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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民军一起向马德里进发时，《先驱论坛报》记者惠特克在一个岔路口看到两名十几岁的女孩被带到了一个少校面前。她们的罪过，仅仅是其中一个纺织厂女工身上带着一张工会会员证。问询过后，这位少校“派人将她们带到了一座学校的校舍里，那里大约有40名摩尔人士兵正在休息。看到两名少女被带到门口，屋子里的士兵们发出了兴奋的号叫。我被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所震惊，心底涌起无奈的愤怒。”当惠特克提出抗议时，少校只是回答道：“哦，她们反正活不过四小时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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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强奸行为算是标准流程了，为了放大恐惧的力量，国民军军官还故意利用几个世纪以来跨越各政治光谱而存在的种族情绪，指使摩尔人士兵进行强奸行为。国民军士兵曾向英国《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记者诺埃尔·蒙克斯（Noel Monks）大肆吹嘘他们对抓到的妇女所做的一切。“但那些都算不上真正的暴行，先生，根本不算。把抓到的民兵女孩和20个摩尔人士兵锁在一起这种甚至都算不上，先生，根本不算。那么做就是很有意思而已。”[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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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曾经用过餐的几个军队食堂，我听见过西班牙军官们就对这一政策的看法展开辩论，”惠特克写道，“没人否认这种做法是佛朗哥的意思，但也有人觉得，即便是赤色分子，她们首先也是西班牙的女人。”[30]这样的论点从未占据上风。行进中的国民军会在墙上涂标语：“你们的女人将会生下法西斯分子的种。”除了强奸之外，在一个又一个城镇，那些唯一的罪过是支持人民阵线的女人会被剃成光头。国民军还从意大利法西斯那里学来一招：给她们灌服蓖麻油（一种强力泻药）后游街示众，有时会让她们全裸或者半裸，然后任凭她们在人群的嘲笑声中拉得满身污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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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民阵线内部的重重矛盾所困，在对抵抗叛乱的有效动员上，西班牙政府的效率极其低下。大部分军官站在了国民军一方，导致留给共和军的仅仅是由部分忠心的士兵和缺乏训练的民兵所组成的军事力量。即使那些民兵部队也是在几年前才由一些左翼政党和工会联合组建的。大多数民兵都没有军装，几乎没人有靴子，他们头上五花八门的装备——船形帽、贝雷帽、带帽檐和流苏的礼帽、一战剩下的头盔——一方面体现着共和军成员们洋溢的热情，另一方面，这也是混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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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考虑到西班牙国内长久以来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的历史，一开始的时候，很多政府内部的官员都对武装民兵这一想法深感不安。当他们最终决定这么做的时候，由战争部发给马德里工会成员的6.5万支步枪中的6万支都因为缺少枪栓而无法正常开火。出于长久以来对工人夺取军械库的恐惧，当局决定把枪栓另外单独存放——存在了几处已被国民军占领的军营里。后来，当民兵们成功找到三组重炮群对军营进行攻击时，他们得搭乘一辆运送啤酒的汽车才能前往攻击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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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西班牙传出的倒不全是坏消息。尽管国民军希望速战速决，但几个月以来人民的英勇抵抗使共和军仍控制着一大块略超国土面积一半、形状不十分规则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了西班牙最大的三座城市：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路易斯·费舍尔因首都地区的防守大部分由临时拼凑的民兵负责而深受感动。有一天，他偶然发现了一座里面的士兵都是由运动员组成的军营：他们中有斗牛士，拳击手（其中一个绰号“人猿泰山”），一个滑雪选手，西班牙5000米长跑冠军，以及一整支足球队的所有队员。还有1300名理发师加入了同一支部队，这支部队的名字——费加罗营（Batallón de los Figaros）——来自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31]里面主角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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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共产党虽然成员人数很少，但其自上而下严密的组织纪律使其民兵组织被视为同类军事力量中最有效率的部队。无政府主义者的民兵组织人数增长到约10万人，里面男女都有，其规模由于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外国同情者不断来到西班牙加入其中而不断壮大。工人们也以其他方式加入了共和国的防御作战。举例来说，当战斗使国家电话网瘫痪时，信奉社会主义的铁路工人利用铁路系统自己的电话网络搜集了佛朗哥部队动向的情报。在战争爆发后的早期几个月中，与国民军对抗的主要力量不是职业军人，而是自发武装起来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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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所做的不仅限于此。在共和军控制的西班牙，工人们接管了上百座工厂的生产活动，将部分工厂迅速改造以生产前线急需的军需用品。有一家原来生产口红外壳的工厂被改建成了弹夹制造厂。工厂里出现了标语横幅——“工人们，国家属于你们”。农民分掉了大量田地，过去，他们在这些土地上的身份是雇农。以上种种事迹的报道使外国的激进主义者深受触动：人民最终夺取了生产资料，这难道不就是长久以来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吗？除去短命的巴黎公社运动，这样的事情几乎从未在西欧发生过。