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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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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前言：远离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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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4日，破晓时分，两名泳者光着身子、沾满泥浆，他们耗尽最后一丝气力，颤抖着，走出冰冷刺骨的河水，爬上了西班牙埃布罗河（Ebro River）的河岸。来自比利牛斯山脉消融的雪水令这里的水位涨了不少。两人都来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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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正战火纷飞。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内部纷争不断的西班牙共和国民选政府一直在抵抗由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发动，并受到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支持的军事叛乱。佛朗哥加封自己为“大元帅”（Generalissimo），将放着阿道夫·希特勒照片的相框摆在办公桌上，还称德国为“我们要永远追随的榜样”。[1]这天黎明，战机在埃布罗河上空遮天蔽日，全部是顶级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驾驶它们的，是来自德国的飞行员，将它们送给大元帅的，是“元首”。地面上，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借给佛朗哥总数将近8万人的部队供其差遣，来自意大利的步兵和坦克刚刚帮助后者发动了整个内战期间最大的一次攻势。自西部面积占全国土地三分之二的佛朗哥控制区发起，这次强有力的行动的目标是向地中海进军，将西班牙共和国剩余控制区撕裂为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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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场佛朗哥为争权夺利发动的旷日持久的战争是欧洲爆发过的最为激烈的冲突，其标志性的极端野蛮行径堪称空前绝后。他的军队将城市炸成一片焦土，折磨政治对手，杀害工会人士，用机关枪扫射住满伤患的病房，在妇女的乳房上烙上佛朗哥军队纹章的烙印，并用绞喉（garrote）执行死刑——这是一种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刑具，有一个铁制的颈围，受刑者会被颈围扼住喉咙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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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这场新攻势痛击的共和军正在混乱地溃退，想要赶在佛朗哥的士兵、坦克和轰炸机到来之前向东溃逃。由于推进速度奇快，在部分地区，佛朗哥的部队已包抄至共和军前方。共和军中有数千名来自他国的志愿兵，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来自美国。有的已经被杀害了。佛朗哥刚刚宣布，外国志愿兵只要被俘就将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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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西班牙东北部的崎岖山地，湍流不息的埃布罗河这条西班牙最大的河流，成为死亡与生存的分界线：河东岸仍然在共和军手中。靠着北极星的指引，曾有被困在战线后方的小股美国志愿兵乘着夜色成功溜过了佛朗哥军队的驻地。经过三天没日没夜的赶路，在由盘旋在天空的侦察机引导的敌军步兵、坦克和骑兵部队紧追不舍之下，他们赶在黎明前抵达了埃布罗河岸，到达了地图上显示有一座桥的地点附近。他们发现，桥已经被炸毁了，附近也没有船只。几个不会游泳的人拼命从一处废弃农舍拆下门板作为浮筏，其他不会游泳的人紧抱着一根圆木下了水。湍流卷走了人群，至少六人——其中四人身上有伤——淹死在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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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三个会游泳的美国人脱掉了靴子和身上的全部衣物，一头扎进了冰冷刺骨的河水。其中一人在远处的下游上了岸，来自纽约的两个年轻人约翰·盖茨（John Gates）和乔治·瓦特（George Watt）——后者的脚踝扭伤了，手上还有一处弹片伤——则一起成功在对岸登陆。清晨到来之际，他们向东出发，希望找到能告诉他们所在部队残部大概方位的人。“我们一丝不挂，光着脚，走在一条似乎向前无限延伸的路上，尖锐的石头和植物的芒刺割着我们的双脚。”瓦特回忆道，“我们冷得直打哆嗦，走到大路上的时候，我们的双脚血流不止……有辆卡车沿着路开了过来。我当时就在想，看见两个裸体男人站在路上，司机的脑海里会浮现什么想法。他递给我们两条毯子，然后把车开走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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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盖茨的回忆中，故事接下来是这样的：“我又累又饿，感觉自己一步都走不动了……我们躺在路边，也没去想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太累了，已经不在乎了……突然，一辆小轿车来到我们面前。车子停下后，里面走出了两个人。在我一生当中，没有什么能比他们的出现让人感觉更棒了……我们紧紧拥抱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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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辆黑色麦福特牌双座式敞篷车（Matford roadster）里坐着的，是《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赫伯特·L.马修斯（Herbert L.Matthews）和欧内斯特·海明威，后者当时正为北美报业联盟（North American Newspaper Alliance，NANA）做战地记者。“两位作家带来了好消息，告诉我们许多朋友都安然无恙，”盖茨写道，“我们则把那些并不平安无事的人的坏消息告诉了他们。”[3]海明威与马修斯此前经常对在西班牙的美国志愿兵进行报道，很熟悉其中的一些人。很多人现在失踪了，包括来自加利福尼亚的第十五国际旅指挥官罗伯特·梅里曼（Robert Merriman）少校，他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十英里外，当时，他正率领一队士兵，即将被佛朗哥部队包围。河边的四人均不知道关于其下落的任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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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有几百人正在埃布罗河下水渡河，”瓦特写道，“很多人死了，有些是淹死的。