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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领导完成对巴塞罗那港区的最后一击，占领了附近国民军军营的，是最受人爱戴的无政府主义领袖，健壮结实、一头黑发、魅力超凡的前铁路机械工布埃纳文图拉·杜鲁提[15]——在当时是一位切·格瓦拉式的人物。行动当中，这位二十多年间历经起义、坐牢、抢劫银行、刺杀大主教、逃亡与流放，并在三个大洲制造过麻烦的传奇人物目睹了自己最亲密的伙伴在自己身边遭到射杀。但他还是获得了胜利，这场胜利似乎进一步凸显了他的一句名言：“我们胸怀新世界。”这也就不奇怪，为何像奥尔夫妇这样的革命同情者会觉得，只有建立新世界的梦想才能够将人民动员起来击败佛朗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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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丝曾惆怅地写道：“若是他们能说另一种语言发动革命该有多好。”[16]正如夫妇二人不久后发现的那样，保卫共和国的形势由于强烈的地区主体意识而显得十分复杂。这在经济繁荣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和位于西班牙北部海滨、铁矿资源丰富的巴斯克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地人不用西班牙语，而是说属于本地区的语言，对获得自治甚至独立渴望已久。这两个地区成了西班牙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对要向中央政府缴纳不成比例的高税收的事实愤恨不已，如此一来，他们的渴望变得更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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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几百年间，不论西班牙的君主、军人，还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入分享政治权力的保守政治家都始终坚持，在西班牙实行中央集权式专制统治，在政府和学校，只有卡斯蒂利亚语被允许使用。共和国则对自治表现出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在共和国政府治下，加泰罗尼亚诞生了自现代以来的首个地区议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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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一名真正的激进国际主义者，令洛伊丝感到震惊的是，对许多加泰罗尼亚人来说，地区利益远比阶级斗争来得重要。她进一步发现，即便这些人能够熟练使用西班牙语，但他们仍拒绝使用它。“在涉及加泰罗尼亚主义的问题上，这些人就是十足的暴徒。”洛伊丝在写给肯塔基家里的信中写道。“在工人的世界里，当然是没有国家主义精神的容身之处的。”当她的母亲回信询问当地风俗时，洛伊丝写道，“在当下这个特殊时期，关于这一点，最重要的并不是他们戴红帽子，并且滑稽地把它们当酒瓶子，而是他们成了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先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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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洛伊丝最终学习了这两种语言，但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夫妇二人太过基础的西班牙语水平和加泰罗尼亚语能力的欠缺，意味着他们的谈话对象还是以在西班牙的其他外国人为主。除了一部分美国人，他们在巴塞罗那的朋友很快就囊括了来自英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比利时和古巴等各个国家的人。这些新来者迅速地团结在了一起。“那些在兰布拉咖啡馆进行的彻夜长谈，”洛伊丝写道，“是我了解欧洲存在集中营这一政治现实的最初启蒙。”[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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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二人都找到了工作。洛伊丝开始为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撰写英语新闻通稿。她的薪水为每天12比塞塔（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5美元）。在一封写给家里的信中，她欣喜若狂地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赚到的第一笔钱。”[19]查尔斯则为一个叫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POUM）的小党派制作用英语进行播音的电台短波节目，还为他们编辑一份名叫《西班牙革命》（Spanish Revolution）[20]的报纸。党如其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确是个左翼政党，然而，它却极端反对斯大林主义。奥尔夫妇刚来到巴塞罗那，该党就成了地区政府人民阵线联盟的一部分。它与无政府主义者拥有相同的信念，那就是，革命对取得战争胜利至关重要。