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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7-30 September 1936，Orr，pp.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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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5 “我将摧毁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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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佛朗哥的军队自西班牙南部和西边的葡萄牙边境稳步向北部和东部扩大占领区面积，他的最终意图已经十分明显：在西班牙建立起军事独裁统治。[1]不久之后，他就命令所有支持者们——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数个天主教党和右翼政党，还有两个分别支持王室中敌对的两个分支[2]的君主主义者派系——合并成为一个团体。从今以后，这个新生的组织将成为国民军控制的西班牙地区唯一被允许存在的政党。佛朗哥派自己的姐夫掌管该组织，公开对其发表任何异见都将直接遭到逮捕。新组织的职责就是帮助佛朗哥维持独裁统治，他已不再为独裁寻找任何借口。他所建立的体系直接参考了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那一套，宣称“一个祖国，一个国家，一个领袖”（One Fatherland，One State，One Chief）的海报很快在各地出现，这一口号与希特勒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Ein Volk，Ein Reich，Ein Führer）遥相呼应。后世学者就佛朗哥是否能被称为法西斯主义者展开了争论。一些学者为身穿蓝衫的西班牙长枪党（Falange Española）党员保留了这一称呼，这是一个公开信奉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当时已被并入佛朗哥成立的新组织之中。不过，墨索里尼这位早在政变开始前好几年就秘密资助长枪党和其他西班牙右翼团体的意大利独裁者倒是毫不避讳地说过，“法西斯之剑”已经在西班牙“出鞘”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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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帮助其部队对进军路上的城市进行轰炸的德国轰炸机属于当时最为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但佛朗哥心中所想的却是“王政复古”。对他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场过去与现在对抗的战争，一场传统天主教与世俗世界对抗的战争，一场古代农业秩序与城市工业文化对抗的战争。他的目标是重塑西班牙的往日荣光，恢复专制国家的几大关键支柱：军队，教会，大地主，以及曾经遍布几大洲的西班牙海外殖民帝国——尽管没人知道要如何重建这样的殖民帝国。选举不能有，独立的工会组织不能有，任何民主政体设下的“圈套”都不应存在。国民军牛轭叠在交叉箭头之上的徽记来自四个多世纪前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统治时期的徽记。轭代表着拥有绝对权力的新王国——阿拉贡王国和卡斯蒂利亚王国联合后实行的二元君主制国家，就像两头牛同负一轭一样——箭头则代表对异教徒的消灭。在国民军士兵羞辱支持共和国的被捕妇女的众多手段中，有一种就是在她们的胸口烙上这个徽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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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和其追随者的确在考虑对付异教徒，这从其政权授予教会的非常权力中便可见一斑。西班牙的天主教高层统治集团是全欧洲最反动保守的。比如，其麾下的耶稣会翻译出版了臭名昭著的反犹伪书《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并将其在一本教会杂志上进行了全文连载。为了亲自看看德国人是如何对付“麻烦制造者”的，一名因其对犹太人和共济会的疯狂攻击而为人所知的名叫胡安·塔斯克茨·泰尔拉特（Juan Tusquets Terrats）的神父曾于1933年亲自前往德国，参观了在达豪（Dachau）新落成的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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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大多数主教都全心全意拥护佛朗哥，他们也因此得到了回报。包括一项宣布离婚合法化的法令在内，由共和国政府颁布的大量改革措施全部被废除了。教科书中删去了一切被认为与基督教道德准则相悖的内容，所有教师都被要求每天带领学生向圣母玛利亚祈祷国民军取得胜利。同佛朗哥和他的将军们一样，主教们也开始伸直手臂行起了法西斯礼。不计其数的图书被教堂销毁。