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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一日,在菲格拉斯城堡,一九三六年选出的西班牙议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在原本四百七十三名议员中,只有六十二人出席了最后这次议会会议。[52]有些议员与军事叛乱者站在一边;有些议员逃离了西班牙;另一些得到了外交官的职位;一些人不能出席或拒绝出席,例如拉尔戈·卡瓦列罗和阿拉基斯塔因;而在内战爆发时发现自己站错了队的一部分议员早已被囚禁或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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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次议会会议超出了宪法通常的表面意义。它象征了一九三一年春天人们满怀欢乐和希望宣告成立的第二共和国的悲剧命运。出席会议的议员几乎没有人再次踏上西班牙国土。大多数人将在佛朗哥将军统治时期[678]的三十六年流亡生涯中客死他乡,尤其是温和派社会党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像路易斯·孔帕尼斯和胡安·佩罗等著名人士一样,他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于一九四〇年被盖世太保移交给佛朗哥,然后他被处决了,与成千上万个无名人士一起,成为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残酷镇压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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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和议员们聚集在城堡的一个寒冷的地下室里。大多数部长穿着大衣,挤坐在一条不长的板凳上。为会议悬挂了共和国国旗,石头地面铺上了廉价的地毯。议会议长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站在一张蒙着红色锦缎的临时讲台后面,晚上十点半,会议开始。[53]“议员先生们,”议长说,“根据宪法召集的这次共和国议会会议是在困难的条件下举行的。我们正在遭到外国入侵者及其国内同伙和爪牙的玷污和践踏的加泰罗尼亚的一块土地上开会。……我对你们的希望只是,无论如何也要按捺住你们内心的激情。……在西班牙的社会生活中……这次会议可能将是历史性的。”[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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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是第一个发言者,也是唯一重要的发言者。”总理的一位目击了会议情况的朋友写道,“我们这些知道他身体疲惫、精神沮丧状况的人对他能否坚持发言表示怀疑。有几次他必须停下来振作自己,他不时地好像完全陷入了茫然,以致无法连贯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他的草稿念完之后,当时他才说了一半,于是不得不即兴发言。”[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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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官方的会议记录,内格林声称,议会是在“一种严酷的战争气氛”中召开会议,尽管“现在士气稳定,恐惧感也消除了”。但是,他说,事实上,几天来,“一阵恐慌几乎使我们的后防窒息,污染了我们的军队并且给整个政府机构造成破坏。不过,让我们平心静气地说,秩序和权力均未受到什么威胁。……尽管敌人不断挑衅,并没有发生叛乱、哗变或是反抗政府权力之类的事情”。他谈到了他的政府在获得外国武器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有时无法克服的”困难,与此同时,在德意两国工业生产力的支持下,敌军“得到了它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甚至超出它的需要”,然后,他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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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决不仅仅是在战场上赢得的。它可以通过在敌军士兵中造成某种心理影响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在国外传播我们捍卫的观点来实现。西班牙政府的愿望从一开始就是想让世界看到这里为什么起纷争,并且让站在另一边的我们的同胞、朋友和敌人都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议员先生们,不要抱有任何幻想。我们西班牙人不是因为某个思想问题、某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打内战。不,我们是为我们国家的独立而战,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取胜,我们就将成为奴隶。……[679][我们]正在捍卫西班牙和另外一些国家的利益。……西班牙政府的使命是,不仅要让这些中立友好的国家看到它们的利益之所在,还要让它们意识到,任凭自己被我们的敌人玩弄的花招所迷惑大错而且特错了。……为了挽救欧洲和平,它们允许奥地利被吞并。为了挽救欧洲和平,它们允许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我不相信它们对此视而不见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如同幻想通过扼杀西班牙就能满足某些人的胃口一样,由于它们竭尽全力姑息纵容,这些人的胃口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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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根据他的十三点战争目标,总理只提出三个和平条件:(1)保证摆脱一切外国影响的国家独立;(2)保证西班牙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命运;(3)保证战争一旦结束停止一切迫害和报复。他说,这是结束战争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一想到意大利和德国的胜利对于我国意味着什么,我就感到毛骨悚然。”它们的统治将使西班牙面临丧失国家地位的威胁,而恢复这种地位则需要用几代人的时间。“[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一息。我们将在加泰罗尼亚战斗,……即使我们失去这里,我们还有中南部地区。那里有成千上万我们的战士,他们准备为那些值得为之献身的根本目标继续战斗。”[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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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主要党派的代表接着在会议上发了言。马丁内斯·巴里奥提出了一项支持内格林的和平条件的简单议案,会议以口头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这项议案。凌晨零点四十五分,本次议会会议结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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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人表示反对和平建议,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种姿态没有希望,因为,甚至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共和派军队胜利渡过埃布罗河之后,尽管当时战斗的最终结果仍未确定,佛朗哥已经断然拒绝接受除彻底胜利之外的任何解决方案。他说,认为“罪犯与受害者”可以和平共处只是幻想。“民族主义西班牙所向披靡,因此,”他声称,“它不会允许任何人或任何事把它的胜利夺走或者降低胜利的成色。”[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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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内格林现在没有资格向一个正在取得全面辉煌胜利的敌人提出和平条件。就连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他曾不止一次告诉总理,“只要对他保持信任,他将继续站在总理一边并且与其共命运”[59]——都失去了信心。“相信外国还会提供援助难道不是一种幻想?认为军事胜利仍有可能难道不是一种错觉?”他在内战结束后问道,“也许在不少关注我们的斗争的人看来,这些问题可能具有失败主义倾向,但是我知道,所有经历过那种不幸的人也提出了这些问题。……当时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也许是他[680]们的政治责任要求他们这样做;然而,我承担的军事责任要求我提出这些问题并给予回答。……已经非常清楚的是,除苏联之外的所有国家……背弃了我们,它们都在焦急地等待战争结束。”[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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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寻找替罪羊的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了罗霍的失败主义情绪:“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巴塞罗那失陷后,罗霍立即向内格林提出应当结束战争了,建议后者给所有部队指挥官下达书面命令,要他们升起白旗让敌军通过。可是,关于这一情况,内格林既没有告诉共产党也没有告诉萨同志。在一月二十九日的内阁会议上,罗霍将军声称不可能进行抵抗了,后来他也这样说过。尽管他留在自己的职位上继续发号施令,但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挽救局面,他认为局面已经毫无希望。”