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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装满共和国伤员的卡车与救护车驶回后方时，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志愿护士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我们就像是在一条永无尽头的血河中跋涉。”[36]缺少足够的头盔意味着许多像约瑟夫·赛里格曼这样的士兵都死于头部创伤。但即便如此，国民军仍未能够成功切断马德里至巴伦西亚间的陆路交通。幸存的英国志愿兵和其他国家的志愿兵们一起修筑了一条新的防线，在这期间，对他们的英国同志所遭受的大屠杀还一无所知的美国营志愿兵被派到了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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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亲眼看见了发生的一切和无法对伤者们提供任何帮助的沮丧造成的深刻打击，格尼接下来的十天是在精疲力竭中浑浑噩噩地度过的。“我应该，”他写道，“在2月22日之前就振作起来了，因为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与林肯营相遇的情景。当时他们在沿着道路行军，距离隐藏在山肩后的法西斯分子的战线只有300码……他们大约有五六百人……他们曾经幻想着早在到达目的地以前就能听到战斗爆发时产生的巨响，但他们真正能听到的，只有某一刻一串断断续续的狙击枪开火的声音。如果他们在路口拐弯继续向前走会发生些什么，我不敢去想。带领他们行进的是个戴着眼镜、看起来像个校长的高个子男人，带着佩枪，挂着望远镜，全副武装。当我从山丘下面大声喊叫，叫他们停止前进的时候，他看上去还挺生气。”[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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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格尼听到其他美国志愿者叫那个带领他们的高个子军官“学院男孩”。这个人正是鲍勃·梅里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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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梅里曼于1937年1月上旬到达西班牙时，起初他最犯愁的是找到愿意让他参加战斗的人。和大多数志愿者不同，他是孤身一人来西班牙的，并不是随所在国共产党招募的一拨人一起到来的。直到1月22日——就在格尼在路上看到他的一个月之前——他才被允许加入。“没有玛丽昂在身边有些孤单，”他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写道，“但我大体上还是很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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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从安德烈·马蒂这样多疑的人的角度看，梅里曼也有两件事对自己十分有利。其一，尽管来时只有一个人，但他的出发地是莫斯科。一个美国的志愿兵听过一则传言，说梅里曼是苏联军官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Frunze Military Academy）的毕业生；另一则传言则怀疑他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因为他一直在接到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这些电报其实都是玛丽昂发过来的）。万一他是克里姆林宫派来专门监视国际纵队军官动向的人呢？另一个对梅里曼有利的因素是，不像其他大多数美国志愿者，他在美国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还是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的一名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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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征加入国际纵队时的自我陈述中，梅里曼将以上两点进行了夸大处理。他把自己说成是陆军预备役的上尉，并宣称他在莫斯科的一个“共产主义学院”学习过一年时间[38]——这听起来肯定要比自己在伯克利读过八个月大学更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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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他便被任命为林肯营的副指挥。指挥官是名搭乘“诺曼底号”来到西班牙的陆军老兵，后来被证明是个有酒就喝，喝完就语无伦次，还总在关键时刻消失的人。不久之后，梅里曼接到命令接替了他的职务。就在到达西班牙后的最初几个星期里，他最终加入了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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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短的时间内，梅里曼就得到了人们由衷的钦佩，甚至就连那些并不认同共产党训导的人也不例外。“梅里曼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与喜爱……他就是那种源源不断地向外散发着力量，激发起人们信心的人，”一个名叫桑德尔·弗洛斯（Sandor Voros）的林肯营成员——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弗洛斯本人已经成了一名激进的反共产主义者——回忆道，“他的个子很高，肩膀很宽，面庞红润……运动员一般的健壮体格，如学者般内敛的为人处世风格，再加上眼中发出的炯炯光芒，无不述说着他强大的内在力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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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了对美国志愿者的训练后，梅里曼尽量将自己在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所学的知识都传授给了他们：侦察、发信号、看地图（尽管他们手头没有能用于实战的地图）、扔手榴弹以及挖掘战壕。