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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和玛丽昂·斯通（Marion Stone）是在大一学期前的一场舞会上认识的。开学第一天，他开着一辆道奇小敞篷车恰好经过玛丽昂身边，于是他踩了刹车，对玛丽昂大声喊道：“快上车！我们要大展宏图了。”玛丽昂身材苗条，富有魅力，身高比罗伯特矮半头，父亲在一家有售酒执照的餐馆做厨师。玛丽昂高中毕业后工作了两年，后来，和其他数百万人一样，因为银行倒闭，她失去了所有存款。她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赚钱来继续自己的学业：当秘书，给一户人家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而那恰好就是罗伯特为其工作的殡仪馆老板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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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岁月里，玛丽昂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大学女生联谊会上。按她自己的描述，校园恋情是件十分纯洁的事：跳舞，亲吻，偶尔也可能会在那个禁酒时期到地下酒吧匆匆游历一番。玛丽昂被罗伯特和他在ROTC的朋友们组织的大学军事舞会选中做“荣誉学生”。罗伯特像挥霍一般，拿出自己辛苦赚来的钱给玛丽昂买了一双高跟鞋和一件塔夫绸礼服。1932年5月，毕业日当天早上，罗伯特和玛丽昂双双获得了自己的学位，罗伯特得到了预备役部队少尉的授衔；下午，他们便结婚了。在那之后，他们开车沿着内华达山脉一路行驶，到达了塔霍湖（Lake Tahoe）边一幢他们借来的小屋，并最终在那里开始同居。玛丽昂说，就是在这里，他们将初夜献给了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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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在发现其才华的内华达大学教授的鼓励之下，罗伯特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了一名经济学的研究生。在这个正被史上最大经济萧条紧紧扼住喉咙的国家，四分之一的民众都处于失业之中，此时此刻，似乎再没有比经济学更加重要的学科了。伯克利本身的思想基调是偏向左翼的，而当数百万无家可归的美国人住在由破烂铁皮、沥青纸、煤渣块或大木箱拼凑而成的小棚屋组成的“胡佛村”（Hooverville）时——在纽约，其中一个“村”聚集在华尔街附近，另一个则在中央公园里安营扎寨——即使不是左翼人士，你也会去思索：有没有更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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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罗伯特入学伯克利的同年入主白宫的总统办公室，并在就职演说上发表了一番近乎圣经布道般的激进主义言论，对美国人来讲，这段总统演说几近前无古人，很可能后无来者：“不择手段、肆无忌惮的无耻金融资本家们的种种行径说明……他们已从我们文明庙宇的高处落荒而逃，我们现在要以亘古不变的真理来重塑这座神庙，而衡量这重建的尺度，便是比起金钱的利益，我们将在何种程度上更加珍视社会的价值。”[1]一些金融家似乎有些不安。小J.P.摩根[2]作为巨额银行财富的继承人，封存了自己的游艇，写信给一个朋友说道：“太多人正在被失业甚至实实在在的饥饿所折磨，此时不炫耀如此奢侈的娱乐项目，不但明智，也是一种慈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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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新婚小夫妻的资金很紧张。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玛丽昂都因为缺钱，不得不继续在内华达继续从事自己新找的工作。罗伯特寄给他“最亲爱的女孩儿”的一封封信和夹杂其中的情诗，让玛丽昂知道，这些文字无时不在传递罗伯特对她的相思之情：“我的爱人，请快些，我受够了独居一室，我需要你，我只要你。”与此同时，罗伯特却也十分谨慎地确保他们的财务健康：“如果可以，我非常想让你在放假的时候过来找我，不过，要是这么做花费太大，那还是算了的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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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里，罗伯特向玛丽昂分享了他身处伯克利远比内华达大学复杂精致的校园内的激动之情：“这里就连图书馆里的一间屋子都像那种特别带劲的俱乐部大活动室似的，里面有软扶手椅和一切能想到的好东西。”对罗伯特来说，为一名本科生讲师，并认识不远千里来到伯克利学习、和自己住在同一栋公寓的研究生同窗，都让他感到无比兴奋。这些人中间，有个叫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5]的加拿大年轻人。“我们这届学生里最受欢迎的一个”是罗伯特给加尔布雷斯留下的印象。“以后他还会证明自己也是最勇敢的那一个。”