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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里的费舍尔从来没有笑容。严肃的面容,宽阔的肩膀,浓密的黑发,让人印象深刻的黑色眉毛,他的外形并不合所有人的胃口。当时还是一名驻莫斯科年轻通讯员的英国作家马尔科姆·马格里奇[5]认为他是个“面色灰黄、沉闷呆板但又极度热心的人,多年以来从未改变自己对党的路线的坚定追随”。[6]一次,在二人与一名大坝工程师的谈话中,当此人不甚明智地暗示这里的建筑工人事实上都是来自监狱的犯人时,费舍尔马上改变了他们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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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费舍尔成为他在莫斯科所扮的演角色的,不仅仅是天真的理想主义情愫,还有他对接近权力与获得认可的渴望,在成长道路上,他从未得到过这些。在他保存的许多照片中,除费舍尔之外的人往往要么是总理、将军,要么是内阁部长。一次从西欧旅行返回莫斯科后,费舍尔写信给斯大林要求面见,以便“可以给您介绍我旅途之中的种种见闻……再和您探讨一下国际局势”,[7]相比之下,大多数记者肯定会去采访些其他人。并没有记载显示斯大林是否做出了回复,但苏联官方显然十分清楚要如何满足费舍尔实现自我价值的心理。在1932年的一次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举办的宴会上,费舍尔因“公正客观的新闻报道”而和另外两名外国通讯员一起受到了嘉奖。这样的恭维获得了回报:“太阳照耀克里姆林宫:路易斯·费舍尔先生认为苏联是个快乐又忙碌的国度”,几年以后,《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对他一部著作的评论用上了这样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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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国外采访,费舍尔都会巧妙地运用熟练的俄语、法语和德语结交政客。靠着与这些人分享来的各色新闻和小道消息,他把自己的黑色皮面记事本写得满满的,上面尽是来自这些大人物的谈话,这些令他的文章充满了“来自国际政治宏大舞台上的内幕消息”的气息。他渴望自己也能够成为那舞台上富有影响力的人物,不断地给那些真正处于舞台之上的人各种“建议”。“首相……看着我,斟酌着自己的说辞,”他在回忆录中的一段里这样写道,与之相似的段落在这本回忆录中还有很多,“‘我很高兴你能够与我坦诚相谈……若是你还有更多的意见,再写信给我,或者来当面见我,都可以。’”[8]他还很自豪地描写过一位苏联的杰出将军是如何为了记录费舍尔向他本人的进言而专门召唤速记员到场的。很显然,那些被他采访过的大人物都意识到,要想让费舍尔写出一篇对自己有利的报道,热心听取他的“建议”是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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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记者林肯·斯蒂芬斯[9]著名的说法,想在苏联寻找能够走得通的未来道路的外国人一般都能实现愿望,费舍尔也不例外。他在193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苏联秘密警察“不是单纯的情报部门和民兵组织,它还是个巨大无比的工业企业,一所巨型的教育机构”,经营着许多事业,还运营了莫斯科迪纳摩足球俱乐部,并慷慨地将其大门向外人敞开。[10]它在全国范围内设立的“营地”为囚犯提供有益健康的室外工作机会,努力对他们进行改造。还是在这本书中,他用了一章的篇幅热烈地书写了博尔舍沃(Bolshevo),一座靠近莫斯科,用来流放犯人的田园牧歌式的“政绩村”。在这里,苏联当局向上百名外国访问者展示了这些囚犯被慷慨赐予的各种福利,包括运动器材、电影院、美术馆和为他们开设的各种学习课程等。费舍尔写道,这里犯人的待遇实在是太好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和我说,他们实在是太爱这个地方了,根本没办法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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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国他乡,同胞间的友谊总能快速建立起来。在克里姆林宫以北几个街区的网球场上,费舍尔成了刚从伯克利来到苏联、体格健壮的年轻经济学家鲍勃·梅里曼的长期搭档。费舍尔写道:“这个爱笑的高个子男人总是极力向我保证,就算他在场上赢了我,我球打得也比他要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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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鲍勃和玛丽昂离开了加利福尼亚,这是他们第一次到内华达以东的地方。他们先是搭乘破旧的小型公共汽车横穿美国,鲍勃会帮着司机驾驶,他们的车费也因此降低了。一路上的景象不断提醒着他们,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正处于饥饿、无家可归和失业当中:工厂停工,人们在人行道上排成长队,有的在等待递交求职申请,有的在等着盛施粥处的热汤。他们在费城和纽约看到的,是胡佛村里的人们围在明火四周取暖。随后,他们搭轮船穿过大西洋,每晚伴着音乐跳舞打发时间。接下来,他们先后在伦敦与哥本哈根落脚,然后搭上了一艘去往赫尔辛基的破冰船。最后,他们乘火车来到了应许之地的首都,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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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同样出身伯克利的朋友将二人介绍给了一名俄国女士,此人是一份供苏联农民阅读的官方报纸的主编。了解到鲍勃计划就苏联农业这一主题撰写博士毕业论文后,这位女士请鲍勃将他在苏联全境旅行期间写作的有关集体农庄的文章发给她。鲍勃还学习了俄语,在莫斯科经济学院听课,同一时间,玛丽昂则在为从英国和美国来的商人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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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长相俊美、受人喜欢的年轻夫妇迅速成了当地美国人社区中的红人。鲍勃因其出众的桥牌和扑克技巧而备受人们欣赏,由于能够前往那些不对外交官开放的区域旅行,他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朋友也常常从他那里获取相关信息。