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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内格林急于使斯大林对他的政治智慧、他对西班牙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以及他的领导能力产生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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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多党制让他烦恼透顶，因此，假如事情顺利的话，他愿意用一个“同心同德的强大政党”取而代之。也就是说，他愿意超越斯大林和西班牙共产党长期以来所主张的那种社会党与共产党的简单的合并，他本人曾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表示拥护这一主张，当时他声称自己始终支持两党合并，因为它们的纲领“毫无二致”。[26]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内格林作出这种表示只是为了讨好西班牙共产党，不过，在陶里亚蒂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证据显示，内格林将其政府的“虚弱”归咎于多党制（regimen de partidos），因此，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向西班牙共产党提议，建立一个“全国阵线，在这个阵线中，所有政党将不复存在”。[27]这样一来，陶里亚蒂评论道，内格林认为就有可能“在不必时刻考虑某些政治团体的要求和威胁的情况下执政了”。陶里亚蒂继续写道，共产党劝告内格林放弃这个主意，因为“它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28]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比森特·乌里韦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中证实，内格林打算把所有党派合并成为一个全国阵线。“他坚持认为，通过这样一种合并或者变动，由于我们的实力和政治经验，[共产党人]将成功地强行实施我们的方针。组成内格林这个唯一的党派之后，政府的措施就不会遭到拒绝了，因为它一旦组成，共和派控制区的所有其他党派将被取缔。”[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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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半个世纪流传的那些神话中，必须打破的是内格林的合作者和追随者何塞·马利亚·加西亚·巴尔德卡萨斯博士所制造的一个神话。据加泰罗尼亚作家胡安·利亚尔奇说，加西亚·巴尔德卡萨斯告诉他，埃布罗河战役即将结束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苏联表示愿意向内格林提供“无限制的军事援助”，只要他同意在西班牙强行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内格林明确予以拒绝。……苏联向内格林提出的这个建议至今［672］[一九八五年]不为公众所知，……[一九三九年二月]当军队试图越过法国边境时，他在菲格拉斯向一些最亲密的合作者和朋友透露了这个建议。”[30]在五十年制造神话的过程中，内格林的其他辩护士谁也没有说起过这个故事，它与斯大林为使民主国家卷入内战而奉行的“温和”政策背道而驰。军事调查局负责人圣地亚哥·加尔塞斯的说法表面上看来可信得多，他声称，内格林通过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带给斯大林一封信，“向其询问为了引起欧洲民主国家的同情解散共产党的可能性”。[31]但是，唯一支持这个说法的是内格林的另一名信徒和圣地亚哥·加尔塞斯的提携者拉斐尔·门德斯三年前所写的一篇文章，正如我们在前面某一章看到的那样，门德斯说，内格林告诉英国大使和英国在西班牙共和派控制区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如果英法两国向共和派政府出售其赢得战争所需要的武器，他不仅将把两名共产党人部长从政府中除名，而且还将取缔西班牙共产党并用非共产党人取代军队中担任指挥官的共产党人军官。不过，如前所述，不能根据表面意思相信内格林的这些表示，充其量是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除此之外不能认为它们有什么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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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三点结论是，如果取得内战的胜利，内格林将依靠那些“能力和威望经过战争考验的人”，这主要是一些共产党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最好、最忠实的合作者”——他们给了他对西班牙共产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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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内格林提出了两个在内战获胜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富有吸引力的条件，希望以此促使斯大林加快运送武器的速度：（a）提供商业船队和海军舰队；（b）在西欧有一支“有能力在人类共同的进步事业中与苏联合作的强大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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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封信具有特殊的意义，信中透露了内格林在内战结束以后愿意与苏联合作到什么程度，由于他对西班牙共产党的依赖，这种深度合作可能使西班牙变成苏联在西欧的第一个卫星国，成为二战之后在东欧建立的那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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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之花本人在回顾往事时提供了一些情况，可以使人深入了解西班牙共产党打算在共和派赢得内战之后建立什么性质的政权。