[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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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找了个寄宿舍[7]，同时，他也在不停地寻找一处能够负担得起的住处，好让夫妇二人能住在一起。他在写给玛丽昂的信中说：“从打到这儿以后，我起码看过不下50所公寓了……昨天晚上，我早早就离开了图书馆……想再多找几处。我发现了一个我们无法拒绝的选择……于是我留了五块钱在那儿，准备明天下午搬过去……他们一个月只收20块钱，所以那里当然不是什么皇宫，但也不算陋室……最近我的口粮有点儿不够，但现在我吃的比以前多，因为书费都已经付完了。我感觉自己过得就像个百万富翁，就等我的小甜心快来找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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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昂搬过来与罗伯特同住之后不久，在这间步行到校园需要五分钟的单间公寓里，罗伯特装了一个可以折叠收入墙中的翻板床。尽管处于大萧条时期，玛丽昂却像有什么秘诀一样，能不停地在各处找到工作。起初，她找了一份银行秘书的工作，后来又在旧金山的一个家居用品店当店员，每天靠有轨电车和轮渡来回通勤。尽管赚钱不多，他们的婚后生活依然很快乐。“鲍勃[8]发明了一个恶作剧的小把戏，我们一起偷偷溜进诺布山（Nob Hill）下豪华的马克·霍普金斯酒店，装作要在吧台会见什么人的样子。一旦进去，我们就在那里跳上几个小时的舞。我们做这个太拿手了，以至于有时候我们连饮料都不用点就能成功。”[9]他们最喜欢的舞曲是《星尘》（Stardust）和《鸳鸯茶》（Tea for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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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又有三个人挤进了这间窄小的公寓：厨房的小床上住着一个研究生，罗伯特可怜他没地方住；因为母亲死得早，酗酒的父亲又无法照顾她们，玛丽昂十一岁和七岁的两个妹妹也住在这里，分别睡在客厅沙发和另一张简易床上。“进门后，你得先爬过一张床才能去到屋里的其他地方。”玛丽昂回忆道，“鲍勃对这种状态倒是安之若素，他只是觉得，我的妹妹、那个研究生和天知道别的什么人都是需要帮助的，他有房子住，我们就该将它分享给有需要的人。”[10]罗伯特对生活极具感染力的饱满精神让玛丽昂感觉“自己像个玩‘我学你’游戏时又跑又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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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们身处的国家却充斥着不幸。3400万美国民众所在家庭毫无收入。在各个城市，戴着工作帽或小礼帽的失业男士们排成长队等候在施粥所外，因为资金耗尽，教会与慈善机构帮得了一时，却再也拿不出任何食物了。人们把垃圾箱和垃圾堆搜了个遍，只为找到点儿能吃的东西。冬天为了取暖，他们就站在人行道上冒着热蒸汽的格栅旁边。在宾夕法尼亚州，无家可归又失去工作的钢铁工人带着家眷，住在停转的炼焦炉里面。一场史上罕见的旱灾使经济进一步跌入深渊，导致数百万人从沙暴肆虐、表层土已变为沙尘的大平原地区拥向西部。丰收的中西部农场主有时会发现，自己的粮食根本找不到买主。底特律人甚至杀掉了动物园里的动物，为饥饿的人群提供肉食。当帝国大厦大张旗鼓地开张经营之时，只有两成面积能被租掉。对失业者来说，电话机已经成了一种根本无法负担的奢侈品：1930～1933年，拥有电话的美国家庭数量减少了超过300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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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绝望的人们试图为夺取生存物资而展开行动时，全国上下的绝望情绪进一步放大了。在阿肯色州的英格兰镇（town of England），大约300名男女聚集在主街上，要求当地商店老板分发面包和其他食物，否则拒绝离开；在俄克拉荷马城（Oklahoma City），人们强行闯入一家杂货店，将货架上的食物一抢而空；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同类事件的规模已甚至达到了需要100名警察出动才能够将其制止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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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运动风起云涌。1934年，超过30万名纺织工人离开岗位走上街头，成就了当时美国发生过的最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纺织厂工人和警察、破坏罢工的工人及国民警卫队发生了暴力冲突，造成几十人死亡。佐治亚州州长曾令全州进入戒严。在其他地方，几十万名小农场主和房主的财产遭到没收——有时候，它们则是落入了手持猎枪、聚集成群又拒绝离开的邻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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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伯克利第一年的夏天，鲍勃·梅里曼在邻近的工业城市里士满（Richmond）的福特汽车组装车间打工。