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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暂时还未波及洛伊丝和查尔斯夫妇的工作地巴塞罗那，但到1936年晚些时候，战火已经迅速地逼近了路易斯·费舍尔所在的马德里。如今，国民军已经基本控制了西班牙西部的一半国土。当共和国新当选总理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7]准备与驻防在距首都西南仅20英里的伊列斯卡斯（Illescas）的共和军指挥官通话时，却发现接听电话的是一名国民军将领，后者的军队刚刚夺取了这座城镇。佛朗哥即将占领马德里一事似乎已经变得无比确定，各方提前发来的祝贺电报就像雪片一样涌向西班牙国内唯一的电话业寡头——西班牙电信公司（Telefónica）的总部。通过广播电台，心情愉悦的国民军莫拉将军向位于马德里市区格兰大道（Gran Vía）上的莫里内罗咖啡馆（Café Molinero）预订了一杯咖啡。他吹嘘说，10月12日哥伦布纪念日到来之前，自己就能喝到这杯咖啡。毫无疑问，这一天曾经标志着西班牙对新世界征服的开端，如今，它则代表着国民军最梦寐以求的那种帝国式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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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纽约《国家》周刊发回的一篇报道中，费舍尔向读者简单明了地介绍了，缺乏装备且缺少训练的共和军士兵是如何被佛朗哥军队的炮火吓得溃不成军、四散奔逃，军官们又是如何拔出左轮手枪喝止他们的。[8]不久之后，他偶然遇见了一个《真理报》的通讯员，此人名叫米哈伊尔·科利佐夫（Mikhail Koltsov），是斯大林在西班牙的首席眼线。与他同行的是一个叫克劳德·科伯恩（Claud Cockburn）的英国记者，一名共产党的坚定拥护者。科利佐夫此前看过费舍尔的这篇报道，并对其内容感到十分愤怒。不管这名美国同行如何表示自己的报道句句属实，他都拒绝与费舍尔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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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科利佐夫挖苦费舍尔，“那些都是事实。看看你是一个多么善于观察而又诚实的人啊……你对革命造成的伤害可比派30个英国皇家骑警去为佛朗哥卖命大多了。就这你还指望我能和你握手？”这个俄国人说，费舍尔关注的只是自己的记者声望，而不是共和国的事业。“就像法国人常说的那句话一样，你已经失去了一个保持沉默的绝好机会。”[9]科利佐夫和科伯恩坚信，真正尽心尽力的记者只会报道那些共和国赢得战争所需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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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党的授意之下，一年半之后，科伯恩真的这么做了。他撰写了一篇文章，以所谓亲历者的身份，报道了一场完全是虚构出来的战斗，一场由在西属摩洛哥的摩尔人发动的大规模反佛朗哥暴动。这篇报道的真实性根本无法得到核实，因为外国记者几乎不被允许访问该地区，文中充斥着从导游手册里面抄来的街道和广场名称。这篇报道的真正意图在于影响法国总理的决策，后者此前刚刚关闭了从法国向共和军输送武器装备的边境通道，导致大批炮兵装备滞留。这篇让国民军头一次显得如此惊慌的假新闻就出现在一支西班牙共和国代表团前往法国游说总理重开边界期间，它的出现让代表团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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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的郊区地带成了新的战斗前线，大半个马德里处于炮火覆盖之下。1936年11月早些时候，随着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逐渐短缺，出于对城市即将陷落的担忧，共和国政府搬迁到了巴伦西亚这座恰好位于后方的地中海沿岸城市。这场长途跋涉来得过于匆忙，当长长的卡车队伍向着巴伦西亚行进时，许多办公室的灯还没来得及关掉，办公桌上还堆着大量文件。然而，军队留了下来，试图保卫这座城市。50多万名难民拥进了马德里，他们在公园里临时安营扎寨，在街道上起火做饭。有些人还试图将饲养的羊和驴子之类的牲畜一起带到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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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的公共汽车早已被军队征用，用来向前线输送士兵。许多建筑成了一片废墟，还有许多建筑外表因为被弹片击中而变得伤痕累累。由于西班牙国内最为富饶的耕地早已落入国民军手中，食品变得非常短缺，凡是被佛朗哥军队炮击炸死的驴子和马都被人吃掉了。马德里的保卫者们使用手头一切能够找到的东西修筑防御工事，甚至连落在地铁站行李处的手提箱也不放过。“街道已经面目全非，花岗岩石块铸成的墙将整个马路挡住，大型建筑物的门前也是如此，”费舍尔写道，“大街上挖了壕沟阻挡坦克行进。绝大多数马德里市民拒绝离开这座城市。事实上，政府还真捉走了几个著名的艺术家和教授，不过在到达巴伦西亚之后又把他们放了。政府不希望这些人受到伤害甚至被杀。普拉多（Prado）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中的艺术品则被转移走了。”[10]与艺术品一起，初版《堂吉诃德》也被送到了巴伦西亚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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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情绪在四处蔓延。一次，一名共和军飞行员被迫在国民军控制线一侧迫降。过了没一会儿工夫，一架国民军飞机飞过马德里附近的共和军空军基地上空，用降落伞空投了一个箱子，里面是那个飞行员被切成一块块的尸体和一张写着意大利语的侮辱字眼、字迹潦草的字条。国民军将军凯波·德利亚诺通过收音机洋洋得意地宣布：“每个摩尔士兵能分到三个民兵女孩：我们的日子多么美好！”他向手下的士兵们许诺的，不仅仅是向共和国妇女进行的“复仇”，他曾声称：“我们的战争并不是一场内战，而是一场西方文明同全世界犹太人之间展开的战争。”