主义传播的屏障，在于相信西欧爆发一场战争只能有利于苏联扩大它的势力和影响。但是，这些绥靖政策的基本要素却被英国主流史学界低估或者几乎完全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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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历史学家对本国过去的外交政策持谅解态度而造成的这一失误有两个原因。第一，不因本国政府针对某个外国政权采取马基雅维利式的谋略而追究其责任是为公众所接受的传统。因此，无论爱国或者现实的张伯伦及其支持者试图怎样使西欧免遭战争或者革命的蹂躏，不应指责他［662］们密谋使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与另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相互争斗。“当然，”英国新修正主义历史学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写道，“英国有一些……主张谈判的团体，希特勒肯定一直希望谈判——‘德国与大英帝国以牺牲苏联为代价进行交易’。但是，这种犬儒主义（或现实主义）与英国传统社会无关。”[66]第二，由于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尽管斯大林本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主流历史学家不想因为承认英国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负有责任而使苏联有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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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揭露绥靖政策主要根源问题上的这一失误不仅对于世界历史这一重要时期的研究是不幸的，而且对于那些试图真正了解西班牙内战与革命、弄明白斯大林在西班牙制造的民主假象为什么注定不起作用的人也是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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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例见法军总参谋长甘末林将军起草的《关于佛朗哥将军获胜的战略影响的笔记摘要》（《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二辑，第八卷，第830—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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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书第八、九、十六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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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档案局，C14471 42/18（外交部，371/21659），第72页。报告还说，“保卫西方”（英国外交政策的四个选择之一）将意味着“应迫使法国人谴责法苏条约”，“这样做的真实意图——即使没有公开承认——是要暗示，如果德国打算继续‘扩张’的话，它随时可以在乌克兰谋求这一点”（同上，第74页）。这份英国外交部档案的第9—119页的复印件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公共档案局，C14471 42/18（外交部，371/21659）”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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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国外交文件，1932—1939》，第二辑，第八卷，第8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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