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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费舍尔比以往更进一步地跨越了记者身份，不断向政治人物建言献策。他曾给共和国总理写信：为何不停止一切民用工程的施工，在马德里城外30公里处构筑一条固若金汤的防线？为什么不在敌后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一次，他在见到共和国外交部部长时向对方提出，既然国民军控制着西属摩洛哥，“共和国方面不妨宣布其正式独立，这样一来便能对佛朗哥与摩尔人的关系造成麻烦”。[17]他曾喋喋不休地向苏联驻西班牙大使提出建议，可能是想早点儿摆脱费舍尔的纠缠，后者最后终于给出了回复：“给我写份备忘录吧，我会发给莫斯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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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过上述种种举动，可从他那时的日记里，我们却能看到一个与在苏联时的高傲记者形象大不相同的费舍尔。在西班牙，他被这里波澜壮阔的理想主义精神所打动，被并非宣传机器产物的革命热情所打动，被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拯救这个国家尚处于襁褓之中的民主的人们所打动。当前去报道轰动世界的阿尔卡扎围攻战[18]时，他还第一次亲身经历了战斗。在这座14世纪建成、位于托莱多（Toledo）的城堡之中，国民军与包围在外的共和国部队僵持了长达两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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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支叛军部队最后解除了为期68天的包围，并将战斗变成了又一场被佛朗哥广为宣扬的胜利，可对费舍尔来说，这却是一场令他感到兴奋的浴火考验。脚穿网球鞋的费舍尔坐在坦克上，与共和国军队一起向阿尔卡扎进军，试图占领那里。“我那时终于明白，军人们是如何怀着巨大的热情和野兽般的激情毅然向前冲锋陷阵的了。重重的危机与剑拔弩张之中，有种令人兴奋的存在。”[19]在一次交火中，空气中烟尘弥漫，子弹横飞，费舍尔和另外两名士兵一起将一名正在流血的战友抬上担架，然后又帮忙把他抬到战地医疗站。“就在他的心脏位置，血渍越来越大……［他］呻吟着想要喝水，但已经没有水了。”他的膝盖骨被子弹打飞了一块，一块铁片插进了他的肋骨之间。衣服被鲜血浸染的费舍尔，成了第一批从西班牙战事报道者转变为参与者的记者之一，但他们绝不是最后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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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许多来自美国的记者也加快了前往西班牙报道战争的脚步，《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翰·T.惠特克（John T.Whitaker）在国民军控制区域的塔拉韦拉-德拉雷纳（Talavera de la Reina）租下了一间屋子。两个月的时间里，这里成了他去往前线进行报道的基地，在它附近，坐落着一座军营。“没有一天我不是黎明时分就被军营里士兵操练的射击声吵醒的。”“‘处决’大概平均一天会有30起。我见过被他们带进军营的人。他们就是普通的农民和工人。”各地都能发现人们被处决的迹象。“你能看到四个农妇的尸体被摞在沟里，三四十个双手反绑的民兵在路口遭到枪杀。我还曾在一个城镇的广场上看到，两个共和国突击队[20]的年轻成员被背靠背绑在一起，然后被人浇上汽油活活烧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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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记者杰伊·艾伦（Jay Allen）报道过一件事，一名摩尔人士兵曾试图以1比塞塔的价格卖给他一只人耳朵。[22]不过在他的报道中，最引起广泛关注的消息出自巴达霍斯（Badajoz）——一座靠近西葡边境的城市，这里的成千上万名农场工人在共和国政府治下得到了大片土地。现在，国民军夺得了这一地区，成千上万名来自各个党派的共和国支持者，被驱赶进了该市的斗牛场，他们中既有民兵，也有平民。“一队一队的人将手举在空中。他们大多是穿着蓝裤子的年轻农民和穿着工作服的年轻修理工……早上四点，他们被赶进场内，中途穿过了一扇门，以前，人们就是从这里进场观看斗牛的。场内等待着他们的是机关枪……1800个男人——也有女人——在12小时内像被收割的麦子一般倒在了那里。你根本无法想象1800具尸体流出的血会有多少。”[23]三天后，艾伦发现这座竞技场的地面仍被凝结了的几英寸厚黑色血块覆盖着。这场内战也使政治分歧在各地暴露无遗：由于对巴达霍斯暴行的报道使极端保守的报社老板大为震怒，艾伦被炒了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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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外国记者的谈话中，国民军丝毫没有掩饰他们的真实想法。“我们当然是枪毙了他们的，”负责巴达霍斯行动指挥的将军告诉约翰·T.惠特克，“不然你想怎么样？要我在部队急行军的时候，带着4000名赤色分子一起走？”从一位留着八字胡的新闻官——阿尔瓦德艾尔特斯伯爵贡萨洛·德阿吉莱拉·伊-蒙罗（Gonzalo de Aguileray Munro）上尉那里，他听到了差不多的言论。