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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穿越一块山顶下方的破碎雪地时，沃勒什不小心滑倒跌向脚下的山坡，靠着抓住雪中生长的一束灌木才没有继续掉下深渊。他惊恐地发现，其他人还在继续前进，而他由于跌落得太远，无法听到他们在喊些什么。已经放弃了希望的沃勒什最后终于发现，队伍里的两名美国同伴正向自己的方向跑来。返回原路追赶大部队的三人有好几次都不得不将鞋子用鞋带系在脖子上，涉水通过齐腰深的山间溪流。就在第三天的夜幕即将降临之时，一条道路和几座小屋出现在他们的视线当中：西班牙到了。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将有200多名志愿者将生命遗落在穿越比利牛斯山脉的旅程当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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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哈拉马河一役导致包括梅里曼在内的许多美国人负伤乃至死亡，因此，由新到的志愿者完全接替之前牺牲和负伤的林肯营战友需要花上几周时间。在后方进行训练期间，没有人敢于向新来者透露那场发生于2月27日的大溃败的真实情况有多严重。“我们的小伙子们在一场发生在马德里附近的非常重要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一名军官告诉他们，“那是一场保卫战，他们在战斗中将法西斯们打死在了路上……我知道，你们在等着我说出战斗的伤亡情况……只有一名美国人战死，四人受伤。”[5]话音刚落，一屋子的新兵发出了兴奋的欢呼声。战争期间，像这样用宣传掩盖事实的做法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这一次的宣传尤其损害部队的士气，因为新兵们刚一抵达前线，就马上知道了2月的那场战斗所导致的伤亡到底有多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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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数量足够再组一个营的美国人穿越比利牛斯山来到西班牙后，最初，他们通过投票的方式将自己的新营以一位著名的加州劳工运动殉道者、被判处终身监禁的汤姆·穆尼（Tom Mooney，伍迪·格思里[6]后来还为他创作了一首主题歌）命名。然而，美国共产党自纽约发来的一封电报以如此命名太过有煽动性为由将其禁止，并用“乔治·华盛顿营”的新名字取而代之。林肯营的机枪手倒是把自己所在机枪连命名为了“穆尼连”，不过美共仍旧在命名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一种坚决的爱国主义倾向；在国内，美共发给这些志愿者家属的特制胸针上的图案是自由钟[7]。当足够再组成第三个营的美国人越过大西洋抵达西班牙时，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为了鼓励众多同样来到西班牙的加拿大志愿者，新的营队被以两位在加拿大像林肯与华盛顿在美国般广受尊敬的19世纪爱国者的名字命名为“麦肯齐-帕皮诺营”（Mackenzie-Papineau Battalion）——尽管这支部队上至军官下到士兵的大多数人都来自美国。尚处于身体恢复期的鲍勃·梅里曼负责对这两支部队进行训练。又过了超过两个月时间，他肩膀上固定着的沉重石膏终于被摘掉了。“这石膏实在打得太久了！”他在日记里写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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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医生和护士也来到了西班牙。整个战争期间，共有140名美国医务工作者服务于西班牙。同其他普通志愿者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也是政治活跃分子，有些人曾加入过一个为罢工群众和其家属提供医疗帮助的纽约团体。过了没多久，巴尔斯基医生和他的团队被从那所设在校舍里的临时医院转移到了更为宽敞的营舍当中。医院新址位于帕兹庄园（Villa Paz），这里原来是玛丽亚公主——西班牙末代国王的姑妈——的豪华乡间别墅的所在地。她的肖像仍然挂在宅子的墙上，原属于她的书籍、油画和古董家具也都原封不动地放在她的大卧室里。巴尔斯基对于自己的好运感到十分惊讶：“公主的庄园真是个令人沉醉的地方，浪漫别致的庭院里种着各色稀有树木和芳香鲜花，树上还有夜莺安家……猎狼犬在院子里徘徊，听周边的农民讲，这些大狗从不离开自己看守的土地。它们如今瘦得让人无法想象……就在院子里的大树和长得过于茂盛的灌木篱笆间来回游荡，倒也使映入眼帘的大片绿色风景多了些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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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巨大的马厩和粮仓都被我们改成了病房。别墅里面有一张大床，周围装饰着锦缎制成的王室风格的床帘……床中间覆盖着一个巨大的皇家徽章。我们有三个护士常常一起在那里就寝。”[9]护士们发现桃子罐头被装在蚀刻有皇冠图案的玻璃广口瓶里，于是她们先把里面的桃子吃掉，然后给瓶子消毒，用它们装缝合针。美国医生驻扎在帕兹庄园的消息迅速地传开了。“农民们都来找我们，”一个救护车司机不无讽刺地说，“……带着折磨了他们好几个世纪的病痛，期盼着奇迹出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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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已将庄园周围的栅栏放倒，开始对一部分土地进行开垦。他们告诉美国人，庄园里有一栋用杨树木材搭成的小型建筑，是从前公主的“私人监狱”。[11]一个叫萨拉莉亚·基尔（Salaria Kea）的黑人护士看到，公主的住宿条件极尽奢华，而农民们“依附于自己的土地，生活贫穷，目不识丁，世代居住在面积狭窄、光线昏暗的小屋中。在只有一间屋子的小房子里，这里的居民靠着在瓦片上烧牛粪取暖，这是他们唯一的热源”。二者之间的对比令她十分震惊。尽管公主一家早已经被逐出庄园，但农民们仍然不敢搬进去；有些农民甚至还住在附近的洞穴里。“这是我第一次切实地体会到，源自种族主义之外的歧视是什么样子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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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后来成了一间病房的护士长，手下有五名护士——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在美国出现。医疗队迅速建起了一间手术室和250个床位。