“内战期间，”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武装起来的人民的支持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被转变成为当代民主革命史上的第一个人民共和国。”她说，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中，工人阶级创建了“最民主的无产阶级政权形式”苏维埃，而在这一场西班牙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西班牙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些国家，它成为一种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政权形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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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内格林的信上注明的日期是十一月十一日，但是，伊达尔［673］戈·德·西斯内罗斯——我们已经知道，他将向斯大林口头汇报军事形势——直到叛军开始进攻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前几天才动身前往莫斯科。他在回忆录中既没有解释这一耽搁的原因，也没有谈论以前订购的武器。他说，在之前的某一天上午，内格林打电话要他尽快去一趟他的住处。赶到之后总理告诉他，“避免或者推迟加泰罗尼亚失陷的唯一办法是请求苏联向西班牙大批运送战争物资”，接着，总理命令他当天动身去莫斯科，带上一份所需要的武器清单，清单包括二百五十架飞机，二百五十辆坦克，四千挺机关枪和六百五十门大炮。“内格林对我说，”他写道，“这对我们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因此，必须派一个他完全信任的人去谈判。”[33]由于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没有提到任何以前的订单，因此，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将带到莫斯科的是一份全新的所需武器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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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详细叙述一下他所描写的与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会见的情况：他坐在斯大林与翻译之间，（人民委员会议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国防人民委员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坐在他们对面。“当我们开始审阅所需武器清单时，”他说，“我感到有点局促不安，因为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是天外来客，显得不是那么真实。我惊喜地看到斯大林表示同意。”在起身离开谈判桌前，伏罗希洛夫问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如何支付将近一亿零三百万美元的货款，因为西班牙政府在苏联的余款已经不足十万美元。“‘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补足这一差额的办法。’伏罗希洛夫说，‘明天你将与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同志会谈，最后把这件事情定下来。’”伊达尔戈声称，双方同意向西班牙政府提供一笔“仅仅由我签字”保证的贷款补足购买武器的款项。他评论说：“当我们想到某些国家在向一些政府提供几百美元贷款之前强加给后者的无耻条件，并且把那些条件与苏联政府不要任何担保和抵押就给我们一亿美元的迅速自然进行对比，……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在谈到苏联对我国的慷慨无私时充满感激之情。”[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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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断伊达尔戈这一陈述时，人们不应忘记一九三八年三月内格林及其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为了获得一笔七千万美元的贷款所遇到的困难。当时，苏联人坚持一半贷款用黄金担保并在两年之内偿还，而没有担保的其余贷款要在四年之内偿还。斯大林不可能仅凭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签字就会同意以不那么苛刻的条件提供贷款，尤其是在失败看来已经不可避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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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还声称，苏联人立即着手准备运送武器，它们被装上七艘苏联货轮驶往法国港口。但是他说，法国政府设置了“各种障碍”，一直拖延到最后时刻才允许这批武器过境法国。“当[武器]陆续［674］到达加泰罗尼亚时，时间已经太晚了。我们再也没有可以集结飞机的机场或需要守卫的领土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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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想当然地认为，在民族主义军队攻势正盛时运到加泰罗尼亚的武器就是据称十二月下旬或者一月从摩尔曼斯克装船运出的那些武器，不过，根据可以找到的证据，作出这种判断是草率的。曾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喉舌《战斗报》政论撰稿人的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对这一批战争物资——如果它实际上存在过——能否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之前运到西班牙提出质疑。