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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这个就在西班牙隔壁的由右翼独裁者统治的邻居，同样在不久之后向叛军提供了帮助，并允许国民军以葡萄牙国土为起点发动了一场攻势。约8000名葡萄牙人加入了佛朗哥的外籍军团，葡萄牙政府还允许国民军从里斯本港口向葡萄牙海岸运送部队和补给，向叛军提供电台、军火、国民军空军起降的基地，甚至还将共和国方面的难民交到叛军手中任其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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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西班牙正在恐惧地战栗，因为国民军整个行动的目的就是要尽最大可能进行杀戮。仿佛是欧洲在几年后所经历灾难的先兆，当穿着日常服饰的被俘者排成令人压抑的队列，将双手举过头顶列队走过时，指挥官的嘴里说出了“肃清”或者“大清洗”的字眼。一些射击队在晚间执行任务，受害者们在汽车发出的刺眼灯光的照射下排成一排，工会领袖和包括40名来自人民阵线议会代表在内的共和国政治家被刺死或枪杀，同样遭到不幸的还有部分拒绝加入叛乱队伍的军官。军衔并不是军队中异议者的护身符——七名陆军上将和一名海军上将同样因为不愿参与政变而被枪决。家庭纽带也在此时被弃置角落：一名军官拒绝国民军接管一座军事机场，发出处决该军官命令的正是他的大侄子和童年玩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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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韦斯卡（Huesca）发生的事情为例。在当地一座城镇，命令里的人数只有十来个，却有一百人被当成共济会成员遭到枪决。有人枉死也没关系，这些无关紧要：由此引发的恐慌依然能够激起恐惧。（西班牙共济会之所以进入叛军决策层的视线，是因为一直以来他们都反对教会干政。）不论国民军是否会在进军路上遇到抵抗，类似的屠杀行动依然在各地不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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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最初阶段的领导者，“非洲通”埃米利奥·莫拉[9]将军宣称：“散播恐怖情绪十分必要，我们应通过毫不犹豫、毫无顾虑地消灭异己树立权威……任何帮助共产党、协助他们藏匿的人，以及人民战线的支持者都将被执行枪决。”[10]尽管西班牙共产党被右翼宣传渲染成巨大的威胁，可实际上，共产党员数量并没有多少。不过，人民阵线倒是的确拥有数百万支持者。莫拉的命令被以令人战栗的方式得到了彻底执行。在北部的纳瓦拉省，根据粗略统计，1/10曾为人民阵线投票的人遭到了处决，该地一位年长的神父由于反对杀戮而被砍头。自由主义与左翼报社纷纷被关。工人若上街游行将被执行死刑。有时候，根据受害者的不同，恐怖的定义也会发生残酷的变化。在哥多华，一名身患糖尿病的社会主义者议会代表竟被国民军狱卒强迫喂食食糖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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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兼剧作家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11]是“异见者”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曾宣称“我将永远站在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一边”，还在最贫困的乡村进行过巡回戏剧表演。他在自己的家乡格拉纳达（Granada）被枪杀，仅此一地，约5000人与他一同遭此厄运。大量的尸体甚至使当地墓地看守精神崩溃而被送入了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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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有关素食主义的活动、学习世界语的活动、在蒙台梭利[12]学校教书还是加入“扶轮国际”[13]，一旦你涉足过任何不那么“西班牙”的活动，都将立即受到怀疑。光是戴红色领带，就可能因被怀疑具有共产主义倾向而遭到逮捕。在莱昂（León），一名男子被告密者告发，原因是他曾参加过一场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演讲活动，并在会上提出了几个听起来显然对此颇有研究的问题，结果该男子被实施了枪决。[14]在梅里达（Mérida），一名国民军军官带着他的一名犯人在街上散步，此人是一名拥护共和国的医生，他将和这名医生打招呼的人一一记录下来，以此作为他识别逮捕目标的凭据。随后，他枪毙了这名医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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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德、意敞开供应的武器弹药支持，仅仅几周时间，国民军便几乎控制了集中在南部和西部，占西班牙国土面积1/3的区域。