洛伊丝有时也会去为它的电台进行每天15或20分钟的英语广播，但由于信号发射机功率太低，她也不知道国外的人是否真的能收听到该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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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夫妇二人住在一座被充公的旅馆里，在那里，作为革命工作者，他们的饮食是免费的。“每天，”洛伊丝写道，“都有卡车将大量面包运到旅馆经理的办公室，这些面包就被堆放在100千克一袋的土豆旁边。”这看上去就像个奇迹，农民为城市居民供应成车的蔬菜、兔肉和鸡肉，换来的是城里工厂生产的产品，形成了一个没有现金的以物易物体系。这一年秋天的大丰收对该体系的维持无疑很有帮助。查尔斯在报道中写道：“早餐的沙丁鱼罐头敞开供应，午餐还要加上大量的优质葡萄酒。据说，这些物资都是从富人的地窖里‘解放’出来的。”[21]还有更多的食物像变戏法一样出现在他们眼前。洛伊丝根本无从知晓那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闻纸到底来自何方，正是靠着这些纸张，那些不安分的加泰罗尼亚政治团体才得以实现每天的八份报纸以及大量周刊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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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奥尔夫妇与其他国外来的左翼分子一起搬进了一栋位于城外山丘上的豪华公寓。公寓原为纳粹德国驻西班牙领事所使用，后来被没收了。在这里，他们站在阳台上就能远眺到港口的风景，屋子里到处都是精美的油画和豪华家具——不过全部的椅子和沙发都已经被拿到医院用了。查尔斯写道，领事的部分文件被人放在卫生间当成了厕纸。“你们应该参观一下我们这座拥有10间卧室的公寓！……这里有热水，有电，有你需要的一切。没人收我们租金！我也不知道这一切能持续多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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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和集会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洛伊丝在CNT的总部——一栋原来属于美国商会的建筑——发现，这里的工会会员们在把股票凭证当作便笺纸使用。“代替我们原来个人生活的，是革命的生活，这是对我们思想意识的极大发展……一切都是全新的，与以往截然不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一片崭新的天地正在形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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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看到的一切，洛伊丝都能将它们化为对新天地的遐想。“革命生活把我彻底迷住了……我倚靠着阳台窗户的栏杆，看着楼下身穿黑衣的妇女在广场喷泉里取水做饭。男人们站在路灯下，听他们一个识字的同事高声朗读《工人团结报》（Solidaridad Obrera，CNT的日报）中的内容。这是一场附近举行的常规的沙龙活动。在西班牙，‘沙龙’（tertulia）是指人们组成一个团体，长年在同一间咖啡馆、乡村广场或像这样的郊外广场进行谈话的活动。在这样的场合，人们不断地对从几天到几年时间，再到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的大事小情，乃至生命自身的意义进行着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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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邻居一直探讨的——用的是一种这名肯塔基来客几乎听不懂的语言——也许并不是生命本身的意义，而是面包的价格，抑或由此引发的对到处都是、无穷无尽的政治说辞的怨恨之情，因为，并不是每个巴塞罗那人都像洛伊丝那样，对政治饱含热情。几千名工人试图逃避为民兵组织服役，CNT成员数量的大幅上涨与其说是因为人们盼望着新纪元的到来，不如说是因为一名学者所指出的一个事实：“没有工会的会员证，生活在革命时期的巴塞罗那将变得无比艰难。”[24]若是没有工会会员这一身份，一个人此时将很难获得住房、福利金、医疗服务或者食品。而历史记录显示，大量的工会成员并不愿意参加各种集会或缴纳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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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时此刻，洛伊丝仍旧沉浸在由革命所产生的终将破裂但令人愉悦的泡沫当中。她在家书中写道：“在这里，我度过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她毫不怀疑，自己所看到的一切终将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像她告诉反对自己的父亲的那样：“对于任何一名优秀的革命者来说，西班牙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来的地方……总有一天，有人会在美国发动革命，而了解革命的人届时将变得极其重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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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6年秋天的巴塞罗那，人们极易产生这样的信心。