他指出，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调集战争物资运到摩尔曼斯克，然后装上七艘货轮，这些货轮必须在北冰洋上沿着漫长的挪威海岸航行，然后进入大西洋和北海，驶过英吉利海峡，最后在波尔多卸下货物，用火车经法国运往西班牙——“据记载，这总共用了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36]另一方面，内格林的坚定支持者安赫尔·比尼亚斯反驳说，“站在反共的立场上”，伊格莱西亚斯认为必须对这一批物资实际上是否曾经存在提出质疑。[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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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绕着这一批据称是由于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莫斯科之行而运送的武器所进行的争论中，有一个事实值得特别予以注意。一九七四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苏联官方二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提供了关于内战期间运往西班牙的武器的精确数字（第二卷，第54页），它甚至没有提到某些人声称的这一次运送；然而，在这本书出版时，苏联没有理由隐瞒它对西班牙共和派的援助。该书作者在正文和附表中声称，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苏联“安排运送”（удалосьь направить）五十二船货物去西班牙，与此相比，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一日运送了十三船货物，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只运送了三船货物（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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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苏联军事历史学会提供的这些数字使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和安赫尔·比尼亚斯的说法均不足为信：前者声称七艘装载着二百五十架飞机，二百五十辆坦克，四千挺机关枪和六百五十门大炮的货轮（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或一九三九年一月）从摩尔曼斯克启程，后者则毫无根据地断言，“大量”新的战争物资在一九三八年底从苏联运往西班牙。[38]比亚尼斯的另一个说法也没有任何可信性：（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英法等国签订）慕尼黑协定后，苏联重新开始提供“大规模”援助。“将近一九三八年年底时，”他声称，“这一批物资陆续运到，因此人们只能相信，只有斯大林真的[像某些人坚称的那样]抛弃了共和国，才会不再安排运送这些货物。”[39]此外，鉴于内格林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写给斯大林的那封信以及接着又在二十六日写信催促莫洛托夫必须“立即给我们发运我们已经订购的货物”，[40]显然，伊达尔戈去莫斯科的任务并不是像他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要求得到新的战争物资，而是像比亚尼斯本人承认的那样，“落实以前提出的要求”。[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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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苏联运往西班牙的武器［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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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书误为497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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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所谓一亿零三百万美元贷款，在苏联的原始资料中没有丝毫证据表明曾经同意提供这么一大笔贷款。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能够拿出的唯一证据是骗人的，因为它的依据是内战期间内格林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一九七〇年四月所写的一篇文章。帕斯库亚在文章中谈到他曾于一九三八年夏天提出过一笔六千万美元的贷款要求，[42]也就是说，是在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前往莫斯科六个月前。另外，苏联《真理报》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声称，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苏联提供的八千五百万美元贷款中，西班牙政府还欠五千万贷款没有还，但它没有提到任何其他贷款。同样重要的是，据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内格林指示担任农业部长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比森特·乌里韦给苏联政府写一封信，询问“苏联是否愿意继续向西班牙共和国运送武器并且提供它要求的贷款，为了继续进行抵抗，这都是绝对必需的”。[43]无论数额多少目的何在，苏联没有提供这笔贷款，因为，根据同一种共产党的官方资料，虽然苏联作出保证，“只要共和国坚持抵抗，苏联将一如既往地继续提供必要的援助”，[44]内格林政府却在几天之后被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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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民族主义军队进攻加泰罗尼亚期间运到该地区或法国的武器数量和种类的各种说法相互矛盾，不过没有争议的是，对于阻止佛朗哥将军的压倒性攻势及其一月二十六日对巴塞罗那的占领来说，它们运到的太晚了。这场战役失败惨重，以致造成整个国家行政机构的土崩瓦解。