有多少人被捕？我们也不知道。马修斯在忙着做记录。海明威在忙着咒骂法西斯。”尽管听众只有两个浑身湿透、身上只裹着毯子的哆哆嗦嗦的男人，但这位小说家人尽皆知的高调和咆哮风格此时已显露无遗。“面朝河对岸，”盖茨回忆当时的情景，“海明威挥动着他硕大、强壮的拳头。‘你们这群法西斯杂种还没赢呢，’他咆哮着，‘我们会向你们证明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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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让四名美国人彼此相遇在远离故土的河岸边的战争，是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事件。在被迅速崛起的法西斯阴影所笼罩的欧洲，这场战争也被视作一块道德与政治的试金石和一场世界大战的雏形。大约2800名美国人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据估计，他们中的750人死在了那里——比美军在20世纪任何一场战争中的死亡率都要高得多。[5]对于许多参战老兵来说，这场战争都是他们生命中最具决定性的经历，对于当时的一些美国记者来说亦是如此。“不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遇见的是一名曾为西班牙的自由战斗过的男士或女士，”赫伯特·马修斯在多年以后写道，“我们拥有的都是相似的灵魂。”[6]尽管美国新闻业的行规在前，记者们依旧和所有人一样，表现出了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偏爱。在这场战争中，一切虚伪常常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在共和军在佛朗哥的致命攻势下溃逃的那个春天，马修斯和来自《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同行均向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发送了私人电报，请求其向共和军输送军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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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共同记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我们对这场之前爆发的冲突的印象，但在当时，数千万美国民众都在专注地追踪有关这场战争的最新消息。战争进行期间，即1936年年中到1939年年初，这场在西班牙爆发的战争登上《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次数超过了1000次——这超过了其他任何单一主题的头条数，不论“罗斯福总统”、“纳粹德国的崛起”还是“大萧条造成的灾难性影响”都要甘拜下风。[8]尽管美国政府固执地拒绝对西班牙进行干涉，许多美国人却深深卷入其中，且身影活跃在对垒双方阵营。例如，对美国志愿兵实施轰炸和扫射的纳粹飞机上的燃油来自得克萨斯，将它们出售给佛朗哥的，是一个经历极富传奇色彩、偏爱右翼独裁者的美国石油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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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中期，我本人与这场战争初次产生了交集，当时，我是《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一名初出茅庐的记者。报社有两名年长的记者是亚伯拉罕·林肯营（Abraham Lincoln Brigade）的老兵，这是数支由美国志愿兵组成的部队的非正式称呼。我还记得自己曾经问过他们中的一个人如何回顾这场战争，当年他在西班牙开救护车。[9]隔着发出噼里啪啦敲击声的手动打字机与电传打字机，和将报道传送给排字工的嘶嘶作响的空气压缩导管，他探出身体，用完全不像是编辑部开玩笑时常有的那种语气充满感情地对我说：“我真的希望我们能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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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西班牙共和国输掉了战争，这一失利无疑给此后的战争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知晓一切将以失败告终的气氛弥漫在描写这场战争的最著名小说——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中，该书出版于佛朗哥获胜后的第二年。相比同时期的任何其他事件，西班牙内战所引发的“如果……会如何？”的问题都要更多。如果西方民主国家卖给西班牙共和国它所反复迫切想要购买的武器装备会如何？这些装备有可能足以击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派往西班牙的飞机、潜艇和军队吗？如果答案是能，那么希特勒还会将部队派往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的其他一系列国家吗？造成数千万人死亡和无尽苦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可能得以避免吗？或者，它有可能会以某种不同的、规模更有限的方式展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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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美国志愿兵都坚信，自己所参加的，是一场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的前哨战。对于自身的正义性，他们也从未感到怀疑：毕竟，在美国对德日宣战的四年多以前，美国人还在何处遭受过纳粹飞机的轰炸呢？在另一个国家，许多人同样认为西班牙内战将成为那个时代的演武场。“我这一代人，”法国小说家阿尔贝·加缪写道，“将西班牙铭记于心……他们在那里明白了……一个人可以是正义的，但他还是会被击败，武力能征服人的精神，很多时候，勇气不会得到褒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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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西班牙爆发的危机中似乎蕴含着明确的道德因素。飞速发展的法西斯主义亟待受到挑战；若它不在这里受到挑战，又能在哪里呢？这，就是许许多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志愿参战的原因。这，也是我会在几十年后看到林肯营老兵出现在1960年代捍卫民权或是反对越战的示威游行队伍中，出现在1980年代抗议美国干涉中美洲事务的游行队伍中，满怀热情地振臂高呼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先后见过六名前志愿兵，并与其中两人成为多年好友。（直到写作本书时我才意识到，虽然仅在本书中短暂出现，雅克·格兰布拉特［Jacques Grunblatt］医生正是当年在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发生的一次事故后帮我缝针的人。）你将在本书第一章中见到的夫妇，曾经就住在离我今天的住处几个街区以外的一栋我曾经路过上百次的楼里——那是1930年代，这位丈夫当时正在伯克利读研——这一发现，令我自己代入他们的视角变得更容易了。