一位领事在向华盛顿发回的报告中指出,梅里曼对于苏联的热情非比寻常,他“愿意与来访的美国人展开对话,说服他们回国后要求美国就对苏政策做出改变。他甚至还向一些来访的旅行团发表过正式演说”[12]——很可能是那些由费舍尔带领的旅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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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向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左翼小报《太平洋周报》(Pacific Weekly)发回了一系列洋溢着乐观情绪的文章:莫斯科建成了72所新学校和新的地铁交通系统;苏联的领袖们获得了“来自人民的强力支持,这种支持是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未曾得到过的”;工人们的休息室既宽敞又干净;9.9万台新拖拉机和2.5万台崭新的大型联合收割机“给予了苏联农民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大限度提高生产力的机会”。[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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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一场苏联农民从未想到会成为现实的史上最具灾难性的饥荒才是实际上发生的。饥荒发生在1932~1933年之交的冬天,是由一场梅里曼来到的两年以前、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所引发的。富农们先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土地被没收,然后在配备了机关枪的军队的监视下,被货运车厢送到这个广袤国家的边缘地带。其他农民则从自己耕种的小块私人土地上被驱赶到了大型集体农庄——当局信心十足地认为这一举措将迅速地提升食物生产效率,以满足人口快速膨胀的城市所需。如意算盘并未打响。农民们也并没有坐等牲畜成为新生的集体农庄的财产,他们杀掉了超过7000万头牲畜,然后将它们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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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和随后的春天,饥荒至少造成500万人死亡。白雪覆盖了那些由于饥饿而倒在村路两旁的尸体。就像在饥荒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人口出生率亦直线下降。后来,当初步人口统计数据表明苏联的实际人口比预期数字少1500万时,斯大林的做法是下令将有关的统计官员枪毙。果然,下一轮的数据就显得好看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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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鲍勃·梅里曼曾经察觉到过任何饥荒的迹象,他也从未在笔下流露蛛丝马迹。他唯一一次提到饥荒,是在一篇谴责的文章中,指责赫斯特报业集团[14]旗下沙文主义倾向严重的报纸对苏联饥荒的报道是“故意捏造的谎言”。[15]和其他经历过黑暗往事的苏联人一样,饥荒的幸存者们肯定知道,向一名外国人诉说任何带有批评现政权意味的事实都是很不安全的行为。要是梅里曼曾就关于饥荒的种种流言咨询过路易斯·费舍尔这位记者朋友的意见的话,根据后者就这一问题写作的内容可以得出结论,费舍尔一定会告诉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事实的严重程度被极大地夸张了,这场集体化运动绝对是自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农奴改革以来俄国历史向前迈出的最大一步。一个伯克利的明星毕业生竟然能够就这样无视一场在他正在求学的土地上发生的人间惨祸,放在今天可能有些奇怪,但是在当时,许多人就是在以非黑即白的二分视角感受这个世界的:如果你因西方世界发生的饥饿、失业潮和不平等而愤怒,那么苏联道路就一定是通往更美好的制度的光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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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位莫斯科的新朋友那里,梅里曼夫妇听到了更为消极的观点,在二人的下一段人生经历中,这位朋友将是他们的同路人。时年37岁的米利·贝内特(Milly Bennett)出生于旧金山,19岁那年,她成了一名报社记者——在那个年代,这在女性当中是很罕见的。很快,她凭借一系列描写体验女佣生活的文章受到了瞩目:“新岗位上,‘米利’打翻了汤碗”,“在伯克利之家,‘米利’讨厌戴女士帽”,“‘米利’辞职了”。另外一个系列的文章记录了她在其他地方的工作体验:“米利·贝内特与工厂的女孩们混熟了”。[16]随后的五年中,她为火奴鲁鲁(Honolulu)的一份报纸工作,结了一次婚又离婚了,然后到中国做了几年记者,深入当时中国革命的旋涡之中。1931年,她开始在苏联为一份叫作《莫斯科每日新闻》(Moscow Daily News)的政府控制的英文报纸工作,并在不久之后嫁给了一名苏联芭蕾舞演员。由于她的自信以及对组织表现出的不敬,有一次她还丢了工作。当时苏联官方认为,她在为一本美国杂志所写的文章中对来到莫斯科的美国移民表现出的天真情绪进行了过分的嘲讽。不过,最后她还是成功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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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见如故。”玛丽昂·梅里曼回忆道,靠着贝内特的帮助,她在同一家报社找到了一份校对员的工作。玛丽昂写道,米利“是个长相很平凡的女人,但……她的好身材会惹得不少男士回头行注目礼……从她的脸上,你就能够看到她过往的丰富经历,她脸上皱纹不少,面容粗糙。不论是在报社,还是在很少有女性光顾的记者们聚集的咖啡吧里,她在男性中都‘吃得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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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与记者使用的手动打字机配套的新闻纸上都会印上大写字母,但贝内特的信中却很少使用。尽管贝内特的职业生涯已经足够丰富多彩,我们却经常能在她当时的书信中发现一种对未知事物的渴望。有时候,她渴望了解家庭生活。她会写信给刚刚生完孩子的朋友,腼腆地询问人家:“生孩子疼吗?”