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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以后，人们为杜鲁提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葬礼，将他的遗体运回巴塞罗那埋葬。洛伊丝·奥尔当时也在现场，她写道：“五个多小时，人头攒动，四处都是沉重的脚步声，大量人群出现在葬礼队伍中。巴塞罗那全城的无产阶级群众几乎全部出动，30万人身穿黑衣，头戴黑色贝雷帽，手持黑色的自由主义者旗帜出现在葬礼队伍中，人群中偶尔闪过的黑红色无政府主义旗帜显得分外醒目。人们依次和杜鲁提的遗体告别，随风而逝的，还有他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7月19日的战斗中，由杜鲁提带头，每个人都将玫瑰花插在了枪口上，共同搜寻法西斯分子，捍卫彼此新生的友谊。”[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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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仍在马德里大学城中继续进行着，英国人此时担负起了清除校医院中盘踞的摩尔人士兵的任务。一些饥饿的摩尔人吃掉了医院里被注射了细菌，用于医学实验的兔子、豚鼠等小动物而中毒，算是对英国人的一个利好消息。尽管如此，战况仍十分激烈，地上到处散落着实验室的各种设备。在另一栋建筑中，国际纵队的士兵在电梯里装上了定时炸弹，用来攻击被国民军士兵把守的特定楼层。就是在这场战斗中，加拿大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所在的移动输血队首次为士兵进行输血，成了战地医疗史上的标示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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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哲学及文学院后，包括查尔斯·达尔文的曾孙约翰·康福德（John Cornford）在内的英国士兵在楼内一间大讲堂的窗户旁建立了数个狙击点。他们用包括手头能够找到的最厚的书籍在内的一切材料在狙击点前搭建了防御堡垒：形而上学教材，19世纪的德国哲学著作，还有《大英百科全书》。（在另一栋楼里，法国人则躲在由康德、歌德、伏尔泰和帕斯卡著作构成的矮墙后作战。）英国人发现，一颗子弹平均要穿透350页纸才能最终停下来。在大楼的地下室，他们还发现了一大批英文书籍，并将其中托马斯·德·昆西、夏洛蒂·勃朗特和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抬到了四楼的防守据点，好在战斗间隙阅读。加入国际纵队之前，天资聪颖的康福德已经以优异的成绩从剑桥大学毕业，出版过自己的诗集，加入了共产党，他育有一子，离婚并与另一名女子同居，还亲眼见证过POUM民兵的战斗。他死于当年12月，牺牲前一天，他刚过完自己的21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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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的监狱里塞满了右翼分子，国民军的围城在城内造成了更大规模的屠杀。城内最大的模范监狱（the Model Prison）距前线只有200码的距离，数千名国民军支持者被关押在此，许多人都是军官。在最大规模的一场屠杀中，几周时间内，就有2200～2500名囚犯被成对地绑在一起装上红色的双层汽车运走枪毙。[28]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是这起屠杀事件的共谋，并且，他们丝毫没有对此种行为进行掩盖的打算。还有许多人在城内狂热的猜疑风暴中失去了生命，他们都是因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控为国民军担任间谍或是同情国民军而死。有时他们会在临时法庭草草接受审判，有时则是被直接带到墙边枪毙。许多人都深深地恐惧夜晚时那预示着逮捕行动降临的一连串声音：汽车刹车发出尖锐的声响；有人大声地敲门；然后车子发动，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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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共和国高级官员冒着生命危险，努力制止这场轻率发动的杀戮。胡安·内格林[29]当时是共和国内阁成员之一，第二年成了总理。他在夜晚走上街头，当面与那些正在街上胡抓乱捕的民兵对峙。加泰罗尼亚主席、虔诚的天主教徒路易斯·孔帕尼挽救了一位主教的生命，并且在他的授意之下，加泰罗尼亚政府释放了大约11000名持右翼立场的平民和神职人员并安排他们出国。梅尔乔·罗德里格斯（Melchor Rodríguez）曾经是一名斗牛士，现在，他成了一个由反对滥用暴力、重视人命的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小团体的成员。在马德里城外，愤怒的人群向一座关押有超过1500名右翼分子的监狱进军，放言要以血还血，作为对此前一场国民军发动的空袭的报复。监狱的管理者早已逃之夭夭，但罗德里格斯亲自面对人群，告诉他们要想杀那些人，就得首先把他杀了。最终，这些人放弃了行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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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末，形势变得愈发明朗起来，马德里守住了。对于佛朗哥来说，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挫折；但对于仓促组建的国际纵队来说，尽管他们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这却是一场令人震惊的胜利。为了取笑通过收音机预订咖啡的莫拉将军，一杯已经凉了的咖啡被放在莫里内罗咖啡店的桌子上，旁边摆放着一张写有“已预订”的卡片。一个佛朗哥的南美支持者向电信大厦发送了一封祝贺其占领城市的电报，结果被附上“查无此人”的消息退回了。那个打赌马德里不会陷落的美联社记者最终赢得了赌局。“一切还未成定局，”费舍尔告诉美国读者们，“目前的形势可能将会维持很长时间，超出任何人的想象。”[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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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费舍尔启程回到了莫斯科，回到了妻儿身边。