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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详细叙述一下他所描写的与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会见的情况：他坐在斯大林与翻译之间，（人民委员会议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国防人民委员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坐在他们对面。“当我们开始审阅所需武器清单时，”他说，“我感到有点局促不安，因为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是天外来客，显得不是那么真实。我惊喜地看到斯大林表示同意。”在起身离开谈判桌前，伏罗希洛夫问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如何支付将近一亿零三百万美元的货款，因为西班牙政府在苏联的余款已经不足十万美元。“‘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补足这一差额的办法。’伏罗希洛夫说，‘明天你将与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同志会谈，最后把这件事情定下来。’”伊达尔戈声称，双方同意向西班牙政府提供一笔“仅仅由我签字”保证的贷款补足购买武器的款项。他评论说：“当我们想到某些国家在向一些政府提供几百美元贷款之前强加给后者的无耻条件，并且把那些条件与苏联政府不要任何担保和抵押就给我们一亿美元的迅速自然进行对比，……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在谈到苏联对我国的慷慨无私时充满感激之情。”[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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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断伊达尔戈这一陈述时，人们不应忘记一九三八年三月内格林及其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为了获得一笔七千万美元的贷款所遇到的困难。当时，苏联人坚持一半贷款用黄金担保并在两年之内偿还，而没有担保的其余贷款要在四年之内偿还。斯大林不可能仅凭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的签字就会同意以不那么苛刻的条件提供贷款，尤其是在失败看来已经不可避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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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还声称，苏联人立即着手准备运送武器，它们被装上七艘苏联货轮驶往法国港口。但是他说，法国政府设置了“各种障碍”，一直拖延到最后时刻才允许这批武器过境法国。“当[武器]陆续［674］到达加泰罗尼亚时，时间已经太晚了。我们再也没有可以集结飞机的机场或需要守卫的领土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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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想当然地认为，在民族主义军队攻势正盛时运到加泰罗尼亚的武器就是据称十二月下旬或者一月从摩尔曼斯克装船运出的那些武器，不过，根据可以找到的证据，作出这种判断是草率的。曾任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喉舌《战斗报》政论撰稿人的伊格纳西奥·伊格莱西亚斯对这一批战争物资——如果它实际上存在过——能否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之前运到西班牙提出质疑。他指出，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调集战争物资运到摩尔曼斯克，然后装上七艘货轮，这些货轮必须在北冰洋上沿着漫长的挪威海岸航行，然后进入大西洋和北海，驶过英吉利海峡，最后在波尔多卸下货物，用火车经法国运往西班牙——“据记载，这总共用了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36]另一方面，内格林的坚定支持者安赫尔·比尼亚斯反驳说，“站在反共的立场上”，伊格莱西亚斯认为必须对这一批物资实际上是否曾经存在提出质疑。[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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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绕着这一批据称是由于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莫斯科之行而运送的武器所进行的争论中，有一个事实值得特别予以注意。一九七四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苏联官方二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提供了关于内战期间运往西班牙的武器的精确数字（第二卷，第54页），它甚至没有提到某些人声称的这一次运送；然而，在这本书出版时，苏联没有理由隐瞒它对西班牙共和派的援助。该书作者在正文和附表中声称，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苏联“安排运送”（удалосьь направить）五十二船货物去西班牙，与此相比，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至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一日运送了十三船货物，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只运送了三船货物（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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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苏联军事历史学会提供的这些数字使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和安赫尔·比尼亚斯的说法均不足为信：前者声称七艘装载着二百五十架飞机，二百五十辆坦克，四千挺机关枪和六百五十门大炮的货轮（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或一九三九年一月）从摩尔曼斯克启程，后者则毫无根据地断言，“大量”新的战争物资在一九三八年底从苏联运往西班牙。[38]比亚尼斯的另一个说法也没有任何可信性：（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英法等国签订）慕尼黑协定后，苏联重新开始提供“大规模”援助。“将近一九三八年年底时，”他声称，“这一批物资陆续运到，因此人们只能相信，只有斯大林真的[像某些人坚称的那样]抛弃了共和国，才会不再安排运送这些货物。”[39]此外，鉴于内格林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写给斯大林的那封信以及接着又在二十六日写信催促莫洛托夫必须“立即给我们发运我们已经订购的货物”，[40]显然，伊达尔戈去莫斯科的任务并不是像他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要求得到新的战争物资，而是像比亚尼斯本人承认的那样，“落实以前提出的要求”。