[18]有时候,她认为自己缺乏这个时代似乎正要求她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我正在上讲授列宁主义的课程;还有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课程……昨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学习小组,试图弄懂恩格斯书中的一个章节……我想说,只有书中的一小部分,哦,应该说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才是我能看懂的。”[19]有时候,她所渴望的仅仅是新闻行业中的一个稳固的位置。尽管她有能力为杂志不定期投稿,退稿信却还是来得比好消息更多,似乎只有当正式的通讯员需要帮手或恰巧去休假时,她才能从美国国内的报纸得到分配来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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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圈子里只是个边缘人物,贝内特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的头发像南非的霍屯督人(Hottentot),戴着厚厚的眼镜,大眼睛,有着浓密的眉毛。”一名新闻记者这样写道。他说,贝内特“能够驾驭任何故事类型的写作,敢于同任何反对她激进理念的人开战,面对枪口能面不改色,既能骂得你狗血淋头,也能凭她貌似粗鲁实则热心的性格让你着迷。只消被那透过像墙壁一样厚的镜片的目光直直地盯上一盯,你就能被她弄得浑身不自在。然后她会对你说:‘我讨厌英俊的男人。’直到你根本分不清她是在夸你还是损你为止”。[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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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贝内特的俄国丈夫,那个名叫叶甫根尼·“叶尼亚”·康斯坦丁诺夫(Evgeni “Zhenya” Konstantinor)的芭蕾舞演员因为犯了同性恋的“罪”而被当着她的面抓走,并被投入西伯利亚一处劳改营后,她在莫斯科的生活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到底是一开始她丈夫身上独特的气质使她突然着迷,还是这场婚姻本来就是他同性恋身份的一种掩护,人们并不清楚。无论如何,贝内特似乎的确很爱她的丈夫,这从她在1934年写的一封信中便略见端倪:“要不是为了叶尼亚和他的母亲,我就买明天的船票回国了。我深爱着我那年轻的丈夫。所以我到底该怎么做……我刚从集中营探视他回来——一切令我几乎彻底绝望了。”[21]尽管这段婚姻破裂了,可在之后的许多年里,她依然会给前夫的家人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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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经历令贝内特眼中苏联的形象比鲍勃·梅里曼眼中的更加冷酷无情。按照玛丽昂的说法,“他们俩在美国大使馆酒吧的辩论非常有名”。多年以后,玛丽昂向人们再现了一段这样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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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帝,鲍勃,’米利以她那通常会伴随着对上帝不敬的尖刻口吻说道,‘从那些农民身上,你怎么可能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事情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跟沙皇时期相比,他们现在的处境根本没有一点儿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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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利,’鲍勃的声音有些恼怒,‘这个国家正处于地球上任何国家都未曾经历过的巨大变革当中。我可以这么告诉你,我见过的俄国农民们正在为过上另外一种生活而努力,毫无疑问,这是种全新的、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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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胡扯吧,’米利边说边咂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我也亲眼看过,他们倒是把几架木犁换成铁的了,不过又能怎么样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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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是名朝圣者,贝内特其实更像是以流浪者的身份来到苏联的。然而,在她内心深处,朝圣者的情愫始终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即便亲自参观过劳改营——这对一名外国记者来说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体验——这种感情也从未彻底消失过。她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很苦涩……黑暗,无法理解。可是,面对苏联,你要做的,和面对其他‘信仰’时要做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你要一心相信他们是正确的……然后,当你再次看到那些令人战栗的景象时,你就闭上眼,然后对自己说:‘事实并不重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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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拥有信仰的人来说,只要看一眼欧洲其他国家,他们就很容易对任何苏联存在的问题置之不理。1936年,当梅里曼夫妇到西方旅行过暑假时,他们看到的是人们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景象。他们在维也纳发现,人们害怕奥地利将在不久之后落入希特勒的魔爪。他们游览了卡尔·马克思的故居,在这位社会主义标志人物的生前居所,他们在墙壁上发现了两年前一场袭击中右翼分子、警察和预备役士兵发射的子弹甚至炮弹留下的累累伤痕。很显然,这样的场景所展现出的阶级斗争远比旧金山海滨罢工要激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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