他告诉这位美国记者：“你知道西班牙出了什么毛病吗？现代化的管道系统！在更‘健康’的时代——我指精神意义上更健康的时代，你应该明白——瘟疫能减少西班牙人口……可现在有了现代污水处理系统，他们繁殖得太快了。普通大众其实和牲口没什么区别，你应该明白，你也不能指望他们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病毒的感染。毕竟，老鼠和虱子最善于传播瘟疫。”[24]这位伯爵——同时也是一名骑士和马球狂热爱好者——说当政变爆发时，他把自己领地上的工人们排成排，然后枪毙了其中六个，目的仅仅是为了警告他们，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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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来自哪些阶层的人在支持这场军事暴动是十分明显的。当国民军士兵亲吻西班牙国旗，为他们的行动宣誓效忠时，主教在为他们祈祷，戴着黑色蕾丝头纱、穿着考究的贵妇们在为他们欢呼喝彩。在另一场发生在巴达霍斯附近，面向大批观众公开执行的大规模处决现场，先由乐队进行演奏，再由神父做弥撒，然后，行刑队才会开始行刑。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25]写道：“地主的儿子们组织进行骑马‘狩猎农民’的活动。这种活动被他们戏称为‘土地改革’——通过参加这种活动，无地的短工们最终将能分得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土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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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发生10周之后，随着左派的数名潜在敌人被一一清除——一个有名的右翼政客在政变爆发前被左翼分子刺杀，另一个被关押在共和派的监狱，曾计划发兵马德里的圣胡尔霍将军在一场空难中死亡——43岁的佛朗哥成了叛乱的最高指挥官。他矮小且不引人注目的外表下潜藏着无限的野心，而面对竞争对手，他则能展现出不露声色的老练官场技巧。身穿金色流苏装饰的军服，佛朗哥先是取得了国民军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头衔，随后又在包括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外交官员的到场见证下，在一场精心筹备的典礼上获得了“国家元首”（head of state）的称号。（这让其他好几位将军惊诧不已，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只是选他做政府首脑［head of government］而已——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位。）由他严密掌控的宣传机器开始将他称作“神选领袖”。不久之后，他又将自己封为“大元帅”，这在以前是只有西班牙君主才能获得的称号。在整个国民军的等级制度体系当中，每个人都在夸耀显示身份和地位的各色标志：佛朗哥在特定场合会佩戴一条金红相间的绶带；总参谋部的军官会佩戴一条蓝金相间的肩带；何塞·巴莱拉（José Varela）也是个“非洲通”，这位作风强硬的高级将领甚至会将军队勋章别在套在睡衣外穿的晨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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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喜于自己的政权获得了各法西斯国家的承认，佛朗哥曾夸张地宣布：“这一事件标志着人类历史的顶峰。”通过盟友们的帮助，“大元帅”在政治竞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由于希特勒只同他一个人打交道，这使得佛朗哥可以亲自负责将来自国外的大批武器弹药分派给他想赠予的对象。这一优势加上他对非洲那些举足轻重的部队的掌控，使他得以将所有竞争对手挤在一边。作为佛朗哥仅存的潜在对手和政变行动初期的领导者，莫拉将军出乎佛朗哥意料地死在了第二年发生的另一场空难事故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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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其他许多宗教激进主义者发起的运动一样，国民军决心在其所到之处对妇女严加约束。他们禁止女人穿裤子，裙摆和袖子也必须足够长。在共和国治下已完成世俗化的教育又重新落入教会之手，对女孩来说，教会所擅长的，只是教她们缝纫和宗教教义而已。男女同校被废除；一名地位显赫的国民军派人士相信，这一制度是犹太人的阴谋。对于共和国的女性支持者，国民军无所不用其极。同佛朗哥一样，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Gonzalo Queipo de Llano）的军旅生涯也发迹于非洲，这位酷爱穿着军服、佩戴勋章、身边常备骑马侍卫的国民军南部指挥官在广播中反复向麾下的摩尔人士兵承诺，马德里的女人们将任由他们支配：“狠踢她们的大腿，让她们知道，挣扎是没有意义的。”[27]在托莱多的一家妇产医院，由于被认为是共和政府的同情者，20名孕妇被带到当地一所墓地枪杀。在塞维利亚附近某地，国民军士兵将一卡车女囚先奸后杀。在将她们的尸体扔进井中后，他们来到了附近另一座城镇，他们手中的步枪上，还挂着刚刚被他们杀害的女人们的内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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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民军一起向马德里进发时，《先驱论坛报》记者惠特克在一个岔路口看到两名十几岁的女孩被带到了一个少校面前。