此时的他，已经开始对当初将自己吸引到苏联来的一切产生了质疑。尽管苏联政权的专制一直十分明显，可是，到了1936年，想让人相信它是个与人为善的政权都变得十分困难了。就在这一年，费舍尔后来写道，他第一次“感到寒夜即将来临”。[32]随着后来被称为“大清洗”的政治运动以一场大型审判正式拉开帷幕，几年之内，大清洗运动将导致上百万人被杀或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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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两名前高官格里哥里·季诺维也夫[33]和列甫·加米涅夫[34]在此之前就已被监狱收押了。1936年8月，在过去是莫斯科贵族俱乐部的庭审现场，水晶吊灯下接受公审的两人连同其他14人一起被判与纳粹德国和托洛茨基势力共同密谋推翻苏联政权，法庭上拉起的条幅写着“疯狗的下场——死狗”。为期一周的庭审过后，16人全部遭到枪决。今天我们了解到，当时被控有罪的嫌疑人都会被反复折磨或是被剥夺睡眠的权利，直到招供为止。曾经著名的国家领导人们纷纷招认自己参与了反革命活动，这种奇观令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都大为震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他们这样久经考验的犹太革命家——真的曾经和希特勒的代表一起策划过对苏联的阴谋吗？在世界各地，有些坚定的共产党员因此逐渐失去了对苏联的信任，其他人则对斯大林的妄想亦步亦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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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西班牙之前，这场审判就已经让费舍尔大为震动。到达西班牙后，他又亲眼看见了国际纵队中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安德烈·马蒂对那些所谓的内部敌人所实施的暴行。这个大胡子的法国人因其对“疑似”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不同政见者的清洗而臭名昭著。他后来对自己的行为毫不讳言，在第二年向法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他说“自己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必要的处决命令。被处决的人数不会超过500人”。[36]尽管实际数字可能只是几十人，但这也足以使人不寒而栗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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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莫斯科的时候，费舍尔从来不敢把自己的疑问同任何人讲——不仅是由于这种行为本身意味着对共产主义理想和塑造了自己事业的亲苏记者生涯的质疑。作为一名美国公民，他倒是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他的妻子是个苏联公民，并没有这层身份保护。为了她着想，也为了他们的两个年纪尚轻的儿子着想，他仍然谨小慎微，与苏联高层保持着友好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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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世界各地其他许多内心矛盾的共产党同情者一样，西班牙发生的危机有效地减弱了他对共产主义运动产生的幻灭感。他身边的人都在学习西语歌曲，诵读西语诗歌。“每个人都在谈论西班牙。我的儿子央求我去他们的学校举办一个关于西班牙的小型报告会。我的公寓里总是挤满了人，大家不允许我提问有关苏联国内的问题。他们总是说：‘西班牙更重要，要是西班牙赢了，我们在这里也就开心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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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令费舍尔魂牵梦绕。他在给自己在纽约《国家》周刊编辑部的编辑的信中写道：“你们能不能组建一个委员会，往西班牙送些救济，送些药品……你们绝不能允许美国以消极的态度置身于这场伟大的战争之外。”[39]他还对西方民主国家在德国和意大利源源不断地为佛朗哥提供武器和人员支持的同时，却对西班牙坐视不理表示强烈抗议。由于对于莫斯科的生活感到愈发不自在，渐渐觉得“继续在莫斯科简直是种精神折磨”[40]的费舍尔计划先返回西班牙，然后前往美国进行巡回演说。在为西班牙共和国争取援助的同时，他也想借此机会使罗斯福总统改变主意，批准向共和国军队出售军火。“第二个选择是彻底离开苏联，然后以文章和演讲抨击苏联政权。但我还没准备好要这么做……每个国家都在对西班牙落井下石，只有苏联伸出了援手。它帮得还不够，但至少它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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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费舍尔的网球搭档鲍勃·梅里曼同样对苏联产生过怀疑，他也从来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费舍尔回到莫斯科没几天，梅里曼就打电话问他，得去西班牙什么地方才能成为志愿者？几周以来，鲍勃和玛丽昂一直在就鲍勃到底是否应该加入国际纵队争论不休。玛丽昂恳求鲍勃不要去，因为他们二人从未长时间分居两地过，并且他们此前还一直计划返回美国生孩子。但鲍勃却愈发坚定：其他人可都已经赌上生命了。不祥的预兆先后出现，1936年10月，希特勒宣布德国与意大利形成了“轴心”同盟，日本随后又在11月加入其中。与其眼睁睁地等待着另一场世界大战发生，不如先在西班牙狠狠地教训法西斯，好让他们提前知道战争的后果，这样不是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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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美国人圈子里似乎就没有不认识或是不喜欢梅里曼的人。美国驻苏武官常常会饶有兴致地与他一起对着战事图展开分析。尽管私下里抱有与他同样的左翼政治观点，梅里曼在大使馆的另一位朋友却强烈建议他更应该以教师或是学者的身份与纳粹进行斗争：“打仗的事还是交给士兵比较好。”