从前纳粹德国领事的居所徒步走到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上班的一路上，洛伊丝能看到被改造成合作工场的教堂、文化中心、难民收容所，或是公共食堂等各种设施。利口酒酒厂被改造成了医院，修道院变成了儿童结核病疗养院。农村地区发生的变化更为剧烈。超过40%的耕地落入了曾经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之手，其中半数以上的土地变为集体所有，曾经属于私人大农庄的土地现如今正被集体耕作。在几百个像这样的集体农庄里，人们燃起篝火，烧掉了地契——还有纸币——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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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拉加（Fraga），”一份无政府主义报纸吹嘘道，此地是位于加泰罗尼亚以西阿拉贡地区的一座城镇，“你就算把钞票扔在大街上，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洛克菲勒，你要是带着你账户里所有的钱来到这儿，你绝对连一杯咖啡都买不到。金钱是你的上帝，金钱是你的奴仆，不过在这里，它已彻底作废。人们对此十分开心。”[26]有时，一种由集体发行的票券会作为纸币的替代品使用，其“币值”用人工劳动特定时长创造的价值来表示，一家要赡养的孩子越多，得到的票券就越多。（这套制度经常失效，常常是这个村子发行的票券到了下一个村子就不能使用了。）口红一类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代表物品被禁止使用，酒精饮料、烟草甚至咖啡有时也会一并遭禁。在这些集体农庄存在期间，它们中的一部分成功生产了比过去私人农场时代更多的农产品。在阿拉贡这个政治狂热丝毫不弱于加泰罗尼亚的地方，集体农庄的比例比加泰罗尼亚还要高得多，当地的食物生产实现了20%的增长。[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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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的信条还反映在他们为新生儿所取的名字当中：一名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将女儿命名为“自由”。运动本身对官僚体制的憎恨延伸到了婚姻领域。在一个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委员会治理、位于巴塞罗那以南的海边小村，有目击者偶然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有四对在革命开始后结婚的夫妇。在亲朋好友的陪伴下，他们来到了委员会干事的面前。干事首先将他们的姓名、年龄和希望结合的愿望写在了一本登记簿中，这样一来，传统受到了尊重，仪式得以完成。与此同时，为表示对自由主义原则的尊重，那位干事一把将记载上述详细情况的记录纸从登记簿中扯下，将它撕得粉碎。当几对夫妇沿楼梯向下正经过阳台时，他将这些纸屑像婚礼上的五彩纸屑一样撒向他们。每个人都心满意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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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原属中上阶层的激进派，对于洛伊丝来说，一想到自己能够成为一场无产阶级运动的一分子，她就十分激动。“我之所以喜欢［巴塞罗那］，”她在一封给嫂子的信中写道，“不是因为这里有‘炫目的灯光’或是什么精致而内敛的城市精神，而是因为这是一座工人之城。见鬼，要是这城市有自己的灵魂，那它一定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灵魂，一个多疑的弱者的灵魂。它黑暗而又危险，哪怕只有一丝机会，它都会随时准备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战斗到流干最后一滴血，打光最后一发子弹。它不是优雅脆弱的含蓄少女，而更像个强壮粗鲁、不修边幅的工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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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论洛伊丝将巴塞罗那的工人说得多么富有浪漫色彩，这座她和查尔斯眼下居住的城市正常的社会秩序已被颠覆才是事实。没人知道这样的非常时期将持续多久，但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一天，这里都将吸引全欧洲思想独立的左翼分子源源不断地到来。在这些政治朝圣者中，有一名叫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的流亡者，时年23岁。他和奥尔夫妇在同一个集体食堂吃饭，和查尔斯在同一栋楼内工作，几十年后，他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总理。很快，一个在未来比勃兰特还要声名显赫的人物也将来到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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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查尔斯·奥尔比他19岁的妻子见过更多世面，可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二人却似乎都没注意到当中那些令人不安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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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的众多传统都出于奇特的自相矛盾之中。