这里所发生的并不是俄国那种一党独大的情形下由单一政党操纵的革命，而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西班牙冲突的非凡之处在于，它同时囊括了右翼势力主导的军事政变和左翼力量发起的社会革命的双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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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百万为这些消息所着迷的人当中，有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与鲍勃和玛丽昂·梅里曼惊人的相似，他们同样是大学经济学讲师。洛伊丝和查尔斯·奥尔（Lois and Charles Orr）当时正在欧洲度蜜月。洛伊丝身高五英尺六英寸，长着一头淡棕色的头发，说话带有肯塔基口音。在家乡的路易斯维尔大学念到二年级的时候，她与年长十岁的查尔斯在一次校园政治集会中相遇，并在1936年年初嫁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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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丝的父亲是一名建筑承包商。她把自己身上具有的正义感归功于母亲，一个自由派周刊《新共和》（New Republic）的订阅者。洛伊丝和查尔斯都是美国社会党的支持者。和大萧条年月里的许多人一样，美国的社会主义者确信，现存的经济体制已经失败。不过他们相信，新社会的建立要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而不能向苏联那样，经由专制统治而完成。带着这样的观点，这对新婚夫妇开启了对世界一睹究竟的旅行。在欧洲亲眼看见了纳粹的威胁之后，他们计划去印度旅行，到那里了解殖民主义产生的影响。在二人共同持有的护照里，照片上的洛伊丝穿着一件印花衬衫，查尔斯打领带，穿一件夹克衫。二人都严肃地盯着镜头，好像在告诉人们，他们的新婚旅行不是去享乐，而是要完成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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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德两国游历期间，奥尔夫妇对西班牙发生的一切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站在这场西班牙社会革命舞台中心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相比世界其他地区，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的兴盛程度举世无双。无政府主义者信奉无政府共产主义，可理解为自由共产主义或无国界共产主义。他们认为，警察、法院、货币、税收、政党、教会和私有财产都应该被废除。社区和工厂应直接由其人民经营，最终释放无政府主义者确信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人类天然的互助本性。这种观点并不等同于奥尔夫妇想象中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但二者秉承的精神却令人兴奋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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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在前工业社会就已经存在的意识形态，即便从最乐观的角度出发，它的构想在现代拥有复杂经济体系的社会当中实现的前景也一片模糊。但它仍然是激励数百万西班牙人的梦想，无政府主义者们也一直在狂热地将他们的梦想付诸实践。比如，出于对曾将众多战友囚禁的监狱系统的憎恨，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控制的城镇打开了监狱大门，将政治犯和普通犯人一股脑地放了出来。在一场与法国大革命中进攻巴士底狱如出一辙的行动中，巴塞罗那一座极其臭名昭著的监狱被拆除。几百名前犯人甚至还在一支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的以钢铁部队而著称的民兵部队中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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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查尔斯和洛伊丝着迷的消息大都出自西班牙东北的加泰罗尼亚，特别是它的首府巴塞罗那。里赛奥大剧院（Liceu opera house）——欧洲最大的剧院之一——被改造成为人民剧院，几层楼高的政治招贴画覆盖了众多建筑的表面，当铺被责令将典当品归还给他们贫穷的顾客。富人的豪宅被没收供无家可归者居住；工厂面向文盲工人开设了识字班；在城中的丽兹酒店（Hotel Ritz），厨师和侍者们联合起来，将这家拥有华丽吊灯、白色亚麻桌布和印花瓷器的高档宾馆的桌子拼成长排，把它变成了为工人阶级家庭和城中穷人提供伙食的人民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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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被动地接受消息已经无法令二人满足。1936年9月，这对当时正在法国度假的夫妇中止了接下来的蜜月计划，搭车前往巴塞罗那，那里是像他们这样的人口中“西班牙革命”运动的中心。决定是由两人中更具冒险精神的洛伊丝做出的。当时她1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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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的消息传遍全球时，共和军正在向外界请求援助。背着背包、扛着步枪、脚踩片儿鞋、在夏日酷暑中将袖子高高卷起的工会成员和民兵们固然能够得到人民致以握拳礼的鼓舞，但他们既缺少重武器，又缺乏与对方训练有素的部队作战的思路。一队刚刚离开巴塞罗那开往前线的士兵出发几个小时便不得不派回一名信使，目的竟是通知后方他们忘了随身携带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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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政府如此迫切祈求的不是物资帮助，而是希望能够得到采购军火的权利。西班牙国库仍在共和军掌握之中，其黄金储备量在当时排名世界第四，足以令他们支付购买军火的费用。当其他欧陆大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肆举债变得贫困不堪时，中立的西班牙却正享受着出口激增的红利。它向交战双方出口食品、衣物、军事装备和其他许多物资，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中获益颇丰，这些都是各交战国无法做到的，其黄金储备也增至战前的三倍。