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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佛朗哥将军向加泰罗尼亚地区发动进攻，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他占领了西班牙最大的工业中心、曾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坚固堡垒以及地方自治脉动中心的巴塞罗那，这使加泰罗尼亚工人的士气跌到了低谷，失败主义情绪达到高潮。对于加泰罗尼亚中产阶级——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共产党人通过抵制造成破坏的工会革命博得他们的好感和信任而崛起——来说：抵抗政策和空泛地保证“尊重地方自治权”的十三点方案毫无意义。巴塞罗那市长、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领导人皮·苏涅尔对阿萨尼亚总统说，“由于内格林对加泰罗尼亚的敌视政策，加泰罗尼亚人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而战了。”[14]本人主张加泰罗尼亚自治的《巴塞罗那日报》（55）主编曼努埃尔·克鲁埃利斯回忆了日益盛行的失败主义情绪：“我们非常明白忠于内格林政策的人说些什么，但是，他们的话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他们告诉我们要进行抵抗，可是，‘我们在哪里进行抵抗，用什么来进行抵抗？’我们这样问自己，‘而且，我们为什么抵抗呢？’他们提出的坚持抵抗[resistència numantina]的理由和目的在我们看来不够充分和明确。在其整个政治—军事政策中，内格林排除了一切加泰罗尼亚因素；根据持续不停地兼并集权的意图，他已经强行剥夺了加泰罗尼亚的决定性地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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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最后的危机即将到来。坚定支持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描述了一九三九年一月的巴塞罗那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马德里之间的“巨大反差”：“气氛多么不同啊！那时多么热情……现在多么沮丧！敌军进入巴塞罗那之前四十八小时，它已经是一座死城。……完全是因为这种气氛使平民和士兵丧失了抵抗的意志，[它]失守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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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霍不顾使工人阶级——他们构成了反佛朗哥阵营的主力军——士气低落并使加泰罗尼亚中产阶级幻想破灭的责任主要应当归咎于内格林和西班牙共产党时，对于突然降临加泰罗尼亚的灾难，共产党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它在纪念加泰罗尼亚失陷两周年之际宣称：“自治政府没有组织[地区的]防御，而是动员它的力量阻止进入加泰罗尼亚境内，在西班牙国内外与共和国政府一意周旋，破坏共和国政府的威信。由于对人民的力量失去了信心，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更愿意背着共和国政府通过与帝国主义国家谈判来寻求救助，正是这些所谓民主国家的政府……帮助佛朗哥赢得了内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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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没有证据表明自治政府与外国政府进行了秘密谈判，虽然加泰罗尼亚确实有一些分离主义者，只要存在一点可能，他们乐于通过谈判实现某种独立的和平。但是，佛朗哥几乎已经赢得内战，而且世界对此一目了然。尽管如此，共产国际仍然继续努力以求得到民主国家的军事援助。一九三九年一月，在民族主义军队进军巴塞罗那途中无情地扫荡他们面前的一切的时候，像其前身《国际新闻通讯》一样用几种语言出版的共产国际的喉舌《世界新闻与观察》发表了一份由十六个共产党组织签名的紧急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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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威胁着法国、欧洲和世界。我们发出警告。为了帮助我们自己援助西班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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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力地援助西班牙共和派，我们向全世界人民，向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们，向真心诚意的民主人士发出这一紧急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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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半以来，在其遭到大批嗜血的意大利和德国士兵入侵的国土上，西班牙人民的儿女英勇地抵抗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铁流般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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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对法国的战争已经开始。进攻巴塞罗那是这场战争第一阶段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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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制止战争，为了挽救和平，为了保护文明和人类文化的成果，西班牙共和派必须得到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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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共和派将会获胜。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们必须立即……重新得到国际法的授权，向马德里和巴伦西亚的保卫者、向加泰罗尼亚的共和派军队运送武器、弹药、飞机和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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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权利，它是一个根据全民投票所表达的人民意愿而产生的合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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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掌握本国外交政策的时候到了。同情的话语和团结一心的空洞表示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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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人民采取有效行动的时候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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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西班牙国内外，谁也没有办法扭转佛朗哥军队强大的攻势，甚至没有办法抵挡。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工人们在忠于共和国的突击卫队支援下英勇镇压叛军的日子早已过去。共产党、社会党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人们在国际纵队和苏联武器的支援下为解救受到威胁的首都而英勇保卫马德里的日子早已过去。正如佩雷斯·萨拉斯上校尖锐指出的那样：“那时候，后方的血腥斗争和前线的暗杀还没有开始，共产党人也没有在军队中占据不公平的优势。