但当消息传来，第一批加入国际纵队的美国志愿者已在纽约整装待发时，梅里曼的内心备受煎熬，甚至还在不久之后的一次大使馆派对上出乎寻常地喝得酩酊大醉。有一天晚上，夫妇二人为了这件事一直争论到了第二天凌晨5点30分。“可为什么非得是你呢，鲍勃？”玛丽昂不断问他，“为什么非得是你呢？”鲍勃离开了公寓，一个人在寒冷的大街上踱步。[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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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圣诞节刚过，他就告诉玛丽昂：“我要出发了。”他只随身带了一个小手提箱，因为他坚信，战争在三四个月内就会结束，在那之后，他将回来继续与她一起过日子。玛丽昂陪着他一起到了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车站，直到列车缓缓驶出站台，她仍一直向自己的丈夫挥手告别。“好几天时间里，”她写道，“我都神情恍惚，完全没法集中精力……有关西班牙内战的任何消息我都会一字不落地读完。我不断祈祷能收到鲍勃的来信，向我报一声平安。”[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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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换乘时，正当梅里曼在歌剧院大街上的布伦塔诺书店翻阅图书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和他打招呼：“哎哟，这不是鲍勃·梅里曼吗！你是要去西班牙吧！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其实我也一样！”[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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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正是梅里曼在莫斯科时结识的记者朋友，爱冒险的米利·贝内特。梅里曼与她之间没少就苏联政治展开争论。贝内特回忆，在西班牙时，“鲍勃曾说他想在新的集体农庄打一份工，不过说这话的时候，他并没有看我的眼睛”。[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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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内特也曾试着劝说梅里曼不要参加战斗：“‘你会被杀死的。国际纵队就是支敢死队，伤亡率太高了。’但是，不论我说什么，都改变不了他的想法。要是连玛丽昂都说服不了他的话，又有谁能办得到呢？”于是，他们商量好一路同行。结束了苏联的那段婚姻之后，贝内特来到了西班牙，一方面是为报道战事，同时也是为了在美国志愿兵中间找到自己的前男友。她和鲍勃一起去了一趟枪支店，鲍勃买了一支左轮手枪和几盒子弹，两个人还各买了一个防毒面具，款式恰好能够贴合他们戴的角质框架眼镜。出于对一战中爆发的毒气战的深刻记忆，这样的物品在巴黎老佛爷百货一直有售。她还承诺给美联社驻西班牙分社的记者们也带些防毒面具过去。随后，二人前往塞纳河畔的奥塞火车站乘车，就在车站高耸的拱顶下，许多左翼志愿者搭上了被昵称为“红色快车”（the Red Express）的南行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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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梅里曼在日记里写道：“西班牙万岁[45]！与米利一起，从巴黎出发……一对奇怪的组合。下午1点40分，火车穿过了国境线。”[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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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可参见“Military Dictatorship Will Follow Rebel Success in Spain，Gen. Franco Declares，” Chicago Daily Tribune，29 July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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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支持阿方索十三世恢复王位的保皇党和宣称王位觊觎者卡洛斯及其后裔为王室“正统”的卡洛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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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rank Joseph，Mussolini’s War：Fascist Italy’s Military Struggles from Africa and Western Europe to the Mediterranean and Soviet Union，1935-1945（Solihull，West Midlands，UK：Helion，2010），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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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reston，Paul. The Spanish Holocaust：Inquisition and Extermin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Spain. New York：Norton，2012.，p.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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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班牙北部纳瓦拉自治区首府，距离马德里40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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