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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主要党派的代表接着在会议上发了言。马丁内斯·巴里奥提出了一项支持内格林的和平条件的简单议案，会议以口头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这项议案。凌晨零点四十五分，本次议会会议结束。[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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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人表示反对和平建议，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种姿态没有希望，因为，甚至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共和派军队胜利渡过埃布罗河之后，尽管当时战斗的最终结果仍未确定，佛朗哥已经断然拒绝接受除彻底胜利之外的任何解决方案。他说，认为“罪犯与受害者”可以和平共处只是幻想。“民族主义西班牙所向披靡，因此，”他声称，“它不会允许任何人或任何事把它的胜利夺走或者降低胜利的成色。”[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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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内格林现在没有资格向一个正在取得全面辉煌胜利的敌人提出和平条件。就连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他曾不止一次告诉总理，“只要对他保持信任，他将继续站在总理一边并且与其共命运”[59]——都失去了信心。“相信外国还会提供援助难道不是一种幻想？认为军事胜利仍有可能难道不是一种错觉？”他在内战结束后问道，“也许在不少关注我们的斗争的人看来，这些问题可能具有失败主义倾向，但是我知道，所有经历过那种不幸的人也提出了这些问题。……当时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也许是他［680］们的政治责任要求他们这样做；然而，我承担的军事责任要求我提出这些问题并给予回答。……已经非常清楚的是，除苏联之外的所有国家……背弃了我们，它们都在焦急地等待战争结束。”[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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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寻找替罪羊的陶里亚蒂向莫斯科报告了罗霍的失败主义情绪：“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巴塞罗那失陷后，罗霍立即向内格林提出应当结束战争了，建议后者给所有部队指挥官下达书面命令，要他们升起白旗让敌军通过。可是，关于这一情况，内格林既没有告诉共产党也没有告诉萨同志。在一月二十九日的内阁会议上，罗霍将军声称不可能进行抵抗了，后来他也这样说过。尽管他留在自己的职位上继续发号施令，但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挽救局面，他认为局面已经毫无希望。”[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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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日，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在菲格拉斯发表由政治局重要成员安东尼奥·米赫起草的臭名昭著的宣言，[62]谴责了它的所有敌人：加泰罗尼亚自治论者，逃兵，失败主义者，第五纵队和托洛茨基分子。在西班牙共产党的词典中，“敌人”这个词现在几乎包括全体西班牙民众。宣言声称巴塞罗那的失陷造成了内战爆发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对于英法那些民主国家的人民来说”，这意味着“一场真正的灾难”，然后，它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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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公开谴责这一事实，某些人的犯罪行为和背叛行径促成了目前这种局面，由于敌人的胜利，他们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以及继续斗争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这些人绝大多数就是导致抵抗不力的那些人，他们玩弄阴谋诡计并迟疑拖延，他们反对统一行动，他们散布不和谐的言论，他们破坏其他人的努力和政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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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局面，为了在前线和后方建立纪律，共产党调动它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全部力量以避免错误，克服弱点和不足，并且愤怒地谴责这些破坏团结的活动和公然背叛的行径。它请求政府和所有人民的组织尽快采取强有力的惩戒措施。应当像处理前线的叛徒和逃兵一样处理所有曾经擅离职守或正在擅离职守的文职官员和军队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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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特别谴责拉尔戈·卡瓦列罗逃离国土的可耻行为。他身边聚集着一小撮团结的敌人，西班牙人民及其组织的敌人。他曾不遗余力地蓄意破坏政府的工作，破坏我国人民的团结和抵抗，如今，他以逃跑达到其罪恶生涯的巅峰。[63]政治局还希望反法西斯组织和人民愤怒谴责那些分离主义者或自治论者的行为，他们在以错误的政策给调动加泰罗尼亚一切力量的重要工作制造困难之后……只想着逃到国外［681］去。人民将会看到这些懦夫和叛徒受到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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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极其严峻的形势，共产党重申它对西班牙人民胜利的信心并且声明，只要还有一块加泰罗尼亚领土，我们就将通过整编军队以及恢复前线和后方的士气和纪律来成功地保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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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坚决抵制那些逃兵、失败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第五纵队不战而放弃加泰罗尼亚领土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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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的神圣目标是捍卫民主共和国和西班牙的独立，它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它把全体党员和一切力量交给政府来支配，并且要求党的积极分子为解决当前重要的政治军事问题迅速提供最大的帮助，毫无异议地服从行政当局和军事当局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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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声明，对于当前那些阻挠完成这一任务并且阴谋破坏团结的人，它将毫不留情地与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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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以全体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名义，政治局向正在受到野蛮残忍的入侵者的粗暴对待的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慰问。