她们的罪过，仅仅是其中一个纺织厂女工身上带着一张工会会员证。问询过后，这位少校“派人将她们带到了一座学校的校舍里，那里大约有40名摩尔人士兵正在休息。看到两名少女被带到门口，屋子里的士兵们发出了兴奋的号叫。我被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所震惊，心底涌起无奈的愤怒。”当惠特克提出抗议时，少校只是回答道：“哦，她们反正活不过四小时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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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强奸行为算是标准流程了，为了放大恐惧的力量，国民军军官还故意利用几个世纪以来跨越各政治光谱而存在的种族情绪，指使摩尔人士兵进行强奸行为。国民军士兵曾向英国《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记者诺埃尔·蒙克斯（Noel Monks）大肆吹嘘他们对抓到的妇女所做的一切。“但那些都算不上真正的暴行，先生，根本不算。把抓到的民兵女孩和20个摩尔人士兵锁在一起这种甚至都算不上，先生，根本不算。那么做就是很有意思而已。”[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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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曾经用过餐的几个军队食堂，我听见过西班牙军官们就对这一政策的看法展开辩论，”惠特克写道，“没人否认这种做法是佛朗哥的意思，但也有人觉得，即便是赤色分子，她们首先也是西班牙的女人。”[30]这样的论点从未占据上风。行进中的国民军会在墙上涂标语：“你们的女人将会生下法西斯分子的种。”除了强奸之外，在一个又一个城镇，那些唯一的罪过是支持人民阵线的女人会被剃成光头。国民军还从意大利法西斯那里学来一招：给她们灌服蓖麻油（一种强力泻药）后游街示众，有时会让她们全裸或者半裸，然后任凭她们在人群的嘲笑声中拉得满身污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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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民阵线内部的重重矛盾所困，在对抵抗叛乱的有效动员上，西班牙政府的效率极其低下。大部分军官站在了国民军一方，导致留给共和军的仅仅是由部分忠心的士兵和缺乏训练的民兵所组成的军事力量。即使那些民兵部队也是在几年前才由一些左翼政党和工会联合组建的。大多数民兵都没有军装，几乎没人有靴子，他们头上五花八门的装备——船形帽、贝雷帽、带帽檐和流苏的礼帽、一战剩下的头盔——一方面体现着共和军成员们洋溢的热情，另一方面，这也是混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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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考虑到西班牙国内长久以来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的历史，一开始的时候，很多政府内部的官员都对武装民兵这一想法深感不安。当他们最终决定这么做的时候，由战争部发给马德里工会成员的6.5万支步枪中的6万支都因为缺少枪栓而无法正常开火。出于长久以来对工人夺取军械库的恐惧，当局决定把枪栓另外单独存放——存在了几处已被国民军占领的军营里。后来，当民兵们成功找到三组重炮群对军营进行攻击时，他们得搭乘一辆运送啤酒的汽车才能前往攻击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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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西班牙传出的倒不全是坏消息。尽管国民军希望速战速决，但几个月以来人民的英勇抵抗使共和军仍控制着一大块略超国土面积一半、形状不十分规则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了西班牙最大的三座城市：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路易斯·费舍尔因首都地区的防守大部分由临时拼凑的民兵负责而深受感动。有一天，他偶然发现了一座里面的士兵都是由运动员组成的军营：他们中有斗牛士，拳击手（其中一个绰号“人猿泰山”），一个滑雪选手，西班牙5000米长跑冠军，以及一整支足球队的所有队员。还有1300名理发师加入了同一支部队，这支部队的名字——费加罗营（Batallón de los Figaros）——来自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31]里面主角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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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共产党虽然成员人数很少，但其自上而下严密的组织纪律使其民兵组织被视为同类军事力量中最有效率的部队。无政府主义者的民兵组织人数增长到约10万人，里面男女都有，其规模由于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外国同情者不断来到西班牙加入其中而不断壮大。