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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书第八、九、十六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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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书第五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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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拉尔夫·贝茨一九四〇年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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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哈利法克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安东尼·艾登辞职后担任英国外交大臣。作为对于一些人认为艾登反对绥靖政策的错误看法的纠正，应当特别提到的是，冯·里宾特洛甫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提交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据艾登说，英国人“承认不得不在某个时候与德国和奥地利建立某种更加紧密的联系。不过，他们希望避免通过武力解决问题”（《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90页）。艾登的传记作者戴维·卡尔顿说：“必须承认，长期以来艾登更愿意在中欧和东欧的问题上而不是以归还殖民地的方式满足希特勒的要求，因此，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英国使用武力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戴维·卡尔顿，《安东尼·艾登》，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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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56、58和62—63页。着重体是我加的。下面这一段表述是哈利法克斯本人的说法：“我说，毫无疑问，凡尔赛和约产生了另外一些问题，在我们看来，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明智的处理，它们可能造成麻烦。……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不一定关心维持今天的现状，我们关心的只是不要对它们采取可能造成麻烦的处理方式。如果能够通过主要当事方自由表达的一致意见和友好愿望实现合理的解决，我们当然无意阻拦。”（《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九卷，第5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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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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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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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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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伯肯黑德伯爵，《哈利法克斯勋爵传》，第422和375—376页。范西塔特的传记作者伊恩·科尔文认为爵士的新职位是一个“有损尊严的虚职”（伊恩·科尔文《从政的范西塔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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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伯伦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写给他妹妹的信。被基思·米德尔马斯引述，见《外交幻觉》，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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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约翰·哈维编，《奥利弗·哈维的外交日记，1937—1940》，第75页。奥利弗·哈维是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私人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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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塞缪尔·霍尔爵士，《纷乱的九年》，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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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被威廉·N.梅德利科特引述，见其为《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八卷所写的序言，第ix页，注释1。这封信被保存在伯明翰大学所收藏的张伯伦私人文件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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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科尔文《从政的范西塔特》，第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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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希特勒与亨德森会谈备忘录，《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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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八卷，第v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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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基思·米德尔马斯，《外交幻觉》，第71页；伊恩·科尔文，《张伯伦内阁》，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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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梅德利科特在《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第二辑第十八卷中引述了这一段话，见第695页，注释1。说来奇怪，他在同一条注释里提出了与他的论点更加矛盾的其他证据。他写道：“T. P.康韦尔—埃文斯教授说，他在柏林拜访内维尔爵士时后者告诉他，‘他的政策依据的是不断收到的唐宁街十号的指示而不是外交部常务负责人的看法’（伊恩·科尔文，《没那么盲目》，第72页）。”可是，梅德利科特试图否定这一说法，他声称，无论在外交部的档案里，还是在编辑查阅的伯明翰大学收藏的张伯伦私人文件集里，都没有发现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由于张伯伦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背着外交部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所以他不可能书面作出那些非常敏感的指示，即使他作了书面指示，也不可能把它们公开供公众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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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被米德尔马斯引述，见《外交幻觉》，第73—74页。他的资料来源是英国外交部一九三七年五月十日第67932号（外交部，371/20736）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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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266—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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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一卷，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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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刚刚接替范西塔特担任外交部常务副大臣的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的日记中作了如下批注：“就个人而言，我几乎希望德国吞并奥地利以了结此事。无论如何它可能都要这样做——无论如何我们无法阻止它。”（戴维·迪尔克斯编，《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日记，1938—1945》，第47页）另外，卡多根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的四月二十二日写道：“感谢上帝，奥地利不再碍事了。我不禁想到，我们不幸地得知在那个国家的感觉。我毫不怀疑，有一部分民众躲藏在地下室里，而现在挥舞着卐字旗的那些人今后某一天将后悔，但是，试图违背相当大一部分民众的意愿……阻止德奥合并应当是非常错误的。毕竟，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对于奥地利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同上，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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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二卷，第320页。值得一提的是，据英国历史学家C.A.麦克唐纳说，美国驻巴黎大使威廉·C.布利特在五月二十日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表示，“罗斯福应当寻找一些办法帮助法国摆脱它的义务。如果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应当在海牙召开一次大国会议。如果布拉格拒绝接受会议的决定，法国将名正言顺地拒绝参战。美国将被指责‘出卖一个小国……导致希特勒再一次成功’，但是，这比看到‘某种在死亡地带上建立起来的亚细亚专制统治’要好”（C.A.麦克唐纳，《美国、英国与绥靖主义，1936—1939》，第87页。麦克唐纳列出了以下资料来源：“总统秘书档案，纽约，海德公园，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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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文件资料》，第二卷，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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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具体情况见约翰·W.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自从该书在一九四八年出版以后，许多历史学家探讨过捷克事件，但是，惠勒—贝内特这本书仍然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权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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