他震惊地发现，工人们不但不被允许在工作期间上卫生间，还始终暴露在被电池酸液泼溅的危险当中。第二年（1934年）夏天，他被裹挟进了另外一片天地，与曾经熟悉的内华达相比，这里的政治气氛更加浓厚。大约1.5万名西海岸的码头搬运工人组成了一个工会，当船运公司拒绝承认这个工会时，他们举行了罢工，水手、引航员和负责将货物运送上码头的卡车司机也加入了工人们的行列之中。在同一面工会旗帜的引领下，罢工者和盟友们——这其中有白人，也有黑人，有菲律宾裔美国人，也有华裔美国人——组成八人一排的队伍，聚集在旧金山的市场街上。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团结精神十分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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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公司雇用了替代他们的员工，有时还会让这些替代者住在船上，以使他们远离愤怒的码头搬运工人们的拳头和靴子。在伯克利，上百名教授以及像梅里曼一样的学生热心支援罢工者；也有像“海军比尔”——他的真名叫威廉·英格拉姆（William Ingram），校橄榄球教练，一名安纳波利斯军校[11]的毕业生——这样的人，组织其队员阻挠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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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太平洋沿岸所有大型港口都停摆了，但这场“战役”的核心是旧金山。当年，这里曾是粗犷的蓝领之城，也是全国最大的工会运动堡垒。码头区处于一千多人的封锁中，他们每隔十二小时就会轮换一次。紧张的气氛在不断发酵，任何试图驶过成群工人纠察队面前的卡车面临的都是砖头和石头齐射的猛烈迎击。从能够俯瞰整个码头区的山丘上，上千名旧金山市民目睹了接下来的街头械斗，还听到了警方的开火声。当催泪瓦斯手雷将山坡上生长的干草点燃时，整个城市看起来更像是一片战场。在那几天的冲突中，两名罢工者被杀，一百多名伤者入院治疗。一片肃穆之中，由1.5万人组成的庄重队伍护送着死者尸体沿市场街行进。经过投票，旧金山劳工委员会决定发起总罢工，在美国历史上，同类事件此前仅爆发过一次。在整个湾区，将近13万人停止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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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由500人组成的特别警察部队被投入了镇压行动中，治安维持会也加入其中，参与捣毁工会办公室和罢工者厨房的行动。他们砸毁家具，将打字机从窗户扔出，并殴打工会成员和其他自由派人士。“赤色分子遍体鳞伤”，《旧金山纪事报》的头版标题扬扬得意地写道。超过250名工会成员和同情工会人士遭到逮捕，州长还下令出动了4500人的国民警卫队。在码头区，戴着头盔的士兵垒起了沙包路障，他们还修造了一座机枪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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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冲突本身并未引起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革命，但罢工还是令他们部分诉求得以实现。工会力量深植码头工人之中，并且，直到几十年后起重机取代了码头工人手中用来搬运集装箱的吊货钩为止，工会都是这个国家最强大的势力之一。当时，鲍勃·梅里曼在为罢工宣传办公室义务工作，他近距离见证了这场劳工运动的历史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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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运动是令梅里曼接触政治纷争的左膀，他在伯克利所处的环境则是右臂。作为摄影师多罗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的丈夫，当时在他学部教书的经济学家保罗·泰勒（Paul Taylor）就是一例：这对夫妇深入加州被烈日灼烧的地区，调查并公布了在这里生存的移民农场工人的悲惨生活条件，这些人可以称得上是这个国家的贫苦人群中最贫困的那一群人。对于其他许多左翼人士——希望罗斯福新政更加深化的民主党人、支持将工业向公有制进行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一大批小型宗教团体的成员——来说，伯克利也是他们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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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梅里曼一家开始对苏联产生了兴趣。他们并不是唯一认为应向苏联投以赞许目光的美国人。面对这样一个工人们冒着流血的危险也要团结起来的美国，一个其经济制度将无数人推入绝望深渊的美国，人们肯定有其他选择。