1936年，共和国政府拥有635吨黄金储备支持本国货币，这些黄金按今天的购买力换算，价值超过12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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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领袖们无疑希望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些民主国家会愿意将武器卖给一个正竭力挫败由纳粹武装挑起的军事叛乱的民选政府。当时，法国政府同样由自由主义左派的人民阵线领导，与意大利、德国、西班牙都接壤的他们当然不希望邻居中再诞生第三个法西斯国家。共和国总理何塞·希拉尔[32]向其法国同志匆匆发去了一封电报：“军事政变爆发，出乎我方预料，情况十分危急，望贵方立即伸出援手，提供武器与飞机，你们的兄弟，希拉尔。”在巴黎举行的集会上，上千名法国左翼人士大声疾呼：“给西班牙飞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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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国的右翼势力十分强大，该国还有一些高级将领私下对佛朗哥十分欣赏。即便没有令局势更加复杂的西班牙内战出现，法国内部也是高度分裂的。罢工运动正不断撕裂这个国家，全国的政治激情极端高涨，以至于国民议会内外同时上演全武行的景象频频出现。在巴黎爆发的一场街头冲突中，一栋政府大楼被点燃，两千多人受伤，还有15人死亡。出于对本国爆发内战的担忧，再加上右翼报纸的激烈抨击，法国政府并不愿意卷入另一个国家的内战当中。他们允许西班牙购买包括民用飞机和老旧军机在内的少量物资，有些还是以高得离谱的价格出售的，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连这些法国也不再向西班牙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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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则更是对帮助西班牙兴趣寥寥。对西班牙大部分铜矿、硫黄和铁矿进行开采的英国公司一直对与共和军方面的工会武装纠缠不清感到头痛，相比之下，他们对未来佛朗哥的统治表现得更为适应。英国的右翼军官们也在努力为佛朗哥的军队提供帮助。驻守西班牙边境要塞直布罗陀的英国基地指挥官允许国民军使用基地的通信设备同他们的罗马、里斯本和柏林盟友保持通信，还一度向他们提供过军火支援。[34]英国精英阶层中的很多人觉得西班牙共和国并不比苏联好到哪里去，当时的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曾说：“要是有那么一个地方能让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互相残杀的话，那实在太好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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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向西班牙提供迅速支援的国家是遥远、贫穷的墨西哥，该国的左翼政府为西班牙提供了2万支步枪、配套军火和食品。（共和国坚持要向墨西哥付款，但时任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却只愿接受总货款的很小一部分。）这批军火于战斗爆发六个星期后运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共和军平均每三名士兵才拥有一支堪用的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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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庞大的经济力量和现代化的飞机制造工业使它成了最有希望为共和军提供急需武器的国家。可是，共和军将武器发给工会民兵的举动却令一些美国人惊恐不已。多么可怕的先河！国务卿科德尔·赫尔[36]警告总统罗斯福，这一举措将会导致“暴民统治和无政府状态”。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纽带十分脆弱，并且，此刻的罗斯福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应付国内大萧条造成的巨大损失。罗斯福深刻意识到选民的想法亦是如此，于是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两周后便发表公开演讲，承诺美国将与之划清界限，绝不参与。西班牙内战中的血腥屠戮，他在一战期间作为海军助理部长赴前线视察时便已亲眼看见：“我曾见过陆海大战，我也见过血流成河……我还见过泥泞中的死尸……我将付出无限的精力，认真思考，细致筹划，使战争远离美利坚。”[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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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替代方案，他号召全世界对交战双方实施军火“道义禁运”（moral embargo）。富兰克林·罗斯福派往西班牙的大使是他的挚友，健谈的印第安纳记者、畅销历史作家克劳德·鲍尔斯（Claude Bowers），按路易斯·费舍尔的话讲，这是个“一根雪茄先吃掉一半，然后再抽剩下另一半”的怪人。鲍尔斯靠着两根手指敲字，在打字机上向罗斯福写了大量长信，里面尽是拼写错误（“propoganda”“facists”“socilolist”），敦促罗斯福尽快向共和军方面提供支援，而总统在回复中并未明确表态：“下次多写些像上封信那样的杰作。”[38]1936年11月，罗斯福迎来了他的第一次连任竞选，西班牙共和国的支持者希望，也许在竞选结束之后，他将有更大的余地，对其始终厌恶的法西斯主义势力展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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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眼下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发现，尽管他们已经备好黄金，但美国、英国和法国却将合作的大门关闭了，那些深受大国影响的小国更是如此。正因如此，当时间来到1936年秋天，越来越多的地区落入了佛朗哥之手时——从报纸上印制的地图上看，就好像代表国民军的黑点正同时从好几个方向逼近马德里将其包围——摆在深陷苦战的共和国政府面前的成了一个离奇的悖论：唯一愿意向其出售武器弹药的大国却不是个民主国家。它是约瑟夫·斯大林的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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