他还向志愿兵们演示过如何对机关枪，以及部分纯粹用于训练、不上子弹且枪龄超过30年的加拿大造步枪进行拆解与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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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此时士气很低。无尽的政治演讲显然代替不了对弹药的需求，用于冬季御寒的毛毯几乎没有，由于马蒂的人以“安全”为名收走了人们的护照，有些人感到十分不安。几周以前，比其他人先察觉到端倪的格尼就已经把自己的护照藏好了。后来，大约有580名美国志愿者向国务院上报自己的护照“丢失”了。苏联收集这些护照显然自有打算。例如，1940年，列夫·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遇刺时，苏联派出的行刺特工所使用的就是一个加拿大志愿者的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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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美国人在吃饭时得到的是驴肉或骡子肉，有个志愿者写道，这些肉“硬到无法咀嚼”，“它们就像旧轮胎一样韧劲十足，当你放弃从肉块上撕下一块时，它马上就回弹了。想吃这些肉的唯一办法就是直接把它们咽下去，然后等着消化系统自己搞定一切”。[40]很多人作为工会会员，在大声疾呼、争取权利方面很有经验，而因为他们中间几乎没人感受过军事纪律的约束，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导致的邻近分队间的矛盾与对立变得越发严重。此外，国际纵队还效法了苏联红军那套双头管理模式：除了指挥官以外，每个分队的每一层级都还配备了一名政委，他们的职责是检测部队的士气，保证所有人的政治立场正确无误，有时政委的权力甚至能够凌驾于指挥官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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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上，那些脑子里一直惦记着女人的美国人感到的只有失望。只要他们牵着当地女孩的手一起散步，女孩的父母就会一直跟在后面。“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一个美国志愿者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你们才能收到我和坐在我膝盖上的西班牙女士的合影，那就是当时她的妈妈也正坐在别人膝盖上。”[41]医生向他们发放了避孕套，但绝大多数人都只能拿这些避孕套当烟草袋来用。有一次，一个叫哈里·费舍尔（Harry Fisher）的美国志愿者邀请一个大约18岁的女孩一起去看电影，结果她的整个家族都跟来了，就在电影院里坐在他们二人的身旁。还有个美国人发现了一个名字叫作“自由妇女”（Mujeres Libres）的无政府主义妇女组织，起初还以为自己捡到了宝，但“很明显，她们感兴趣的话题只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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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志愿兵们发现，当地村民都以为他们是被罗斯福总统——他们说他是穷人的朋友——派到西班牙来的。西班牙人是怎么看待周围这些外国人的？这不太好总结，但许多林肯营的志愿者都记得一些令人感到温暖的片段。“那些西班牙农民以前从未见过黑人，”出生于田纳西州的沃恩·洛夫（Vaughn Love）写道，“有一天我恰好在村子的水池那里，这时一群妇女过来取水，并开始窃窃私语。她们将我团团围住，仔细端详我的身体，有个妇女还用手擦我的脸，看看颜色能不能擦掉……有个妇女拥抱我之后和我说：‘可怜的奴隶。’她们轮流拥抱我，让我非常感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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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营通常有500多人，林肯营是组成第十五国际旅（XV International Brigade）的四个营中的一个（当时的其他三个营分别是命运多舛的英国营，法国-比利时联合营以及一个主要由东欧人组成的营）。共和国正在将所有可用的国际纵队力量派去参加保卫马德里—巴伦西亚公路的战斗。在美国人之前，其他三个营已经被一个接一个地派到了前线。对于英国人遭受的重创，美国人此时还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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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一个下午，一支由车身画着国际纵队的三角星标志的，各式各样卡车组成的车队出现在了林肯营的基地门口，将这里的人全部带到了阿尔巴塞特的斗牛场。天黑之后，卡车车灯照亮了斗牛场。马蒂和其他高级指挥官告诉他们，保卫马德里至巴伦西亚的道路是目前共和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国际纵队需要再次挺身而出，拯救马德里。英国营和法国营的军官也发表了讲话，他们大声用西班牙语喊道：“不能让他们通过！”高级军官们在与士兵们握手后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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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奉命从一辆物资卡车上卸下了一批木制板条箱。撬开以后，大家发现里面装着的是一批仍用墨西哥城的报纸包着、还处于油封状态的雷明顿式手动步枪。在这批枪里，最老的甚至还在枪身上印着沙皇俄国的双头鹰徽记。