[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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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苏联运往西班牙的武器［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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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书误为497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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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所谓一亿零三百万美元贷款，在苏联的原始资料中没有丝毫证据表明曾经同意提供这么一大笔贷款。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能够拿出的唯一证据是骗人的，因为它的依据是内战期间内格林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一九七〇年四月所写的一篇文章。帕斯库亚在文章中谈到他曾于一九三八年夏天提出过一笔六千万美元的贷款要求，[42]也就是说，是在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前往莫斯科六个月前。另外，苏联《真理报》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声称，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苏联提供的八千五百万美元贷款中，西班牙政府还欠五千万贷款没有还，但它没有提到任何其他贷款。同样重要的是，据西班牙共产党的官方内战史说，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内格林指示担任农业部长的西班牙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比森特·乌里韦给苏联政府写一封信，询问“苏联是否愿意继续向西班牙共和国运送武器并且提供它要求的贷款，为了继续进行抵抗，这都是绝对必需的”。[43]无论数额多少目的何在，苏联没有提供这笔贷款，因为，根据同一种共产党的官方资料，虽然苏联作出保证，“只要共和国坚持抵抗，苏联将一如既往地继续提供必要的援助”，[44]内格林政府却在几天之后被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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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关于民族主义军队进攻加泰罗尼亚期间运到该地区或法国的武器数量和种类的各种说法相互矛盾，不过没有争议的是，对于阻止佛朗哥将军的压倒性攻势及其一月二十六日对巴塞罗那的占领来说，它们运到的太晚了。这场战役失败惨重，以致造成整个国家行政机构的土崩瓦解。直到共产党的力量彻底崩溃为止，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一直是左派阵营中最有［676］权势的共产党人。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陶里亚蒂显然试图使政府总理成为加泰罗尼亚惨败的替罪羊，他对这场灾难发表了以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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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失守后，国家机器在前所未有的混乱和恐慌中彻底崩溃。在巴塞罗那失陷的八天前，内格林命令政府的所有部门撤退到赫罗纳-菲格拉斯一带，同时建议政治领导人全部离开。但是，他和各部部长们均未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撤退并保持政府机构的运转。由于这个原因，战斗陷入一片混乱。官员用卡车带走了他们的女人、孩子和朋友，带走了他们的床和床垫，甚至带走了他们的桌子和桌子上的墨水池。到处都是悲惨怪异的景象，这使整个城市士气低落。十几天来，通往边境的道路拥堵不堪。赫罗纳-菲格拉斯一带毫无准备，结果，这么多人最后只好露宿于田野以及菲格拉斯城堡内外道路的两侧，而城堡则成为政府的临时落脚点，因而也成了可怕的混乱最集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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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部门还在运转，电话电报不通，铁路公路停运，总[政治]部不再办公。曾经作为政府处理这种局面的最后手段而训练的边防警察部队和突击卫队瓦解了。边防警察对混乱的发生负有责任。突击卫队参与了一些抵抗行动，但在陷入混乱之后不复存在。征兵中心和仍然存在的少量后备部队也无影无踪。只有总参谋部与前线保持着联系并具有一定的运转能力，但是非常困难而且缺乏设备。由于后方完全陷入混乱，受到一阵阵混乱反复冲击的军队不再具有战斗力。但是，它不顾一切仍然在格拉诺列尔斯前线（第十一师）和赫罗纳外围进行抵抗，部队相对有序地后撤并且按部就班地执行破坏公路、桥梁、弹药库等设施的计划，从而使平民百姓和全部武器有可能向法国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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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完全不知所措。他没有主动采取任何具体措施组织撤退。不过，他确实放手让共产党自由行动了。他不得不天天与内阁中气焰嚣张的投降分子争论，内阁几乎总是在开会。投降分子当时包括除乌里韦之外的所有部长，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45]担任劳工部长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莫伊克斯同志除了在一月三十日的内阁会议上哭泣之外找不到更有用的事情做，会议期间，在宣读了罗霍写来的一封对我们的朋友背信弃义的信[46]之后，内格林要求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使他在政府应当向中部地区转移时可以自行作出决定。别的部长，共和国总统，几乎所有其他党派的领导人，非共产党人军队首长，他们全都要求内格林结束内战，承认不可能继续进行抵抗，并且请求英法两国从佛朗哥方面争取“体面的”停战条件。没有人知道这可能是一些什［677］么条件，也没有人试图具体列出一些条件：一般认为可能允许我们从中部地区撤出几千名身处险境的领导人，但不会更多。……显然，尽管内格林仍然坚持以前奉行的抵抗政策，但是已经失去了继续进行斗争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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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态度的矛盾之处在于，尽管他以不切实际的方式反复重申抵抗[政策]，但他后来没有为组织抵抗做任何事情。他的主要责任是，在[距法国边境八十公里的]菲格拉斯的最后几天，他没有下达必要的命令，至少把陆续运给我们的武器转送到巴伦西亚和马德里。[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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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内格林的最后指责并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因为，除了一些可以被敌军的行动迅速摧毁的渔村之外，菲格拉斯被陆地和海洋与中部地区隔开；不仅如此，其防御部署实际上也完全被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着。所以不难得出结论，如同陶里亚蒂在报告中对内格林的其他指责[48]——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为共产党官方说法的原始依据——一样，这些指责在一定程度上是想推卸他自己对最后的失败应负的责任。