直到共产党的力量彻底崩溃为止，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一直是左派阵营中最有［676］权势的共产党人。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陶里亚蒂显然试图使政府总理成为加泰罗尼亚惨败的替罪羊，他对这场灾难发表了以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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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失守后，国家机器在前所未有的混乱和恐慌中彻底崩溃。在巴塞罗那失陷的八天前，内格林命令政府的所有部门撤退到赫罗纳-菲格拉斯一带，同时建议政治领导人全部离开。但是，他和各部部长们均未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撤退并保持政府机构的运转。由于这个原因，战斗陷入一片混乱。官员用卡车带走了他们的女人、孩子和朋友，带走了他们的床和床垫，甚至带走了他们的桌子和桌子上的墨水池。到处都是悲惨怪异的景象，这使整个城市士气低落。十几天来，通往边境的道路拥堵不堪。赫罗纳-菲格拉斯一带毫无准备，结果，这么多人最后只好露宿于田野以及菲格拉斯城堡内外道路的两侧，而城堡则成为政府的临时落脚点，因而也成了可怕的混乱最集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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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部门还在运转，电话电报不通，铁路公路停运，总[政治]部不再办公。曾经作为政府处理这种局面的最后手段而训练的边防警察部队和突击卫队瓦解了。边防警察对混乱的发生负有责任。突击卫队参与了一些抵抗行动，但在陷入混乱之后不复存在。征兵中心和仍然存在的少量后备部队也无影无踪。只有总参谋部与前线保持着联系并具有一定的运转能力，但是非常困难而且缺乏设备。由于后方完全陷入混乱，受到一阵阵混乱反复冲击的军队不再具有战斗力。但是，它不顾一切仍然在格拉诺列尔斯前线（第十一师）和赫罗纳外围进行抵抗，部队相对有序地后撤并且按部就班地执行破坏公路、桥梁、弹药库等设施的计划，从而使平民百姓和全部武器有可能向法国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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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完全不知所措。他没有主动采取任何具体措施组织撤退。不过，他确实放手让共产党自由行动了。他不得不天天与内阁中气焰嚣张的投降分子争论，内阁几乎总是在开会。投降分子当时包括除乌里韦之外的所有部长，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45]担任劳工部长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莫伊克斯同志除了在一月三十日的内阁会议上哭泣之外找不到更有用的事情做，会议期间，在宣读了罗霍写来的一封对我们的朋友背信弃义的信[46]之后，内格林要求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使他在政府应当向中部地区转移时可以自行作出决定。别的部长，共和国总统，几乎所有其他党派的领导人，非共产党人军队首长，他们全都要求内格林结束内战，承认不可能继续进行抵抗，并且请求英法两国从佛朗哥方面争取“体面的”停战条件。没有人知道这可能是一些什［677］么条件，也没有人试图具体列出一些条件：一般认为可能允许我们从中部地区撤出几千名身处险境的领导人，但不会更多。……显然，尽管内格林仍然坚持以前奉行的抵抗政策，但是已经失去了继续进行斗争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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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态度的矛盾之处在于，尽管他以不切实际的方式反复重申抵抗[政策]，但他后来没有为组织抵抗做任何事情。他的主要责任是，在[距法国边境八十公里的]菲格拉斯的最后几天，他没有下达必要的命令，至少把陆续运给我们的武器转送到巴伦西亚和马德里。[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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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内格林的最后指责并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因为，除了一些可以被敌军的行动迅速摧毁的渔村之外，菲格拉斯被陆地和海洋与中部地区隔开；不仅如此，其防御部署实际上也完全被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着。所以不难得出结论，如同陶里亚蒂在报告中对内格林的其他指责[48]——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为共产党官方说法的原始依据——一样，这些指责在一定程度上是想推卸他自己对最后的失败应负的责任。同样不难得出结论，像陶里亚蒂一样，热情之花也打算使政府总理成为失败的替罪羊，多年以后她明显重复了陶里亚蒂对内格林的某些指责，说他“尽管好像仍然坚持以前奉行的抵抗政策，但已失去了继续进行斗争的信心”，[49]还说他没有设法“将尽可能多的战争物资运往中南部地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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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陶里亚蒂和热情之花都指责内格林已经对抵抗的前途失去了信心，但是，某个身份不明的“萨同志”——根据陶里亚蒂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此人来判断，这是一名苏联军事顾问——在巴塞罗那失守两天之后告诉他：“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失陷无法挽回，他认为，一旦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不可能在中部地区继续抵抗，所以，彻底失败不可避免。”陶里亚蒂特别提到，这是“包括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职业军官”的看法。[51]因此，谁也没有采取措施将武器运往中部地区并不让人感到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