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取得解放巴塞罗那以及所有被侵犯的领土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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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必须在前线或后方工作和战斗：所有共产党人，所有工人，所有反法西斯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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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怜悯逃兵、懦夫和团结的敌人！[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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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日，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战斗结束了。比森特·罗霍将军，共和国总统，政府总理及其部长，议会议员，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成员，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成员，各党派组织的领导人以及包括加泰罗尼亚地区被打败的军队在内的四十万难民越过边境逃到法国。“像许多别的人一样，”《泰晤士报》记者劳伦斯·费恩斯沃思写道，“我不想再看到这种景象。……逃难的西班牙人成群结队地翻过边境的山脉，人流如雪崩一般满山遍野——每个人都是一场个人悲剧的化身。”[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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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的形势大好。”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在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高兴地写道，“佛朗哥以一场计划十分周密的大扫荡改善了局面。许多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被抓进监狱。我把情况告诉领袖，他命令将他们全部枪毙，他还补充说，‘死无对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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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埃布罗河战役的各种记述，具体见恩里克·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655—699页；安东尼奥·科登，《历程》，第412和422—430页；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540—550页；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我们注定要失败！》，第298—316页；拉斐尔·加西亚—巴利尼奥·伊·马森中将，《西班牙解放战争：阿拉贡战役和特鲁埃尔战役，1938—1939》，第222—280；《西班牙内战与革命，1936—1939》，第四卷，第117—132和186—191页；胡利安·恩里克斯·考温，《埃布罗河战役》；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我是一个斯大林的部长》，第171—177页；恩里克·利斯特，《我们的战争：对西班牙人民民族革命战争史的贡献，1936—1939》，第201—229页；胡安·利亚尔奇，《埃布罗河战役》；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埃布罗河战役》；胡安·莫德斯托，《我是第五团》，第245—342页；赫苏斯·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1936—1939》，第209—212页；比森特·罗霍，《英勇的西班牙》；第165—195页；拉蒙·萨拉斯·拉腊萨瓦尔，《共和国人民军史》，第四卷，第3287—3314页；曼努埃尔·塔圭尼亚，《见证两场战争》，第187—260页。另请参阅里卡多·德尔里奥《关于内战最后几个月加泰罗尼亚地区政治军事形势的报道》（现存胡佛研究所，博洛滕资料集）和我对集团军指挥官埃尔南德斯·萨拉维亚将军的副官丹尼尔·塔皮亚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据路易斯·费希尔说，苏联将军马克西莫夫协助指挥了埃布罗河攻势（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三日《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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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民族主义军队进攻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情况，见科登《历程》，第443—466页；《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第四卷，第192—226页；利斯特，《我们的战争》，第23—47页；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加泰罗尼亚战役》；莫德斯托，《我是第五团》，第353—373页；佩雷斯·萨拉斯，《西班牙内战》，第221—238页；卡洛斯·皮·苏涅尔，《共和国与内战：一个加泰罗尼亚政治家的回忆》，第571—631页；比森特·罗霍，《人民，当心！西班牙内战最后阶段的政治—军事研究》，第136—218页；A.罗维里—比尔希利，《共和派在加泰罗尼亚最后的日子》；豪梅·索夫雷克斯—卡利科编，《加泰罗尼亚史》，第十二卷，第443—482页；塔圭尼亚，《见证两场战争》，第266—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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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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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6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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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卡斯特罗，《莫斯科培养出来的人》，第6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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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本书第五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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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见本书第五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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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12998
[8]见本书第五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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