工人们也以其他方式加入了共和国的防御作战。举例来说，当战斗使国家电话网瘫痪时，信奉社会主义的铁路工人利用铁路系统自己的电话网络搜集了佛朗哥部队动向的情报。在战争爆发后的早期几个月中，与国民军对抗的主要力量不是职业军人，而是自发武装起来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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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所做的不仅限于此。在共和军控制的西班牙，工人们接管了上百座工厂的生产活动，将部分工厂迅速改造以生产前线急需的军需用品。有一家原来生产口红外壳的工厂被改建成了弹夹制造厂。工厂里出现了标语横幅——“工人们，国家属于你们”。农民分掉了大量田地，过去，他们在这些土地上的身份是雇农。以上种种事迹的报道使外国的激进主义者深受触动：人民最终夺取了生产资料，这难道不就是长久以来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吗？除去短命的巴黎公社运动，这样的事情几乎从未在西欧发生过。这里所发生的并不是俄国那种一党独大的情形下由单一政党操纵的革命，而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西班牙冲突的非凡之处在于，它同时囊括了右翼势力主导的军事政变和左翼力量发起的社会革命的双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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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百万为这些消息所着迷的人当中，有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与鲍勃和玛丽昂·梅里曼惊人的相似，他们同样是大学经济学讲师。洛伊丝和查尔斯·奥尔（Lois and Charles Orr）当时正在欧洲度蜜月。洛伊丝身高五英尺六英寸，长着一头淡棕色的头发，说话带有肯塔基口音。在家乡的路易斯维尔大学念到二年级的时候，她与年长十岁的查尔斯在一次校园政治集会中相遇，并在1936年年初嫁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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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丝的父亲是一名建筑承包商。她把自己身上具有的正义感归功于母亲，一个自由派周刊《新共和》（New Republic）的订阅者。洛伊丝和查尔斯都是美国社会党的支持者。和大萧条年月里的许多人一样，美国的社会主义者确信，现存的经济体制已经失败。不过他们相信，新社会的建立要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而不能向苏联那样，经由专制统治而完成。带着这样的观点，这对新婚夫妇开启了对世界一睹究竟的旅行。在欧洲亲眼看见了纳粹的威胁之后，他们计划去印度旅行，到那里了解殖民主义产生的影响。在二人共同持有的护照里，照片上的洛伊丝穿着一件印花衬衫，查尔斯打领带，穿一件夹克衫。二人都严肃地盯着镜头，好像在告诉人们，他们的新婚旅行不是去享乐，而是要完成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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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德两国游历期间，奥尔夫妇对西班牙发生的一切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站在这场西班牙社会革命舞台中心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相比世界其他地区，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的兴盛程度举世无双。无政府主义者信奉无政府共产主义，可理解为自由共产主义或无国界共产主义。他们认为，警察、法院、货币、税收、政党、教会和私有财产都应该被废除。社区和工厂应直接由其人民经营，最终释放无政府主义者确信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人类天然的互助本性。这种观点并不等同于奥尔夫妇想象中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但二者秉承的精神却令人兴奋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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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在前工业社会就已经存在的意识形态，即便从最乐观的角度出发，它的构想在现代拥有复杂经济体系的社会当中实现的前景也一片模糊。但它仍然是激励数百万西班牙人的梦想，无政府主义者们也一直在狂热地将他们的梦想付诸实践。比如，出于对曾将众多战友囚禁的监狱系统的憎恨，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控制的城镇打开了监狱大门，将政治犯和普通犯人一股脑地放了出来。在一场与法国大革命中进攻巴士底狱如出一辙的行动中，巴塞罗那一座极其臭名昭著的监狱被拆除。几百名前犯人甚至还在一支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的以钢铁部队而著称的民兵部队中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