同样不难得出结论，像陶里亚蒂一样，热情之花也打算使政府总理成为失败的替罪羊，多年以后她明显重复了陶里亚蒂对内格林的某些指责，说他“尽管好像仍然坚持以前奉行的抵抗政策，但已失去了继续进行斗争的信心”，[49]还说他没有设法“将尽可能多的战争物资运往中南部地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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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陶里亚蒂和热情之花都指责内格林已经对抵抗的前途失去了信心，但是，某个身份不明的“萨同志”——根据陶里亚蒂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此人来判断，这是一名苏联军事顾问——在巴塞罗那失守两天之后告诉他：“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失陷无法挽回，他认为，一旦加泰罗尼亚地区失陷，不可能在中部地区继续抵抗，所以，彻底失败不可避免。”陶里亚蒂特别提到，这是“包括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职业军官”的看法。[51]因此，谁也没有采取措施将武器运往中部地区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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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一日，在菲格拉斯城堡，一九三六年选出的西班牙议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在原本四百七十三名议员中，只有六十二人出席了最后这次议会会议。[52]有些议员与军事叛乱者站在一边；有些议员逃离了西班牙；另一些得到了外交官的职位；一些人不能出席或拒绝出席，例如拉尔戈·卡瓦列罗和阿拉基斯塔因；而在内战爆发时发现自己站错了队的一部分议员早已被囚禁或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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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次议会会议超出了宪法通常的表面意义。它象征了一九三一年春天人们满怀欢乐和希望宣告成立的第二共和国的悲剧命运。出席会议的议员几乎没有人再次踏上西班牙国土。大多数人将在佛朗哥将军统治时期［678］的三十六年流亡生涯中客死他乡，尤其是温和派社会党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像路易斯·孔帕尼斯和胡安·佩罗等著名人士一样，他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于一九四〇年被盖世太保移交给佛朗哥，然后他被处决了，与成千上万个无名人士一起，成为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残酷镇压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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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和议员们聚集在城堡的一个寒冷的地下室里。大多数部长穿着大衣，挤坐在一条不长的板凳上。为会议悬挂了共和国国旗，石头地面铺上了廉价的地毯。议会议长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站在一张蒙着红色锦缎的临时讲台后面，晚上十点半，会议开始。[53]“议员先生们，”议长说，“根据宪法召集的这次共和国议会会议是在困难的条件下举行的。我们正在遭到外国入侵者及其国内同伙和爪牙的玷污和践踏的加泰罗尼亚的一块土地上开会。……我对你们的希望只是，无论如何也要按捺住你们内心的激情。……在西班牙的社会生活中……这次会议可能将是历史性的。”[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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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是第一个发言者，也是唯一重要的发言者。”总理的一位目击了会议情况的朋友写道，“我们这些知道他身体疲惫、精神沮丧状况的人对他能否坚持发言表示怀疑。有几次他必须停下来振作自己，他不时地好像完全陷入了茫然，以致无法连贯表达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他的草稿念完之后，当时他才说了一半，于是不得不即兴发言。”[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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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官方的会议记录，内格林声称，议会是在“一种严酷的战争气氛”中召开会议，尽管“现在士气稳定，恐惧感也消除了”。但是，他说，事实上，几天来，“一阵恐慌几乎使我们的后防窒息，污染了我们的军队并且给整个政府机构造成破坏。不过，让我们平心静气地说，秩序和权力均未受到什么威胁。……尽管敌人不断挑衅，并没有发生叛乱、哗变或是反抗政府权力之类的事情”。他谈到了他的政府在获得外国武器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有时无法克服的”困难，与此同时，在德意两国工业生产力的支持下，敌军“得到了它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甚至超出它的需要”，然后，他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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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决不仅仅是在战场上赢得的。它可以通过在敌军士兵中造成某种心理影响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在国外传播我们捍卫的观点来实现。西班牙政府的愿望从一开始就是想让世界看到这里为什么起纷争，并且让站在另一边的我们的同胞、朋友和敌人都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议员先生们，不要抱有任何幻想。我们西班牙人不是因为某个思想问题、某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打内战。不，我们是为我们国家的独立而战，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取胜，我们就将成为奴隶。……［679］[我们]正在捍卫西班牙和另外一些国家的利益。……西班牙政府的使命是，不仅要让这些中立友好的国家看到它们的利益之所在，还要让它们意识到，任凭自己被我们的敌人玩弄的花招所迷惑大错而且特错了。……为了挽救欧洲和平，它们允许奥地利被吞并。为了挽救欧洲和平，它们允许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我不相信它们对此视而不见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如同幻想通过扼杀西班牙就能满足某些人的胃口一样，由于它们竭尽全力姑息纵容，这些人的胃口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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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根据他的十三点战争目标，总理只提出三个和平条件：（1）保证摆脱一切外国影响的国家独立；（2）保证西班牙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命运；（3）保证战争一旦结束停止一切迫害和报复。他说，这是结束战争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一想到意大利和德国的胜利对于我国意味着什么，我就感到毛骨悚然。”它们的统治将使西班牙面临丧失国家地位的威胁，而恢复这种地位则需要用几代人的时间。“[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一息。我们将在加泰罗尼亚战斗，……即使我们失去这里，我们还有中南部地区。那里有成千上万我们的战士，他们准备为那些值得为之献身的根本目标继续战斗。”[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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