我们每个关心社会正义的人都需要政治先驱的存在，看起来，这些男男女女——大约有75名美国女性在西班牙做志愿者，大多数是护士——无疑正是政治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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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我的感受与其他经历过1960年代的人同样强烈。任何人对一个时代和地点产生兴趣通常都来源于这样的疑问：我在当时会怎么做呢？我常常愿意相信这一点，那就是，如果我生在那个年代，我，一样，会去西班牙。不过我也知道，故事还有它更黑暗、更不浪漫的一面。由于苏联是唯一向西班牙共和国出售武器的大国，它索取了大量回报。一些西班牙人成了约瑟夫·斯大林在冷酷地对付他那些虚虚实实的敌人时的受害者，而这正是他的专制体现出的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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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最出乎我意料的地方，我曾见过警示世人他的多疑所引发的死亡的鲜活例证。1991年时，我正在研究一本有关俄罗斯人要如何看待斯大林的遗产的书。就在这一年，当苏联很快就要解体时，当局终于解除了对外国记者旅行地的限制。于是，我得以访问一个几乎从没有西方人去过的地方，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Karaganda）。这座由摇摇欲坠的灰褐色混凝土建筑构成的偏远破败的城市曾经一度是将囚犯送往煤矿工作的古拉格劳工营的庞大网络的中心。离开市区几十英里，在一座荒凉的乡下墓地，冰雪长年累月的封冻与消融使那些简陋的自制金属十字架墓碑或歪斜或水平地散落在地面上。电线在它们上方穿过，废弃塑料袋和垃圾在中亚大草原持续不停的大风中四处飘荡。令我意外的是，许多墓碑上都刻着西班牙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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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到，苏联曾经接收过数千名西班牙共和国的流亡者，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儿童。除此之外，内战结束后，停靠在苏联港口船只上的西班牙水手，以及几百名在苏联进行训练的西班牙飞行员无法回到祖国。同上百万苏联人一样，这些西班牙人当中的许多人成了斯大林疑心病的牺牲品。估计有270名西班牙共和国公民被送进了古拉格，许多人因饥饿、疲劳和冻伤慢慢死去。在我见到的这所公墓附近，至少有60人被关押在一座拥挤且被三面高高的带刺铁丝网围栏包围着的劳改营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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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如何将西班牙内战的这两幅场景重合在一起？西班牙人抵抗受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支持发动的政变的确是正义的。可是，是否因为与苏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西班牙共和国才注定难逃厄运？简而言之，西班牙共和国的支持者们是在与最坏的盟友一起为最好的事业而战。对此，他们有何体验？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者说，如果你身处一场搏命的恶战中，你会奢侈到有工夫去操心自己的盟友是谁吗？这些都是长期以来使我想要去探寻这段历史的众多问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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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绝大多数来到西班牙的美国人都将自己视作共产主义者，我们若是不理解当时共产主义为何具备如此强大的吸引力，以及苏联为何对太多人来说就像一座希望的灯塔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们。在我的一个来自林肯营的朋友离开西班牙65年后，也是在他退出美国共产党45年后，在他的葬礼上，我第一次聆听了《国际歌》。这首歌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标志性歌曲；现在，它是几名努力回忆歌词的老人口中哼唱的曲子，也许，他们同时还在努力回忆着年轻时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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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基本失去了市场，有时候，曾在它们彼此的支持者间爆发过的论战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中世纪的宗教争论一样遥远。同样烟消云散的，还有那个曾被广泛传播过的信念，即资本主义体系处于危机之中，再也不能维持下去，即便对于谁的蓝图正确存在各种争吵，指引未来的蓝图却是存在的。尽管这些问题多数都让人感觉很遥远，但在其他方面，1930年代的西班牙似乎依旧同今天的许多国家极其相似：巨大的贫富差距，威权体制与成百万乃至上千万公平获得土地、教育和其他许多东西的权利被长期否定的无权无势的民众的斗争。这些，令1930年代的西班牙成了它那个时代一个意义重大的战场，而在我们的时代，这个战场同样会引起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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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其他一些问题同样怀有疑问。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所处的政治世代中的许多人始终强烈反对战争；他们尤其反对的，是那些美国对他国内战或内政进行干涉的行为，不论它们发生在越南、尼加拉瓜、萨尔瓦多、伊拉克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可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却一直认为，如果当年我们的政府参与西班牙内战的话，世界本可以变得更好。我们将前往西班牙参战的老一辈美国人视作英雄。这便引出一个问题：军事介入一场遥远的冲突是否曾经具有正义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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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之多的美国人跑去参加他国内战，这无疑是仅有的一次——甚至，即便自己的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去阻止他们，他们依然照去不误。他们几乎来自美国的各个州，有穷人，也有富人。有常青藤毕业生，也有搭货运列车找工作的人。让他们前赴后继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又学到了什么——关于自己，关于战争，关于他们报名参军保卫的国家，关于他们抛在身后的祖国？后来有人感到后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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