传闻凯波是个酒鬼；一次播音完毕后，没意识到麦克风仍然开着的他向副官大吼：“快他妈的给我拿酒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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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一波波难民涌入城市的，是越来越多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消息。新来的难民向人们讲述佛朗哥占领区是如何用绞喉执行死刑的，刽子手会用那玩意儿绕着受刑人的脖子紧勒——如果刽子手想的话，还会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勒。在邻近哥多华的帕尔马德里奥（Palma del Río），有一个名叫费利克斯·莫雷诺·阿达努伊（Félix Moreno Ardanuy）的大地主饲养了许多斗牛，那里的农民将他的土地变为了集体所有，还吃掉了他的几头牛。按照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的记载，“这些消息让莫雷诺非常愤怒。当一支国民军部队占领了城镇以后，他驾驶着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随部队一起进了城……没有来得及逃走的男人们被赶进了一间牛棚。他每次从牛棚里挑十个人枪毙，为自己被吃掉的一头牛报仇。当有人恳求他放过他们的时候，不论这人说自己是他的教子、侄子还是和他有别的什么关系，他都只是目视前方说：‘我谁也不认识。’在那一天就至少有87人被杀，接下来的几天，又有这一数字两倍数量的人死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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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同样实行了恐怖统治，单在马德里一地，他们就杀掉了上千人。有报道说，国民军将军莫拉宣称共有四支部队正准备进攻马德里，还有一支由城内国民军秘密支持者组成的“第五纵队”随时待命。受此影响，全城陷入对间谍危机的妄想之中。人们无法确定莫拉是否真的这样说过，但当下局势是如此紧张，以至于谣言也被当成了真相。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写道，开车的时候，“即便是做一个拐弯的手势都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没准就会让你被当成在行法西斯礼，然后吃一梭子子弹”。[13]有时，甚至就连德国投下的炸弹也被记在了第五纵队的账上，由于没经历过一战战火的洗礼，西班牙人不知道，身边发生的爆炸其实可能是由飞在天上看不见的飞机投弹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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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城市都十分紧张，”费舍尔写道，“晚上，宵禁使一切看起来都那么阴森恐怖。有好几次，民兵就站在街上，朝那些房子里亮灯的窗户开火。这真是既狂热，又荒唐。”[14]每当出现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人们都会不安地扫视整个天空。为防止国民军的同情者通过电话向郊区的国民军部队告密，私人电话线路已经被关闭了。这样的担心并非毫无来由：一场工人游行预定于11月14日8点在阿托查（Atocha）火车站旁边的广场举行，后来，由于意识到该地点能够成为空袭的绝佳目标，政府将此次游行取消了。可就在当天，德国的容克轰炸机果然在原定的游行时间准时出现，并对该广场实施了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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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共和国政府迁出马德里两天以后，马德里市民们因为国际纵队首批部队的到来而重获信心。他们就从上次遭遇空袭的阿托查车站下车，然后挎着背包沿着格兰大道向城市西面的前线进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装备头盔，为他们大声加油打气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人不但同样没经受过多少军事训练，他们的装备也老旧不堪，有些步枪和机关枪甚至还是1914年生产的。尽管人们喊的是“俄国万岁”“苏联万岁”的口号，但实际上，第一批抵达的志愿者大多是波兰人、英国人与法国人——法国向国际纵队贡献的人数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以及从德国、意大利来到西班牙的左翼难民。同期秘密抵达马德里的苏联军事顾问团成员并未出现在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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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苏联还开始向共和军运送坦克、飞机和与之相配套的驾驶员，这对共和国至关重要。当来自苏联的战斗机与德意飞机进行缠斗时，人们一眼就看出了它们。喷涂巨大的黑色X图案的飞机是佛朗哥的，一旦它们被涂装红色翼尖的共和军战机射中击落，下面的人群便会发出巨大的欢呼声。苏联派来的战机大都是速度极快的最新型伊尔-16（Ⅰ-16）单翼战斗机，西班牙人给这些飞机起的外号是“莫斯卡”（Mosca），翻译成英语的意思是“苍蝇”。在当时，这些飞机要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支援佛朗哥的机型更加先进，它们令共和军突然间获得了空中优势，给予了还在地面上的人们未曾想到过的胜利希望。若是没有这些援助，马德里早就陷入国民军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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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来自苏联的一切都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城里的电影院开始放映像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战舰波将金号》（Battleship Potemkin）等经典的苏联影片。甚至就连一间妓院的接待室里都贴上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大幅海报。