在这场运动的倡导者们向世人展示的鼓舞人心的未来画卷中，人们互相合作，共同生活，从剥削中最终获得解放。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亲身践行了这一目标所体现的精神。例如俄国理论家彼得·克鲁泡特金（Pyotr Kropotkin），不论是工人、农民、好打听的商业领袖还是慈善家，他总能够赢得每个见过他的人的爱戴。（以下因素对此帮助颇多：他会说五门语言，是名讲故事高手，会弹钢琴，还是旧俄国皇室的一名王子。）与此同时，他和几乎所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一样，都对“榜样的力量”——“榜样”是指那些能够让人民意识到自身力量，并且自觉行动起来的意义重大、令人震惊的行动，这些行动的实施将使崭新的纪元更快到来，届时，军队、教堂、企业和政府等这些像寄生虫一般，充满官僚气息的机构将全部消亡——这一理念十分喜爱。那么什么是所谓的“榜样”呢？事实证明，它们大多是刺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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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914年，世界各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包括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和两位西班牙首相在内的至少六位各国政府首脑进行了刺杀。被刺杀的其中一位西班牙首相某种程度上说是个改革家，1912年他在马德里一家书店的橱窗外向里张望时被人从身后枪杀。其他众多商业和政治领袖，以及在凶手扔出炸弹时恰巧路过的行人同样不同程度地受伤。1920年代，作为对西班牙警察杀害数名工会领袖的报复，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刺杀了又一名首相、一名大主教和其他许多政府官员，他们还曾刺杀国王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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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种已被理想化了的杀戮行为在处于战火中的西班牙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一份无政府主义报纸在政变爆发两个星期后宣布：“我们一定要大肆破坏，大肆，以此净化一切。”不仅是无政府主义者和令奥尔夫妇备感亲近的POUM，就连被二人一向憎恨的共产党也要为发生在西班牙共和国各地的流血事件负责。尽管大多数杀戮行动发生在奥尔夫妇到达西班牙之前，查尔斯仍旧发现了一些显示这些行动很可能还在继续的蛛丝马迹：“有两名高大英俊的意大利同志隶属于POUM，他们时不时会到我们的办公室走一遭，但并没有十分明确的事情要做。他们腰上别着手枪，同事们告诉我，他们是隶属于POUM的枪手……并且向我们暗示，他们知道的远比他们愿意告诉人们的多。”[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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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观察到了其他最近发生的暴力事件的种种迹象：“教堂纷纷关闭，大部分已被烧毁。尽管有时残垣断壁还矗立着，但其内部则被烧得一片狼藉，入口已被人钉上木板封死了。政变爆发后最初的日子里，在从巴塞罗那向阿拉贡进军的路上，每遇见一个教堂，工人们组成的民兵部队就要停下来将它摧毁。”事实上，暴力的程度远比这要剧烈。在战争开始后的头几个月，一名在巴塞罗那的美国通讯员在报道中写道：“每天早上，人们都能在城外看到四处散布的尸体。”[31]后来，当国民军大肆奸淫掳掠的消息传到共和国控制区后，为了复仇，人们发动了更多大规模杀戮行动——当希特勒的飞机开始轰炸共和国控制的城镇以后，复仇的速度变得更快了。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为了报复国民军实施的无差别空袭，右翼囚犯会被直接带出囚室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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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初期的几个月里，各行各业的国民军支持者都被视为要对付的目标：地主、商店老板、商人——尤其是那些以粗暴对待穷人而闻名的人。像法国大革命时一样，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同样是革命者的主要目标：激进的工人将神父杀死，将主教的法衣示众，纠集行刑队对一座十分出名的基督雕像实施“处决”，还掘开神父的坟墓，将棺材打开公开示众，以作为对教堂所承诺的永生的嘲讽。教会被视为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仆从，他们许以工人们来世的财富，却不肯在现世让他们得到自己应得的那份。在这期间，总共有约7000名神职人员被处死。[32]这是现代发生过的类似屠杀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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