在托莱多大主教、全西班牙首席主教——枢机主教伊西德罗·戈马（Isidro Gomá）看来，这场战争是一场“野蛮与文明间爆发的冲突”，国民军正在与“被犹太国际组织控制的邪恶团体”进行英勇搏斗。当65名共和派人士在潘普洛纳（Pamplona）[5]附近地区被国民军行刑队执行死刑时，一名天主教神父亲手执行枪决枪杀了这些人。另外一个名叫胡安·加兰·贝尔梅霍（Juan Galán Bermejo）的神父曾向一名国民军军官炫耀自己“干掉了超过100名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把小手枪”。受害者中有一个试图逃出佛朗哥监狱的共和国民兵，他是跪在神父面前被射杀的，而这一切就发生在一间天主教堂的忏悔室里；他还曾经试图故意放火烧死另外五人，所幸他们虽然受伤，但最终活了下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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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暂时还未波及洛伊丝和查尔斯夫妇的工作地巴塞罗那，但到1936年晚些时候，战火已经迅速地逼近了路易斯·费舍尔所在的马德里。如今，国民军已经基本控制了西班牙西部的一半国土。当共和国新当选总理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7]准备与驻防在距首都西南仅20英里的伊列斯卡斯（Illescas）的共和军指挥官通话时，却发现接听电话的是一名国民军将领，后者的军队刚刚夺取了这座城镇。佛朗哥即将占领马德里一事似乎已经变得无比确定，各方提前发来的祝贺电报就像雪片一样涌向西班牙国内唯一的电话业寡头——西班牙电信公司（Telefónica）的总部。通过广播电台，心情愉悦的国民军莫拉将军向位于马德里市区格兰大道（Gran Vía）上的莫里内罗咖啡馆（Café Molinero）预订了一杯咖啡。他吹嘘说，10月12日哥伦布纪念日到来之前，自己就能喝到这杯咖啡。毫无疑问，这一天曾经标志着西班牙对新世界征服的开端，如今，它则代表着国民军最梦寐以求的那种帝国式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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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纽约《国家》周刊发回的一篇报道中，费舍尔向读者简单明了地介绍了，缺乏装备且缺少训练的共和军士兵是如何被佛朗哥军队的炮火吓得溃不成军、四散奔逃，军官们又是如何拔出左轮手枪喝止他们的。[8]不久之后，他偶然遇见了一个《真理报》的通讯员，此人名叫米哈伊尔·科利佐夫（Mikhail Koltsov），是斯大林在西班牙的首席眼线。与他同行的是一个叫克劳德·科伯恩（Claud Cockburn）的英国记者，一名共产党的坚定拥护者。科利佐夫此前看过费舍尔的这篇报道，并对其内容感到十分愤怒。不管这名美国同行如何表示自己的报道句句属实，他都拒绝与费舍尔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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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科利佐夫挖苦费舍尔，“那些都是事实。看看你是一个多么善于观察而又诚实的人啊……你对革命造成的伤害可比派30个英国皇家骑警去为佛朗哥卖命大多了。就这你还指望我能和你握手？”这个俄国人说，费舍尔关注的只是自己的记者声望，而不是共和国的事业。“就像法国人常说的那句话一样，你已经失去了一个保持沉默的绝好机会。”[9]科利佐夫和科伯恩坚信，真正尽心尽力的记者只会报道那些共和国赢得战争所需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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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的授意之下，一年半之后，科伯恩真的这么做了。他撰写了一篇文章，以所谓亲历者的身份，报道了一场完全是虚构出来的战斗，一场由在西属摩洛哥的摩尔人发动的大规模反佛朗哥暴动。这篇报道的真实性根本无法得到核实，因为外国记者几乎不被允许访问该地区，文中充斥着从导游手册里面抄来的街道和广场名称。这篇报道的真正意图在于影响法国总理的决策，后者此前刚刚关闭了从法国向共和军输送武器装备的边境通道，导致大批炮兵装备滞留。这篇让国民军头一次显得如此惊慌的假新闻就出现在一支西班牙共和国代表团前往法国游说总理重开边界期间，它的出现让代表团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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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的郊区地带成了新的战斗前线，大半个马德里处于炮火覆盖之下。1936年11月早些时候，随着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逐渐短缺，出于对城市即将陷落的担忧，共和国政府搬迁到了巴伦西亚这座恰好位于后方的地中海沿岸城市。这场长途跋涉来得过于匆忙，当长长的卡车队伍向着巴伦西亚行进时，许多办公室的灯还没来得及关掉，办公桌上还堆着大量文件。然而，军队留了下来，试图保卫这座城市。50多万名难民拥进了马德里，他们在公园里临时安营扎寨，在街道上起火做饭。有些人还试图将饲养的羊和驴子之类的牲畜一起带到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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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的公共汽车早已被军队征用，用来向前线输送士兵。