[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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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日,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在菲格拉斯发表由政治局重要成员安东尼奥·米赫起草的臭名昭著的宣言,[62]谴责了它的所有敌人:加泰罗尼亚自治论者,逃兵,失败主义者,第五纵队和托洛茨基分子。在西班牙共产党的词典中,“敌人”这个词现在几乎包括全体西班牙民众。宣言声称巴塞罗那的失陷造成了内战爆发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对于英法那些民主国家的人民来说”,这意味着“一场真正的灾难”,然后,它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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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公开谴责这一事实,某些人的犯罪行为和背叛行径促成了目前这种局面,由于敌人的胜利,他们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以及继续斗争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这些人绝大多数就是导致抵抗不力的那些人,他们玩弄阴谋诡计并迟疑拖延,他们反对统一行动,他们散布不和谐的言论,他们破坏其他人的努力和政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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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局面,为了在前线和后方建立纪律,共产党调动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部力量以避免错误,克服弱点和不足,并且愤怒地谴责这些破坏团结的活动和公然背叛的行径。它请求政府和所有人民的组织尽快采取强有力的惩戒措施。应当像处理前线的叛徒和逃兵一样处理所有曾经擅离职守或正在擅离职守的文职官员和军队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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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特别谴责拉尔戈·卡瓦列罗逃离国土的可耻行为。他身边聚集着一小撮团结的敌人,西班牙人民及其组织的敌人。他曾不遗余力地蓄意破坏政府的工作,破坏我国人民的团结和抵抗,如今,他以逃跑达到其罪恶生涯的巅峰。[63]政治局还希望反法西斯组织和人民愤怒谴责那些分离主义者或自治论者的行为,他们在以错误的政策给调动加泰罗尼亚一切力量的重要工作制造困难之后……只想着逃到国外[681]去。人民将会看到这些懦夫和叛徒受到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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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极其严峻的形势,共产党重申它对西班牙人民胜利的信心并且声明,只要还有一块加泰罗尼亚领土,我们就将通过整编军队以及恢复前线和后方的士气和纪律来成功地保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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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坚决抵制那些逃兵、失败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第五纵队不战而放弃加泰罗尼亚领土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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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的神圣目标是捍卫民主共和国和西班牙的独立,它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它把全体党员和一切力量交给政府来支配,并且要求党的积极分子为解决当前重要的政治军事问题迅速提供最大的帮助,毫无异议地服从行政当局和军事当局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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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声明,对于当前那些阻挠完成这一任务并且阴谋破坏团结的人,它将毫不留情地与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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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以全体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名义,政治局向正在受到野蛮残忍的入侵者的粗暴对待的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慰问。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取得解放巴塞罗那以及所有被侵犯的领土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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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必须在前线或后方工作和战斗:所有共产党人,所有工人,所有反法西斯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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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怜悯逃兵、懦夫和团结的敌人![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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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日,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战斗结束了。比森特·罗霍将军,共和国总统,政府总理及其部长,议会议员,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成员,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成员,各党派组织的领导人以及包括加泰罗尼亚地区被打败的军队在内的四十万难民越过边境逃到法国。“像许多别的人一样,”《泰晤士报》记者劳伦斯·费恩斯沃思写道,“我不想再看到这种景象。……逃难的西班牙人成群结队地翻过边境的山脉,人流如雪崩一般满山遍野——每个人都是一场个人悲剧的化身。”[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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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的形势大好。”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在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高兴地写道,“佛朗哥以一场计划十分周密的大扫荡改善了局面。许多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被抓进监狱。我把情况告诉领袖,他命令将他们全部枪毙,他还补充说,‘死无对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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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埃布罗河战役的各种记述,具体见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655—699页;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412和422—430页;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540—550页;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我们注定要失败!》,第298—316页;拉斐尔·加西亚—巴利尼奥·伊·马森中将,《西班牙解放战争:阿拉贡战役和特鲁埃尔战役,1938—1939》,第222—280;《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117—132和186—191页;胡利安·恩里克斯·考温,《埃布罗河战役》;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71—177页;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201—229页;胡安·利亚尔奇,《埃布罗河战役》;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埃布罗河战役》;胡安·莫德斯托,《我是第五团》,第245—342页;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209—212页;比森特·罗霍,《英勇的西班牙》;第165—195页;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四卷,第3287—3314页;曼努埃尔·塔圭尼亚,《见证两场战争》,第187—260页。另请参阅里卡多·德尔里奥《关于内战最后几个月加泰罗尼亚地区政治军事形势的报道》(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和我对集团军指挥官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将军的副官丹尼尔·塔皮亚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据路易斯·费希尔说,苏联将军马克西莫夫协助指挥了埃布罗河攻势(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三日《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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