他们的杀戮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死亡，这远远超出了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夺权时造成的后果。作为对其他人恐怖的警告，共和国支持者遭到屠杀后，他们的尸体被丢弃在街道上、广场上和十字路口。然而，杀戮并不全都是国民军造成的。几个世纪以来被压抑的社会对立情绪也在此时爆发，人们心中的怒火化为了狂风暴雨般的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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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西班牙爆发军事政变、城镇一个接一个落入国民军之手的消息时，鲍勃和玛丽昂与世界上的其他数百万人一样感到惊骇。在玛丽昂担任校对的《莫斯科每日新闻》报社，雇员们开始募集食品救济金以支援西班牙共和国控制区的平民。由于自己和妻子无法做到更多，鲍勃感到很懊恼。不过，他们的朋友路易斯·费舍尔很快便启程前往了共和国控制区。对像他这样的记者来说，这场战争就是欧洲目前最大的事件。他在战争爆发两个月后发现，自己正在报道的冲突“比过去在苏联和世界其他地方见过的任何冲突都更激烈、更有故事、更有趣”。[16]在巴塞罗那着陆以后，他看到身背步枪的工人们控制了机场。他的下一站是巴伦西亚（Valencia），当他在机场餐馆示意要结账时，人们放声大笑：外国同志吃饭一律免费。他乘坐火车一路向马德里进发，途中经过了一个大型汽油贮藏站，因为德国飞机的轰炸，那里正不断冒出滚滚浓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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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为《国家》杂志撰稿，费舍尔也为一系列欧洲和美国的日报写稿。尽管也曾目睹过破坏，但他更多的还是被所见所闻所鼓舞着。装备虽然是老旧过时的双翼式战斗机，共和国依旧展开了对叛军据点的进攻。来自法国的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还组建了由来自多个国家志愿飞行员组成的空军中队。政变策划者原本的快速夺取西班牙全境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持久战将会把他们从未停止思考过的补给问题摆上桌面。比如，国民军要从哪里为军队获得燃油？作为他们的盟友，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都是原油进口国，不是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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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费舍尔比以往更进一步地跨越了记者身份，不断向政治人物建言献策。他曾给共和国总理写信：为何不停止一切民用工程的施工，在马德里城外30公里处构筑一条固若金汤的防线？为什么不在敌后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一次，他在见到共和国外交部部长时向对方提出，既然国民军控制着西属摩洛哥，“共和国方面不妨宣布其正式独立，这样一来便能对佛朗哥与摩尔人的关系造成麻烦”。[17]他曾喋喋不休地向苏联驻西班牙大使提出建议，可能是想早点儿摆脱费舍尔的纠缠，后者最后终于给出了回复：“给我写份备忘录吧，我会发给莫斯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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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过上述种种举动，可从他那时的日记里，我们却能看到一个与在苏联时的高傲记者形象大不相同的费舍尔。在西班牙，他被这里波澜壮阔的理想主义精神所打动，被并非宣传机器产物的革命热情所打动，被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拯救这个国家尚处于襁褓之中的民主的人们所打动。当前去报道轰动世界的阿尔卡扎围攻战[18]时，他还第一次亲身经历了战斗。在这座14世纪建成、位于托莱多（Toledo）的城堡之中，国民军与包围在外的共和国部队僵持了长达两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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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支叛军部队最后解除了为期68天的包围，并将战斗变成了又一场被佛朗哥广为宣扬的胜利，可对费舍尔来说，这却是一场令他感到兴奋的浴火考验。脚穿网球鞋的费舍尔坐在坦克上，与共和国军队一起向阿尔卡扎进军，试图占领那里。“我那时终于明白，军人们是如何怀着巨大的热情和野兽般的激情毅然向前冲锋陷阵的了。重重的危机与剑拔弩张之中，有种令人兴奋的存在。”[19]在一次交火中，空气中烟尘弥漫，子弹横飞，费舍尔和另外两名士兵一起将一名正在流血的战友抬上担架，然后又帮忙把他抬到战地医疗站。“就在他的心脏位置，血渍越来越大……［他］呻吟着想要喝水，但已经没有水了。”他的膝盖骨被子弹打飞了一块，一块铁片插进了他的肋骨之间。