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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佛朗哥仍在马德里周边投入重兵力图将其包围，交战区的其他大部分区域显得相对平静。奥威尔和他所在的POUM民兵部队就被派到了这样一个相对平静的地方，距离巴塞罗那140英里西偏北一点儿、遍布丘陵的阿拉贡地区的贫瘠乡村。当看到下发的枪支后，奥威尔感到很失望。他自己的那一把“已经生锈，枪栓也不灵活，木制的枪托已经开裂；只消看一眼枪口，就能发现里面已经严重腐蚀，根本没法用了……整批枪支里面状况最好的一把‘只有’十年枪龄，却被派给了一个脑子不大灵光的15岁小孩”。[30]讽刺的是，与身边其他民兵不同，由于在缅甸当过五年殖民地警察，奥威尔还算是具有一些枪械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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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在部队的指挥官是比利时人，军医来自纽约，但按捺不住的奥威尔早在另一批来自英国的志愿者抵达前几周就已经报到了。刚开始时他的战友几乎全部都是西班牙人，他的身高要比周围的年轻人高出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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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无法想象出我们的狼狈样。队伍乱七八糟的，都不如一群羊……一半入伍时所谓的‘男人’根本就是孩子——我说的是真正的孩子，最大的也就16岁……想想就让人害怕，共和国的保卫者竟然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手里握着不知道如何使用的破枪。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在想，要是法西斯的飞行员从我们上空飞过会发生什么——他是不是都懒得俯冲下来射我们一梭子子弹？确实，就算从天上也能看出来，我们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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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会说加泰罗尼亚语，对周围事物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还总会在日记里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这些都让他的战友们印象深刻。（“他总是在写，”一个和奥威尔同属一支部队的爱尔兰人回忆，“白天他坐在战壕外面写，到了晚上就点着蜡烛写。”[31]）奥威尔所经历过的世界是某种奇怪的混合物：对激进政治的热衷让他来到了西班牙，然而他自己的大部分时光却都是在等级制度下度过的——来自阶层意识根深蒂固的英国，先后在伊顿和其他高级寄宿学校接受教育，还做过殖民地警察。他想在西班牙见识一下，POUM和无政府主义民兵要如何建设一支在绝大多数人看来都是自相矛盾的军队——一支奉行平等主义的军队，这一点使他倍受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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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将军到列兵，每个人都领一样的军饷，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彼此以完全平等的关系相互交往。要是你想从后背拍一下你们的师长问他要一支烟，没问题，没人会对此大惊小怪……命令需要遵守，但大家都彼此认可这种命令下达是同志对同志之间的，而不是上级对下级之间的。部队里有军官，也有军士，但没有一般意义上的那种等级体系；没有军衔，没有肩章，也不用立正敬礼。他们试图在民兵武装内部建立一套临时的无等级制的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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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刚到前线时，我被这样的景象吓得不轻。这样一支军队怎么可能赢得战争？……［但是］并没有现代化的机械化部队为我方提供支援，要是政府一直等着自己拥有能够任意调遣的训练有素的部队，那佛朗哥就永远无法被击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是民兵中最差的那些人，纪律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1月的时候，为了让一群新兵蛋子成为合格的士兵，我累得连头发都快白了。等到了5月，当我作为少尉指挥一支由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组成的30人小队时，由于我们都已经历过好几个月的战火洗礼，他们执行起命令来一点儿问题都没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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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威尔本人来讲，他说的可能都是事实。