他们还得到了长得像缝衣针一样细长的“猎猪者”（pig-sticker）刺刀，但很多枪上根本没地方装刺刀。由于他们手头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枪油去掉，于是梅里曼告诉他们从衣服上撕下布料来擦拭枪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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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曼一声号令，他们登上了车厢棚顶由帆布覆盖着的卡车，卡车驶出了斗牛场大门，大门上挂着一只晃晃悠悠的灯泡。驶进无尽的夜色中时，林肯营的人们感觉不到一点儿信心。在开往前线的路上经历了长时间的寒冷与颠簸以后，他们终于被允许下车，在一个采石场的墙壁上试试步枪的火力：每人配发五个弹夹。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自布鲁克林或是底特律之类的地方，从未打过猎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开枪。再次起程以后，麻烦来了：没人有地图，组织混乱的共和军部队没有在路口放置任何引导标识，车队中装载着超过六名美国志愿者、至少一名加拿大志愿者以及全部营队记录资料的头两辆卡车错过了正确的路口，直接驶向了国民军控制区域。他们再也没有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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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卡车在正确的路口拐了弯。当车队停下时，指挥官们命令大家在坚如磐石的土地上挖掘战壕。“亲爱的玛丽昂我爱你！”日记里，梅里曼的情感罕见地喷发了，“我愿为自己的理想而死——愿我为你和他们而活！我接到了命令，就要到前线打仗了。”[43]用头盔和刺刀挖了一宿战壕之后——他们还是没有装备工兵铲——黎明时分，美国人迎来的是强大的炮火与机关枪弹雨的攻击。原来，他们挖掘的战壕就在地平线上最为暴露的危险地带。当营队的火炮观察员查尔斯·爱德华兹（Charles Edwards）将头探出战壕搜寻敌方炮击位置时，一颗飞来的狙击子弹正中他的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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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肯营又经受了数日的猛烈攻击之后，格尼才在那条通往新地点——和新的挫折——的路上遇见了指挥部队的梅里曼。有几个人在重压之下崩溃了，令人不安的是，有一个还是梅里曼的副指挥：“史蒂夫·达杜科（Steve Daduk）的精神垮了，我建议他回国休养。”[44]1937年2月23日，林肯营发动了第一次攻击，他们穿过橄榄园向前方进攻，但营里的8挺机关枪却没有一挺能够正常工作。共有20人死亡，超过40人负伤。又有一批约70个未经训练的美国志愿兵被补充进来，在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还穿着平民服装，脚上踩着科迪斯（keds）牌运动鞋。当手下的战士挖掘战壕时，梅里曼正竭尽全力地重新整编部队，理清混乱的物资供应，因为他的人装备了不少于17种不同的枪支。为了将它们与对应的子弹配对，梅里曼支了张木桌，将上面放着的不同弹夹的样品逐一打上了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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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天上还开始下起了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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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月27日清晨，已经凉了的咖啡和面包才被送到战壕里。令梅里曼大为惊恐的是，上头随即又下令林肯营发动攻击，可是，本该削弱国民军战壕内有生力量的共和军炮火支援却整整晚了三个小时，并且还没有击中目标。原定支援此次攻击的20架共和军飞机最终仅出现了3架，承诺给他们的新机枪和装甲车更是连影子都没有。一支计划策应林肯营一同攻击的西班牙人部队试图前进，但在遭遇敌军炮火的猛烈攻击后突然撤退了。“对面的火力将我们整条防线上的沙包打得坑坑洼洼”，一名志愿者后来回忆，一连串的子弹就像“铆接机器持续不断发出的重击一般向我们阵地的方向倾泻而来”。[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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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曼在战地电话里向指挥部提出抗议，指出此时进攻将与自杀无异。结果，他的抗议淹没在了来自南斯拉夫，命令美国人“不惜一切代价”发动进攻的专横跋扈的国际纵队总指挥官的大声吼叫之中。这名怒火冲天的指挥官无视确凿的证据，坚持认为前来支援的西班牙人部队已经赶在了林肯营的前方。这通电话结束之后，他还派出了两名军官骑着摩托车来到梅里曼的指挥部，以确认他是否真的执行了命令。毫无疑问，以上四名当事人应该还记得两个月以前发生的一件事：因为共和军的一次撤退行动，暴怒的安德烈·马蒂认为下达命令的法国指挥官太过胆小如鼠，于是将其指控为间谍，在经过军事法庭审判后，该军官被枪毙了。梅里曼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任何抗命行为都可能被指控为间谍活动的粗暴的共产国际军纪要求，还有战争本身的风险，这一时期，很多国家的军队都还配备有战场行刑队。一战期间，单是英军就因擅自脱离部队、表现软弱、丢弃军火以及违抗军令等罪名处决了超过300名士兵，法军处决的人数大概是英军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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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再属于那个每天忙于搜集论文素材的研究生世界的梅里曼觉得自己已经别无选择了。不管有多么痛苦或是不情愿，最终，身先士卒的他还是带领林肯营的士兵们走出战壕展开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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