衣服被鲜血浸染的费舍尔，成了第一批从西班牙战事报道者转变为参与者的记者之一，但他们绝不是最后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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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许多来自美国的记者也加快了前往西班牙报道战争的脚步，《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翰·T.惠特克（John T.Whitaker）在国民军控制区域的塔拉韦拉-德拉雷纳（Talavera de la Reina）租下了一间屋子。两个月的时间里，这里成了他去往前线进行报道的基地，在它附近，坐落着一座军营。“没有一天我不是黎明时分就被军营里士兵操练的射击声吵醒的。”“‘处决’大概平均一天会有30起。我见过被他们带进军营的人。他们就是普通的农民和工人。”各地都能发现人们被处决的迹象。“你能看到四个农妇的尸体被摞在沟里，三四十个双手反绑的民兵在路口遭到枪杀。我还曾在一个城镇的广场上看到，两个共和国突击队[20]的年轻成员被背靠背绑在一起，然后被人浇上汽油活活烧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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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记者杰伊·艾伦（Jay Allen）报道过一件事，一名摩尔人士兵曾试图以1比塞塔的价格卖给他一只人耳朵。[22]不过在他的报道中，最引起广泛关注的消息出自巴达霍斯（Badajoz）——一座靠近西葡边境的城市，这里的成千上万名农场工人在共和国政府治下得到了大片土地。现在，国民军夺得了这一地区，成千上万名来自各个党派的共和国支持者，被驱赶进了该市的斗牛场，他们中既有民兵，也有平民。“一队一队的人将手举在空中。他们大多是穿着蓝裤子的年轻农民和穿着工作服的年轻修理工……早上四点，他们被赶进场内，中途穿过了一扇门，以前，人们就是从这里进场观看斗牛的。场内等待着他们的是机关枪……1800个男人——也有女人——在12小时内像被收割的麦子一般倒在了那里。你根本无法想象1800具尸体流出的血会有多少。”[23]三天后，艾伦发现这座竞技场的地面仍被凝结了的几英寸厚黑色血块覆盖着。这场内战也使政治分歧在各地暴露无遗：由于对巴达霍斯暴行的报道使极端保守的报社老板大为震怒，艾伦被炒了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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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外国记者的谈话中，国民军丝毫没有掩饰他们的真实想法。“我们当然是枪毙了他们的，”负责巴达霍斯行动指挥的将军告诉约翰·T.惠特克，“不然你想怎么样？要我在部队急行军的时候，带着4000名赤色分子一起走？”从一位留着八字胡的新闻官——阿尔瓦德艾尔特斯伯爵贡萨洛·德阿吉莱拉·伊-蒙罗（Gonzalo de Aguileray Munro）上尉那里，他听到了差不多的言论。他告诉这位美国记者：“你知道西班牙出了什么毛病吗？现代化的管道系统！在更‘健康’的时代——我指精神意义上更健康的时代，你应该明白——瘟疫能减少西班牙人口……可现在有了现代污水处理系统，他们繁殖得太快了。普通大众其实和牲口没什么区别，你应该明白，你也不能指望他们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病毒的感染。毕竟，老鼠和虱子最善于传播瘟疫。”[24]这位伯爵——同时也是一名骑士和马球狂热爱好者——说当政变爆发时，他把自己领地上的工人们排成排，然后枪毙了其中六个，目的仅仅是为了警告他们，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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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来自哪些阶层的人在支持这场军事暴动是十分明显的。当国民军士兵亲吻西班牙国旗，为他们的行动宣誓效忠时，主教在为他们祈祷，戴着黑色蕾丝头纱、穿着考究的贵妇们在为他们欢呼喝彩。在另一场发生在巴达霍斯附近，面向大批观众公开执行的大规模处决现场，先由乐队进行演奏，再由神父做弥撒，然后，行刑队才会开始行刑。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25]写道：“地主的儿子们组织进行骑马‘狩猎农民’的活动。这种活动被他们戏称为‘土地改革’——通过参加这种活动，无地的短工们最终将能分得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土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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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发生10周之后，随着左派的数名潜在敌人被一一清除——一个有名的右翼政客在政变爆发前被左翼分子刺杀，另一个被关押在共和派的监狱，曾计划发兵马德里的圣胡尔霍将军在一场空难中死亡——43岁的佛朗哥成了叛乱的最高指挥官。他矮小且不引人注目的外表下潜藏着无限的野心，而面对竞争对手，他则能展现出不露声色的老练官场技巧。身穿金色流苏装饰的军服，佛朗哥先是取得了国民军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头衔，随后又在包括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外交官员的到场见证下，在一场精心筹备的典礼上获得了“国家元首”（head of state）的称号。