许多建筑成了一片废墟，还有许多建筑外表因为被弹片击中而变得伤痕累累。由于西班牙国内最为富饶的耕地早已落入国民军手中，食品变得非常短缺，凡是被佛朗哥军队炮击炸死的驴子和马都被人吃掉了。马德里的保卫者们使用手头一切能够找到的东西修筑防御工事，甚至连落在地铁站行李处的手提箱也不放过。“街道已经面目全非，花岗岩石块铸成的墙将整个马路挡住，大型建筑物的门前也是如此，”费舍尔写道，“大街上挖了壕沟阻挡坦克行进。绝大多数马德里市民拒绝离开这座城市。事实上，政府还真捉走了几个著名的艺术家和教授，不过在到达巴伦西亚之后又把他们放了。政府不希望这些人受到伤害甚至被杀。普拉多（Prado）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中的艺术品则被转移走了。”[10]与艺术品一起，初版《堂吉诃德》也被送到了巴伦西亚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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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情绪在四处蔓延。一次，一名共和军飞行员被迫在国民军控制线一侧迫降。过了没一会儿工夫，一架国民军飞机飞过马德里附近的共和军空军基地上空，用降落伞空投了一个箱子，里面是那个飞行员被切成一块块的尸体和一张写着意大利语的侮辱字眼、字迹潦草的字条。国民军将军凯波·德利亚诺通过收音机洋洋得意地宣布：“每个摩尔士兵能分到三个民兵女孩：我们的日子多么美好！”他向手下的士兵们许诺的，不仅仅是向共和国妇女进行的“复仇”，他曾声称：“我们的战争并不是一场内战，而是一场西方文明同全世界犹太人之间展开的战争。”传闻凯波是个酒鬼；一次播音完毕后，没意识到麦克风仍然开着的他向副官大吼：“快他妈的给我拿酒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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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一波波难民涌入城市的，是越来越多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消息。新来的难民向人们讲述佛朗哥占领区是如何用绞喉执行死刑的，刽子手会用那玩意儿绕着受刑人的脖子紧勒——如果刽子手想的话，还会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勒。在邻近哥多华的帕尔马德里奥（Palma del Río），有一个名叫费利克斯·莫雷诺·阿达努伊（Félix Moreno Ardanuy）的大地主饲养了许多斗牛，那里的农民将他的土地变为了集体所有，还吃掉了他的几头牛。按照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的记载，“这些消息让莫雷诺非常愤怒。当一支国民军部队占领了城镇以后，他驾驶着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随部队一起进了城……没有来得及逃走的男人们被赶进了一间牛棚。他每次从牛棚里挑十个人枪毙，为自己被吃掉的一头牛报仇。当有人恳求他放过他们的时候，不论这人说自己是他的教子、侄子还是和他有别的什么关系，他都只是目视前方说：‘我谁也不认识。’在那一天就至少有87人被杀，接下来的几天，又有这一数字两倍数量的人死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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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同样实行了恐怖统治，单在马德里一地，他们就杀掉了上千人。有报道说，国民军将军莫拉宣称共有四支部队正准备进攻马德里，还有一支由城内国民军秘密支持者组成的“第五纵队”随时待命。受此影响，全城陷入对间谍危机的妄想之中。人们无法确定莫拉是否真的这样说过，但当下局势是如此紧张，以至于谣言也被当成了真相。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写道，开车的时候，“即便是做一个拐弯的手势都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没准就会让你被当成在行法西斯礼，然后吃一梭子子弹”。[13]有时，甚至就连德国投下的炸弹也被记在了第五纵队的账上，由于没经历过一战战火的洗礼，西班牙人不知道，身边发生的爆炸其实可能是由飞在天上看不见的飞机投弹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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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城市都十分紧张，”费舍尔写道，“晚上，宵禁使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阴森恐怖。有好几次，民兵就站在街上，朝那些房子里亮灯的窗户开火。这真是既狂热，又荒唐。”[14]每当出现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人们都会不安地扫视整个天空。为防止国民军的同情者通过电话向郊区的国民军部队告密，私人电话线路已经被关闭了。这样的担心并非毫无来由：一场工人游行预定于11月14日8点在阿托查（Atocha）火车站旁边的广场举行，后来，由于意识到该地点能够成为空袭的绝佳目标，政府将此次游行取消了。