西方国家对西班牙共和国实行的武器禁运在使后者不得不转而依赖苏联武器的同时，还使同时期加入西班牙共产党的人数大为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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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共产党员人数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还有西班牙最富魅力的演说家，以“热情之花”（the Passionflower）的绰号广为人知的共产党议会代表多洛蕾斯·伊巴露丽[15]。作为巴斯克煤矿工人的女儿、姐妹和妻子，在从政之前，伊巴露丽一直是一名女裁缝，曾几次入狱。她在广播电台和群众集会上发表的热情演说正好为共和国树立了最为急需的反抗者形象。她的大多数口号——“¡No pasarán！（绝不放行！）”或是“宁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大都出自其他战争，连她的部分演说词都是由党内其他官员帮助撰写的，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身姿挺拔，勇猛果敢，声音悦耳，黑色的眸子闪着光芒，行头从来都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妇女风格的黑色长裙加上麻绳编底凉鞋，从不化妆也不戴首饰的伊巴露丽很快便成了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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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巴露丽曾把黑色的长发在脑后盘成发髻，戴着头盔前去看望在前线战斗的士兵，在那期间，记者们简直和她寸步不离。在某地一辆大声播放《国际歌》的宣传卡车上，“热情之花”亲自向数百名败退的士兵做动员，以防止通往城市的要道塞戈维亚大桥（Segovia Bridge）落入国民军之手。这位激情澎湃的演说家咆哮着吼出的“绝不放行”之所以能够产生力量，部分原因在于，没有哪个西班牙男人希望自己在女人面前显得像个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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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佛朗哥军队的步步进逼，费舍尔和其他外国记者已经能够站在马德里市的最高建筑、电信公司14层大厦的顶楼亲眼看到战况进展如何了。人们踮起脚尖扒在窗台与阳台栏杆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望远镜，眼前战机激烈战斗的画面几乎已经与双眼视线齐平。大楼内部混乱不堪，地下室里挤满了难民，地上堆满了沙袋。大楼本身便是国民军炮兵攻击的首要目标，记者们都将其称作“标靶”。每天晚上，他们都会来到这里，通过电报将各种语言写成的报道发回自己的祖国，有时也会在等待连续加班的审查员和电话接线员完成工作的过程中躺在行军床上打个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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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舍尔一个来自美联社的同事当时写道，空战看上去就像“一场在大型空中舞台上专为我们进行的演出”。步兵们“看起来就像风景画里的一个个小点，一会儿在炮火掩护下前进，一会儿又被迫后退……坦克和摩尔人骑兵队在乱七八糟、蜿蜒曲折的战壕里显得分外明显，他们先是左冲右突，然后又急忙冲向树林寻求掩护。即便在白昼，敌军炮火发射产生的令人目眩的闪光仍使其位置清晰可辨。小丘斜坡上的弹着点里冒着股股浓烟”。[16]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被记者拍照报道的战争，但这却是有史以来第一场记者能够目睹前线发生的一切，并且将亲眼所见拍摄下来并进行报道的战争。多亏了当时刚刚出现的有线传真系统，照片和文字都能在发送之后几分钟内就被其他大洲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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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公开宣布：“与其让马德里落入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我宁愿摧毁它。”[17]不过，他的空军部队和炮兵部队并未将萨拉曼卡区（Salamanca）这一高档社区当作攻击目标，这里是众多支持国民军的上层阶级的居住地。位于此区的众多大使馆在馆舍和附带建筑中为上千人提供了庇护，共和国政府也允许各使馆将这些建筑置于外交保护之下。相反，佛朗哥故意将炮火瞄准了格兰大道——现在被人们亲切地称作“贝壳大道”——就在人群在电影散场后拥向街道的时间段里。正在放映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的首都大戏院（Capitol Theater）用一大块油布盖住了天棚上的一处弹坑。“每天晚上，当街上行人逐渐稀疏，喧嚣声沉寂下来以后，”费舍尔在文章中向美国的读者们讲述道，“从我所居住的酒店窗户就能听到外面的连天炮火和机关枪开火时子弹划过空气的尖锐声音，那嗒嗒的声音听起来就像骑兵在鹅卵石地面上飞速奔驰一样。”[18]有轨电车仍然在正常运行，人们常开玩笑说，乘坐有轨电车是去往前线最稳妥的交通方式，因为要是坐地铁的话，你指不定会从前线的另一侧[19]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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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舍尔曾声称自己出席过一次共和国政府的内阁小组会议，并常在文章中不经意地提到某些自己见过的大人物的名字。不过他真正一心想带给读者的，是在首座被密集的空中炮火轰炸的欧洲首都城市发回的第一手体验报道。装有汽笛的摩托车队穿过大街小巷，向人们预警将要发生的空袭。人们在空袭发生时会奔向已经过于拥挤的地铁站避难，就算如此，地铁站也仅能容下城市中的一小部分人口。有一次，费舍尔便亲身经历了一次由28架德国容克轰炸机和2架意大利卡普罗尼轰炸机（Capronis）发动的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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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悲惨、更罪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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