它们日后派上了大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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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哈拉马河畔的战斗夺去了格尼许多英国战友的生命，这让他备受打击，于是他主动要求调到林肯营。他的加入给美国同志们带来了很多快乐。“他是一个高个子的金发男子，留着一点儿络腮胡子，”一个美国人回忆道，“说话带着让人难以抗拒的英式口音。当他向我们讲述那些幽默故事或演唱伦敦版的救世军的歌时，他的口音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靠着对《旧约全书》里面的传奇故事进行下流的改编，格尼在军营中很受欢迎。“他是个有趣的人，他的表演大受欢迎。”不过，他也向人们展现出了英国营死伤大半的那个可怕日子给他带来的创伤。还是上文那个美国人，在他的回忆中，格尼“总是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自己当时有多么害怕”。尽管格尼后来在回忆录中对此讳莫如深，人们仍然能意识到他内心所受的创伤。“他的精神有点儿崩溃。”一个美国护士回忆道。每当谈到自己在前线的经历，他总是“啜泣着，一股脑地向听者倾诉心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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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格尼备受折磨的，是一种在今天被称作“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疾病。他与另外二十几名英国和美国志愿者一起，接受了威廉·派克（William Pike）医生的治疗，后者是一名来自纽约的精神科医生，在前线，他也会作为普通大夫救治其他病人。派克相信工作是最好的治疗，于是他派自己的患者们前去修筑道路，这条道路既能够缩短原来从前线到距离前线最近的医疗站之间长达数小时的艰苦路程，又能利用地形的高差，更好地保护旅行者免受炮火攻击。凭着素描功底，格尼帮忙绘制了“派克高速公路”的草图，也使自己的内心又逐渐获得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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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的林肯营一直在忍受国民军长达数月之久的断断续续的狙击、机枪射击和堑壕突袭的骚扰，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战斗。然而，他们却经历着许多战争中的士兵都再熟悉不过的一种麻烦。“只要是个活人，在战壕里都深受虱子侵扰，”格尼写道，“它们是一群又大又黄的半透明的小畜生，乍一看就像是群红蚂蚁。它们主要生活在各种衣物的褶皱里，白天相对缄默，晚上则相当活跃。被它们咬了之后，皮肤会高高地肿起来，瘙痒难忍……我们没有杀虫剂，对付它们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用蜡烛在所有衣服的褶子里烧一遍。当这些虱子和它们的卵被火焰烧到之后，它们会在噗噗咝咝的声音中爆裂，让人感到特别恶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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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是最惨的。每条战壕的底部都淤积了几英寸厚的淤泥，还弄得食物、香烟和床单上到处都是。更糟糕的是，1937年3月发生了连续降雨，驻扎在战壕里的士兵们不得不反复舀干战壕里的水。冰冷刺骨的寒风呼啸着席卷了整个山坡。虽然国际纵队的武器装备仍然十分紧缺，但国民军此时却装备了迫击炮，能够将炮弹以近乎垂直的角度直接射进对面阵地的战壕里。反观国际纵队，他们所拥有的，仅仅是一门英国志愿者用钢管制作的手工迫击炮，使用时还隐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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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在两方阵地之间的尸体开始发臭，只能趁天黑将其带回阵地埋葬，没有士兵愿意接受这个差事。尽管医生们苦苦哀求，但战士们对于冒着凄风苦雨挖掘厕所兴趣寥寥，而没有厕所导致的食物污染则使每个人都得了痢疾。一个士兵在家书中写道：“痢疾与我如影随形，我们彼此再熟悉不过了。从突然有点儿想上厕所到猛烈喷泻而出，什么样的感觉我都体验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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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克医生努力让美国志愿者们造出条件更好的厕所，并用沙子和一点点水来清洁他们脏兮兮的食物。他发现，尽管西班牙士兵的卫生习惯同样糟糕，但他们却没有受到痢疾的困扰。在他看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他们挂在壕沟的墙上、编成一穗穗的大蒜：西班牙人每天都会嚼些生蒜。不过，他无法说服美国人也去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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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街道名字的标志——百老汇、联合广场——出现在了许多战壕内。在战壕后面向下的斜坡上，士兵们建造了供自己睡觉和保暖用的临时住处，这些住处往往还带有从红土里挖出来的地下室，带有波形板做的屋顶，有时还有用木板搭出来的墙壁和地板。这些临时住处与遍布美国、群集出现的成千上万的“胡佛村”小屋并无二致。“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再也不会向任何人支付房租了，”一个纽约来的士兵对前来参观的记者说，“我们就在炮台公园[16]里盖些这样的小棚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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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看不到月亮的夜晚，格尼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去“砍掉挡住观测敌军战壕视线的那些新长出来的葡萄藤。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蹑手蹑脚地四处移动，斩断还冒着汁液的新藤。突然，我们意识到周围的人数好像多了一倍。