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许多人都是这么想的。每一天，报纸的头条新闻都在强调这个国家所面临危机的巨大和深重。费城的10名假释犯人要求法庭重新将他们收监，原因竟是他们在外面根本找不到工作；芝加哥财政资金耗尽，已无力支付学校教师的薪水；阿巴拉契亚[12]的男女老少要靠吃杂草、树根和蒲公英为生。看起来，资本主义正在经历卡尔·马克思曾经预言过的最后阶段。相比之下，计划经济难道不能让失业的民众得到工作，去建造急需的住房、学校和医院吗？这些难道不正是苏联人在他们的国家正在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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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脑海中的美国共产党是最终失败了的苏维埃政权的仆从。但就像历史学家艾伦·施雷克（Ellen Schrecker）所写的那样，它曾是“美国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最具活力的左翼组织”。[13]它曾在诸如旧金山海岸大罢工等大型劳工运动中扮演过极具影响力的角色，还在组织农场工人方面做出过开拓性贡献，正因如此，尽管成员很少，美共却在组织以外赢得了广泛尊重。在那个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都十分严重的年代，它开展运动，号召非洲裔美国人取得陪审权和选举权，还为实现女性权利而奔走。亲眼看见美国共青团员颇有反抗意味地领着刚被公寓赶出去的租户一起，将他们的家具和随身物品拿上楼，带他们回到自己的公寓后，一名来自纽约，后来在西班牙与梅里曼不期而遇的工会成员加入了美共。“这不是一个光说不做的组织，他们确实在做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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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上下的危机感已无比深重，以至于在1932年的总统大选中，52名杰出的美国作家——包括舍伍德·安德森[15]、西奥多·德莱塞[16]、约翰·多斯·帕索斯[17]、兰斯顿·休斯[18]和埃德蒙·威尔逊[19]在内——公开宣布支持共产党总统候选人。甚至连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这名非共产主义者的上流社会记录者，也在向他的女儿强调马克思学说的重要性：“读一读《资本论》中令人生厌的‘工作日’那一章，看看你面临的情况是否和书里说的一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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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在一天天过去，答案则愈发清晰：在将国家从衰退中解救出来的进程中，新政的作用甚小。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情况似乎还要更糟。凭借穿着褐色制服的纳粹冲锋队开展的一系列街头暴力活动，阿道夫·希特勒攫取了德国的权力，焚烧书籍，解雇犹太裔教授，令德国退出国联，并将超过5万名德国公民以“保护性监禁”的名义投入了监狱和集中营。1934年，在那个臭名昭著的“长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在希特勒的亲自领导下，党卫军特遣队屠杀了包括一名前总理在内的超过100名纳粹运动内部和外部的“敌人”，其中一人是被镐活活打死的。第二年，德国大幅提高了军费开支，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身份和公民权，他们被纳粹宣传头目约瑟夫·戈培尔称为危害欧洲人民的“梅毒”。在意大利，贝尼托·墨索里尼麾下的准军事组织黑衫军到处恫吓任何敢于反对法西斯独裁专政的人。在地球的另一端，军国主义化的大日本帝国发动了军事行动，野蛮地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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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遭受经济大萧条冲击的国家，右翼和左翼力量展开了激烈交锋——看上去，取得胜利的总是右翼。1934年秋天，当有意革命的西班牙矿工以炸药将自己武装起来，并控制了矿井、工厂、银行和阿斯图里亚斯省[21]的其他行业时，在他们当中，至少有1000人遭到了政府军步兵和炮兵的屠杀。这些军队包括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西班牙外籍军团（Spanish Foreign Legion），他们常常耀武扬威地戴着用铁丝将受害者的耳朵串成串的项链，有时甚至会砍下矿工的双手、舌头和生殖器。起事的矿工们亲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被人强奸，他们中的数千人被扔进监狱。率领这支“凯旋之师”的，是欧洲最年轻的将军之一，言辞强硬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一个被美联社称为“西班牙风云人物”的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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