（这让其他好几位将军惊诧不已，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只是选他做政府首脑［head of government］而已——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位。）由他严密掌控的宣传机器开始将他称作“神选领袖”。不久之后，他又将自己封为“大元帅”，这在以前是只有西班牙君主才能获得的称号。在整个国民军的等级制度体系当中，每个人都在夸耀显示身份和地位的各色标志：佛朗哥在特定场合会佩戴一条金红相间的绶带；总参谋部的军官会佩戴一条蓝金相间的肩带；何塞·巴莱拉（José Varela）也是个“非洲通”，这位作风强硬的高级将领甚至会将军队勋章别在套在睡衣外穿的晨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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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喜于自己的政权获得了各法西斯国家的承认，佛朗哥曾夸张地宣布：“这一事件标志着人类历史的顶峰。”通过盟友们的帮助，“大元帅”在政治竞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由于希特勒只同他一个人打交道，这使得佛朗哥可以亲自负责将来自国外的大批武器弹药分派给他想赠予的对象。这一优势加上他对非洲那些举足轻重的部队的掌控，使他得以将所有竞争对手挤在一边。作为佛朗哥仅存的潜在对手和政变行动初期的领导者，莫拉将军出乎佛朗哥意料地死在了第二年发生的另一场空难事故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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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其他许多宗教激进主义者发起的运动一样，国民军决心在其所到之处对妇女严加约束。他们禁止女人穿裤子，裙摆和袖子也必须足够长。在共和国治下已完成世俗化的教育又重新落入教会之手，对女孩来说，教会所擅长的，只是教她们缝纫和宗教教义而已。男女同校被废除；一名地位显赫的国民军派人士相信，这一制度是犹太人的阴谋。对于共和国的女性支持者，国民军无所不用其极。同佛朗哥一样，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Gonzalo Queipo de Llano）的军旅生涯也发迹于非洲，这位酷爱穿着军服、佩戴勋章、身边常备骑马侍卫的国民军南部指挥官在广播中反复向麾下的摩尔人士兵承诺，马德里的女人们将任由他们支配：“狠踢她们的大腿，让她们知道，挣扎是没有意义的。”[27]在托莱多的一家妇产医院，由于被认为是共和政府的同情者，20名孕妇被带到当地一所墓地枪杀。在塞维利亚附近某地，国民军士兵将一卡车女囚先奸后杀。在将她们的尸体扔进井中后，他们来到了附近另一座城镇，他们手中的步枪上，还挂着刚刚被他们杀害的女人们的内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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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民军一起向马德里进发时，《先驱论坛报》记者惠特克在一个岔路口看到两名十几岁的女孩被带到了一个少校面前。她们的罪过，仅仅是其中一个纺织厂女工身上带着一张工会会员证。问询过后，这位少校“派人将她们带到了一座学校的校舍里，那里大约有40名摩尔人士兵正在休息。看到两名少女被带到门口，屋子里的士兵们发出了兴奋的号叫。我被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所震惊，心底涌起无奈的愤怒。”当惠特克提出抗议时，少校只是回答道：“哦，她们反正活不过四小时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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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强奸行为算是标准流程了，为了放大恐惧的力量，国民军军官还故意利用几个世纪以来跨越各政治光谱而存在的种族情绪，指使摩尔人士兵进行强奸行为。国民军士兵曾向英国《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记者诺埃尔·蒙克斯（Noel Monks）大肆吹嘘他们对抓到的妇女所做的一切。“但那些都算不上真正的暴行，先生，根本不算。把抓到的民兵女孩和20个摩尔人士兵锁在一起这种甚至都算不上，先生，根本不算。那么做就是很有意思而已。”[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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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曾经用过餐的几个军队食堂，我听见过西班牙军官们就对这一政策的看法展开辩论，”惠特克写道，“没人否认这种做法是佛朗哥的意思，但也有人觉得，即便是赤色分子，她们首先也是西班牙的女人。”[30]这样的论点从未占据上风。行进中的国民军会在墙上涂标语：“你们的女人将会生下法西斯分子的种。”除了强奸之外，在一个又一个城镇，那些唯一的罪过是支持人民阵线的女人会被剃成光头。国民军还从意大利法西斯那里学来一招：给她们灌服蓖麻油（一种强力泻药）后游街示众，有时会让她们全裸或者半裸，然后任凭她们在人群的嘲笑声中拉得满身污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