但对许多POUM或无政府主义者民兵组织的军官来说，想让自己的命令没有异议地得到执行却没那么容易——有时命令甚至根本无法被执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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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奥威尔所在的POUM民兵部队正在为创造一个无阶级的小世界而努力，但他们本身所处的生存条件却并非乌托邦一般美好。无尽的虱子、“腐烂面包和尿液混合的气味，再加上小锅里人们匆匆下咽的豆子汤发出的那一股罐头特有的金属味儿”构成了战壕中的生活日常。从望远镜到手电筒，关键物资一样都没有，奥威尔平时都用橄榄油、培根的肥油、凉掉的奶油或是凡士林给步枪上油。因为水资源极度短缺，他们刮胡子的时候只能把红酒当水用。“蜡烛已经不发了，火柴也剩的越来越少。西班牙人教我们这些外国人怎么用炼乳罐子、弹夹和一小块破布自己制作橄榄油灯……这种灯点亮以后会大量冒烟，亮度只有蜡烛的大约1/4，只够就着亮光在黑暗中摸索着找找自己的步枪在哪儿。”[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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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线待了几个月以后，奥威尔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首次战斗，他们将趁着夜色掩护对一处国民军据点进行突袭。现在，POUM民兵已经拥有来自14个国家的超过600名外国士兵，参加此次行动的是德国、西班牙和他自己所在的英国支队。奥威尔认为，“我们之中最棒的”是一个著名的苏格兰劳工领袖的孙子，来自格拉斯哥大学的鲍勃·斯迈利（Bob Smillie），他时常演唱曲调悠扬的苏格兰民歌为战友带来些许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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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对攻击行动的生动描述向我们展现了当晚的可怕景象：部队在泥泞的甜菜地里挣扎前行，穿过一片“水深及腰，肮脏黏糊的泥巴倒灌进靴子里”的灌溉水渠，周围是黑夜中分辨不出长相的本方士兵，“好像一群弯腰驼背的黑色大蘑菇在缓缓地向前滑行”。他担心自己的脚踩在泥里发出声音将行踪暴露给敌人。每30人只有一把用来剪断敌方带刺铁丝网的钳子。敌人会听到他们剪断铁丝网的声响吗？他们突然开始扔出手榴弹，同时在黑夜中交替射击：“每一个洞口似乎都在喷出火舌。在黑暗中被击中永远都让人觉得十分不爽——就好像对面的每一枪都是瞄准你开火的一样。”[35]他们成功突入了国民军的战壕，杀掉了部分守军，并迫使其余敌军撤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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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当时的一切都让我很害怕：战场上的混乱、黑暗还有震耳欲聋的可怕喧嚣，泥泞中的蜿蜒跋涉，时刻提防眼前的沙包被引爆——手里的枪一点儿都不好用，但我不敢把枪放下，因为一旦找不到枪，事情只会更糟……鲍勃·斯迈利脸上的一处伤口不断地冒出鲜血，投弹时血就会溅到他的膝盖上。”[36]战斗当中，几名德国志愿者一路从另外一处敌军战壕突破到奥威尔他们激战的敌军战壕附近。但他们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西班牙语，只能手忙脚乱地用手势和奥威尔他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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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在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一箱子弹，一箱手榴弹，几支步枪。都需要冒着敌人火力穿越泥泞才能被拖回POUM民兵修筑的战壕。在一支缺枪少弹的部队，这些就是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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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南方，正在穆尔西亚的医院康复的鲍勃·梅里曼让妻子玛丽昂搬到了自己的病房居住——不论在哪场战争里，这都是几乎没有伤员能享受到的奢侈待遇。没等肩膀和手臂上的石膏拆掉，他就准备回到部队继续训练新来的美国志愿兵。玛丽昂陪着丈夫，二人冒着一路的炮火，先到了马德里，随后又抵达了哈拉马河战场。发现丈夫已经下定决心在身体恢复之后马上重返前线参加战斗，而自己也没有可能说服他一起返回美国后，她决定留下来。“只要能和鲍勃在一起，我愿意做任何事。所以，我也应征入伍，拿到服役证书，成了一名下士……我直接去找了个女裁缝，她为我做了一身带裙裤的卡其色毛料军服，料子和男款军服的一模一样。”[37]与其他大多数国外来的志愿者不同，玛丽昂会说一些西班牙语，不久之后，她便开始在阿尔巴塞特的国际纵队总部担任文书工作，成了那里唯一一名美国女性，薪水为每天6比塞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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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November 1936，qupted in Howson，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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