可就在当天，德国的容克轰炸机果然在原定的游行时间准时出现，并对该广场实施了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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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共和国政府迁出马德里两天以后，马德里市民们因为国际纵队首批部队的到来而重获信心。他们就从上次遭遇空袭的阿托查车站下车，然后挎着背包沿着格兰大道向城市西面的前线进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装备头盔，为他们大声加油打气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人不但同样没经受过多少军事训练，他们的装备也老旧不堪，有些步枪和机关枪甚至还是1914年生产的。尽管人们喊的是“俄国万岁”“苏联万岁”的口号，但实际上，第一批抵达的志愿者大多是波兰人、英国人与法国人——法国向国际纵队贡献的人数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以及从德国、意大利来到西班牙的左翼难民。同期秘密抵达马德里的苏联军事顾问团成员并未出现在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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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苏联还开始向共和军运送坦克、飞机和与之相配套的驾驶员，这对共和国至关重要。当来自苏联的战斗机与德意飞机进行缠斗时，人们一眼就看出了它们。喷涂巨大的黑色X图案的飞机是佛朗哥的，一旦它们被涂装红色翼尖的共和军战机射中击落，下面的人群便会发出巨大的欢呼声。苏联派来的战机大都是速度极快的最新型伊尔-16（Ⅰ-16）单翼战斗机，西班牙人给这些飞机起的外号是“莫斯卡”（Mosca），翻译成英语的意思是“苍蝇”。在当时，这些飞机要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支援佛朗哥的机型更加先进，它们令共和军突然间获得了空中优势，给予了还在地面上的人们未曾想到过的胜利希望。若是没有这些援助，马德里早就陷入国民军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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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来自苏联的一切都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城里的电影院开始放映像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战舰波将金号》（Battleship Potemkin）等经典的苏联影片。甚至就连一间妓院的接待室里都贴上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大幅海报。西方国家对西班牙共和国实行的武器禁运在使后者不得不转而依赖苏联武器的同时，还使同时期加入西班牙共产党的人数大为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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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共产党员人数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还有西班牙最富魅力的演说家，以“热情之花”（the Passionflower）的绰号广为人知的共产党议会代表多洛蕾斯·伊巴露丽[15]。作为巴斯克煤矿工人的女儿、姐妹和妻子，在从政之前，伊巴露丽一直是一名女裁缝，曾几次入狱。她在广播电台和群众集会上发表的热情演说正好为共和国树立了最为急需的反抗者形象。她的大多数口号——“¡No pasarán！（绝不放行！）”或是“宁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大都出自其他战争，连她的部分演说词都是由党内其他官员帮助撰写的，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身姿挺拔，勇猛果敢，声音悦耳，黑色的眸子闪着光芒，行头从来都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妇女风格的黑色长裙加上麻绳编底凉鞋，从不化妆也不戴首饰的伊巴露丽很快便成了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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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巴露丽曾把黑色的长发在脑后盘成发髻，戴着头盔前去看望在前线战斗的士兵，在那期间，记者们简直和她寸步不离。在某地一辆大声播放《国际歌》的宣传卡车上，“热情之花”亲自向数百名败退的士兵做动员，以防止通往城市的要道塞戈维亚大桥（Segovia Bridge）落入国民军之手。这位激情澎湃的演说家咆哮着吼出的“绝不放行”之所以能够产生力量，部分原因在于，没有哪个西班牙男人希望自己在女人面前显得像个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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