……[这]极大地削弱了其他党派成员的斗志，他们发现自己被一小撮人所支配，仅仅因为这一小撮人控制着武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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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孤立和谴责的共产党人设想了一种孤独的英雄姿态。第十五军的［669］共产党人军长曼努埃尔·塔圭尼亚讲述了军政委弗朗西斯科·安东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凌晨四点——佛朗哥的先头部队进入巴塞罗那市郊之前几小时——来见他的情况。“他们告诉我，共产党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准备竭尽全力保卫加泰罗尼亚首府，动员群众从而赢得稳定巩固前线的时间。他们希望再现马德里的奇迹。不过，条件完全不同了。共产党领导人非常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肯定知道这种命令毫无意义，但是，为了继续作为坚持抵抗到底的组织，必须发布这种命令。……认为加泰罗尼亚首府的民众将会挺身而出保卫城市完全不切实际。最后几天，无论怎么呼吁，在上百万居民中几乎无法集合上千人修筑工事。巴塞罗那悲伤地接受了失败，根本看不到人们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我们已经不是在一九三六年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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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仍然在一九六七年发表讲话描绘了一幅充满想象力的画面：“与西班牙人一道，成千上万苏联志愿人员在巴塞罗那的街垒和马德里的空中一直战斗到最后。”[21]但是，实际上，除了极少数人之外，苏联公民全部撤离了西班牙。何塞·费尔南德斯·桑切斯在充分根据苏联原始资料撰写的一份短小精悍的论文中说明，“所有作为飞行员和坦克手直接参与军事行动的苏联公民”于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离开了西班牙，因此，在一九三九年，只有包括职业军官、翻译以及辅助人员在内的三十名苏联专家仍然留在西班牙。“当巴塞罗那看起来马上就要被佛朗哥的军队占领时，”他说，“所有苏联顾问在城里集合并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清晨离开。”[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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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对于把内战持续更长时间的可能性，斯大林现在已经不抱幻想，尤其是考虑到意大利和德国以大量武器慷慨援助的民族主义军队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且不说撤出大部分国际纵队的志愿人员，[23]仅仅召回除少数顾问及其助手之外的所有苏联人这一点就表明他对西班牙内战失去了兴趣，因而打算降低自己介入的程度。不过，对于他那脚踩两只船的策略来说，在半推半就地对待与希特勒交易的可能性的同时，继续执行抵抗政策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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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民族主义军队对加泰罗尼亚地区发动进攻六周前，内格林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冗长的信，催促其迅速交付他需要的武器。在写给“我著名的同志和伟大的朋友”的信中，内格林强调说，“没有您关心我们的斗争，我们早就无力抵抗”，“我国的自由和民主也已不可挽回地失去前途和命运”。尽管这封八页书信的前半部分［670］是对欧洲政客——对于他们，诡计多端、深谙大国外交手腕的斯大林比内格林要了解得多——的乏味评论，但是，它的其余内容具有足够的历史价值，应当在此予以复述（着重体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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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国内政策中，团结已经实现了，如果考虑到我们经历过的混乱时期，尽管团结不尽完美，但它是令人满意的。尽管存在着不得不与同床异梦的各种党派——它们极易受到叛乱分子以及公开或者暗中与我们为敌的国家的影响——联合执政这种状况固有的难题，我们实现了这一团结。有时可能被认为是软弱的行为实际上只不过是承认，我们还没有完成某项计划所必需的实力。一名政治家的职责不是为了过早地实现某个目标而牺牲权力，尤其是当他没有一个同心同德的强大政党[大概是影射前面提到的“同床异梦的各种党派”]做后盾时。我相信，我成功地运用了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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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外国影响和敌人的宣传，由于那些失去了活力或者从未植根于人民之中的党派的不满，一场坚决反对共产党的运动仍在激烈地进行。我不应对您隐瞒这一事实，我还要毫不犹豫地告诉您，共产党人是我最好、最忠实的合作者，在争取胜利的斗争中最愿意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但是，实际上，为了给人造成政府受外国势力操纵的印象，最微不足道的理由也被用来恶化气氛。……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全力回击，因为这将导致一场新的冲突。尽管如此，我并不担心国内形势，我确信，它将继续不断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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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军队，]……最近几个月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加强了后备部队，组成了骨干队伍，技术有了进步。一切都在好转，尤其是军队的战斗力。不过，[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将军即将向您作的口头汇报将会使贵国政府意识到，迅速执行我们的订单（副本附后）可能对战争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4]为了造成彻底的影响，必须大批而不是零星地发货。……一旦需要得到满足，我们就可能在明年春天过去之前打败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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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应在没有向您保证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几年之内重建复兴西班牙时停笔。现在不是向您讲述我对复兴我国的计划的时候，但是，请相信我，考虑到西班牙的资源，对于一个统一的国家和一个有力地控制着国家的政府来说，完成这个任务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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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最终，我们将比以前更加强大。许多传统的障碍将被清除。依靠能力和威望经过战争考验的人，凭借一支强大的军队和我国造船工业的潜力，我们可以建立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船队和海军舰队，并且向其他国家提供[船舶]。如果知道某个特定时期在西欧这个偏远的一隅有一支有能力在人类共同的进步事业中与苏联合作的强大海军，对于许多西班牙人来说这将永远是一种荣耀，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我们的苏联朋友以无私的方式给予我们的鼓励、合作和帮助。于是，我们就可以公开说明苏联人民高尚慷慨的奉献，他们的儿女作出的牺牲以及领导他们国家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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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我与您握手以象征团结，同时表达钦佩和感激之情。[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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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着重标出的内容中，我得出了四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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