没人说一句话，但双方都突然意识到，我们正在和对方的人一起，完成一项相同的任务……双方人马都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跑回了己方阵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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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在3月14日这天短暂地体验了战斗的激烈和获胜的滋味。当天，摩尔人部队与数辆意军菲亚特坦克一起试图突破临近地区由共和军的西班牙士兵驻守的防线。在这场被随意命名为“死骡子沟战役”（Battle of Dead Mule Trench）的战斗中，共和军集结并击退了来犯的摩尔人。有那么一会儿，国际大团结的理想显得那么的鲜活：英美志愿者一起向着战壕冲锋，法国军官作为狙击手加入战斗，苏联的坦克前来支援。战斗结束后，西班牙人对美国人表示了感谢，摩尔人的尸体则凌乱地躺在双方战线间的无主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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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事情在大多数时候都不会发生。与一战中的堑壕战不同，由于人手太过短缺，国际纵队无法每隔几天就让士兵轮流到后方休息，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再吃些好点儿的食物。由此带来的后果，格尼写道，是“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没有哪天不是穿着军装睡觉，也从来没吃过一顿热饭。我们始终处在对狙击手和冷不防袭来的迫击炮弹的恐惧当中无法解脱。我们身上全是虱子，污秽不堪，我们开始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永远无法逃离的陷阱当中。这种情况导致一系列开小差……如果有人消失了一段时间，由于害怕官方的小题大做，假装没人注意到他的消失对我们来说更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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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打击士气的，是对人们被招募时需要服役多久这一问题模棱两可的态度。一些相信战争将很快取得胜利的人当时对此连问都没问就应征了，问过的人则被告知这一时间是6个月。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看起来没有尽头的战争导致抗议和抱怨此起彼伏，以至于第十五国际旅的机关报纸《我们的战斗》（Our Fight）特意呼吁道：“同志们，让我们不要抱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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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则使问题变得更糟了。“在吃饭的问题上，他们除了胡乱将能吃的东西都扔进水桶里再煮开以外，从没有真正努力过。”格尼回忆道，“我们的食物是一堆看着发白的液态物，里面主要是土豆和干豆子，偶尔有一点点肉，放一点点橄榄油，等这东西被送到前线的时候早已经凉了，通常看上去让人丝毫没有胃口，完全没有下咽的欲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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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4月底，史蒂夫·纳尔逊（Steve Nelson）到来并成了新的林肯营政委，事情也终于开始得到改善。纳尔逊是因哈拉马河惨剧而被美国共产党派驻西班牙的一队经验丰富的积极分子之一，当时34岁，是个语气温和、外表谦和的人，身上散发出沉静的威仪，是少数能同时得到苏共高层（他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工作）和美国志愿兵信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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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不久便发现了能够帮助他提升部队士气的人：杰克·白井（Jack Shirai）。日裔美国人白井是一名来自旧金山的厨师，他经常和两名志愿兵同伴一起探讨在战后开一家餐馆，所有曾为西班牙而战的人都可以免费就餐。白井曾坚持做一名步枪兵，纳尔逊则将他安排在营队厨房，附加条件是他可以将步枪随时带在身边以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因为他做的饭，一个感激不尽的士兵将白井称作“奇迹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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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纵队的独特魅力让它成了许多显赫人物特别喜爱的一处旅游景点。“某种意义上，”格尼写道，“大多数这样的活动就像慈善救济会的领导走访孤儿院一样。他们打扮得干干净净，衣着考究，营养状况良好，生活在安全的环境之中；而我们则满身污秽，衣衫褴褛，忍饥挨饿，随时可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真正一直待在那里的人，而他们则只需要忍受那里的肮脏和恶臭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偶尔从人们头顶掠过的子弹，提醒了他们此刻身处的现实到底为何，倒也为参观活动增添了额外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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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访客中最令人讨厌的，是那种嘴上说着‘哦上帝，我真希望我能在这里陪着你们’——言下之意可能是他们的使命太过于重要，以至于他们其实不可能真的出现在这里，反倒是我们这些‘幸运’的小伙子由于平时太闲，以至于有时间在这儿‘享受’真正的战斗乐趣——的人。”有一次，一队十分特别的重要人物前来看望在战壕里作战的美国与英国志愿者们，据说，里面最受欢迎的人是歌手保罗·罗伯逊[21]，他自发地在从军营到战地医院的各个地点演唱了激动人心的男中低音版本的《奥尔曼河》（Ol’Man River）和一些其他歌曲，并且引发了美国人和西班牙人的热烈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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