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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后来成了一间病房的护士长，手下有五名护士——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在美国出现。医疗队迅速建起了一间手术室和250个床位。它们日后派上了大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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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哈拉马河畔的战斗夺去了格尼许多英国战友的生命，这让他备受打击，于是他主动要求调到林肯营。他的加入给美国同志们带来了很多快乐。“他是一个高个子的金发男子，留着一点儿络腮胡子，”一个美国人回忆道，“说话带着让人难以抗拒的英式口音。当他向我们讲述那些幽默故事或演唱伦敦版的救世军的歌时，他的口音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靠着对《旧约全书》里面的传奇故事进行下流的改编，格尼在军营中很受欢迎。“他是个有趣的人，他的表演大受欢迎。”不过，他也向人们展现出了英国营死伤大半的那个可怕日子给他带来的创伤。还是上文那个美国人，在他的回忆中，格尼“总是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自己当时有多么害怕”。尽管格尼后来在回忆录中对此讳莫如深，人们仍然能意识到他内心所受的创伤。“他的精神有点儿崩溃。”一个美国护士回忆道。每当谈到自己在前线的经历，他总是“啜泣着，一股脑地向听者倾诉心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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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格尼备受折磨的，是一种在今天被称作“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疾病。他与另外二十几名英国和美国志愿者一起，接受了威廉·派克（William Pike）医生的治疗，后者是一名来自纽约的精神科医生，在前线，他也会作为普通大夫救治其他病人。派克相信工作是最好的治疗，于是他派自己的患者们前去修筑道路，这条道路既能够缩短原来从前线到距离前线最近的医疗站之间长达数小时的艰苦路程，又能利用地形的高差，更好地保护旅行者免受炮火攻击。凭着素描功底，格尼帮忙绘制了“派克高速公路”的草图，也使自己的内心又逐渐获得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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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的林肯营一直在忍受国民军长达数月之久的断断续续的狙击、机枪射击和堑壕突袭的骚扰，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战斗。然而，他们却经历着许多战争中的士兵都再熟悉不过的一种麻烦。“只要是个活人，在战壕里都深受虱子侵扰，”格尼写道，“它们是一群又大又黄的半透明的小畜生，乍一看就像是群红蚂蚁。它们主要生活在各种衣物的褶皱里，白天相对缄默，晚上则相当活跃。被它们咬了之后，皮肤会高高地肿起来，瘙痒难忍……我们没有杀虫剂，对付它们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用蜡烛在所有衣服的褶子里烧一遍。当这些虱子和它们的卵被火焰烧到之后，它们会在噗噗咝咝的声音中爆裂，让人感到特别恶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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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是最惨的。每条战壕的底部都淤积了几英寸厚的淤泥，还弄得食物、香烟和床单上到处都是。更糟糕的是，1937年3月发生了连续降雨，驻扎在战壕里的士兵们不得不反复舀干战壕里的水。冰冷刺骨的寒风呼啸着席卷了整个山坡。虽然国际纵队的武器装备仍然十分紧缺，但国民军此时却装备了迫击炮，能够将炮弹以近乎垂直的角度直接射进对面阵地的战壕里。反观国际纵队，他们所拥有的，仅仅是一门英国志愿者用钢管制作的手工迫击炮，使用时还隐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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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在两方阵地之间的尸体开始发臭，只能趁天黑将其带回阵地埋葬，没有士兵愿意接受这个差事。尽管医生们苦苦哀求，但战士们对于冒着凄风苦雨挖掘厕所兴趣寥寥，而没有厕所导致的食物污染则使每个人都得了痢疾。一个士兵在家书中写道：“痢疾与我如影随形，我们彼此再熟悉不过了。从突然有点儿想上厕所到猛烈喷泻而出，什么样的感觉我都体验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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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克医生努力让美国志愿者们造出条件更好的厕所，并用沙子和一点点水来清洁他们脏兮兮的食物。他发现，尽管西班牙士兵的卫生习惯同样糟糕，但他们却没有受到痢疾的困扰。在他看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他们挂在壕沟的墙上、编成一穗穗的大蒜：西班牙人每天都会嚼些生蒜。不过，他无法说服美国人也去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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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街道名字的标志——百老汇、联合广场——出现在了许多战壕内。在战壕后面向下的斜坡上，士兵们建造了供自己睡觉和保暖用的临时住处，这些住处往往还带有从红土里挖出来的地下室，带有波形板做的屋顶，有时还有用木板搭出来的墙壁和地板。这些临时住处与遍布美国、群集出现的成千上万的“胡佛村”小屋并无二致。“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再也不会向任何人支付房租了，”一个纽约来的士兵对前来参观的记者说，“我们就在炮台公园[16]里盖些这样的小棚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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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看不到月亮的夜晚，格尼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去“砍掉挡住观测敌军战壕视线的那些新长出来的葡萄藤。我们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蹑手蹑脚地四处移动，斩断还冒着汁液的新藤。突然，我们意识到周围的人数好像多了一倍。没人说一句话，但双方都突然意识到，我们正在和对方的人一起，完成一项相同的任务……双方人马都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跑回了己方阵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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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在3月14日这天短暂地体验了战斗的激烈和获胜的滋味。当天，摩尔人部队与数辆意军菲亚特坦克一起试图突破临近地区由共和军的西班牙士兵驻守的防线。在这场被随意命名为“死骡子沟战役”（Battle of Dead Mule Trench）的战斗中，共和军集结并击退了来犯的摩尔人。有那么一会儿，国际大团结的理想显得那么的鲜活：英美志愿者一起向着战壕冲锋，法国军官作为狙击手加入战斗，苏联的坦克前来支援。战斗结束后，西班牙人对美国人表示了感谢，摩尔人的尸体则凌乱地躺在双方战线间的无主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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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事情在大多数时候都不会发生。与一战中的堑壕战不同，由于人手太过短缺，国际纵队无法每隔几天就让士兵轮流到后方休息，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再吃些好点儿的食物。由此带来的后果，格尼写道，是“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没有哪天不是穿着军装睡觉，也从来没吃过一顿热饭。我们始终处在对狙击手和冷不防袭来的迫击炮弹的恐惧当中无法解脱。我们身上全是虱子，污秽不堪，我们开始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永远无法逃离的陷阱当中。这种情况导致一系列开小差……如果有人消失了一段时间，由于害怕官方的小题大做，假装没人注意到他的消失对我们来说更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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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打击士气的，是对人们被招募时需要服役多久这一问题模棱两可的态度。一些相信战争将很快取得胜利的人当时对此连问都没问就应征了，问过的人则被告知这一时间是6个月。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看起来没有尽头的战争导致抗议和抱怨此起彼伏，以至于第十五国际旅的机关报纸《我们的战斗》（Our Fight）特意呼吁道：“同志们，让我们不要抱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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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则使问题变得更糟了。“在吃饭的问题上，他们除了胡乱将能吃的东西都扔进水桶里再煮开以外，从没有真正努力过。”格尼回忆道，“我们的食物是一堆看着发白的液态物，里面主要是土豆和干豆子，偶尔有一点点肉，放一点点橄榄油，等这东西被送到前线的时候早已经凉了，通常看上去让人丝毫没有胃口，完全没有下咽的欲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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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4月底，史蒂夫·纳尔逊（Steve Nelson）到来并成了新的林肯营政委，事情也终于开始得到改善。纳尔逊是因哈拉马河惨剧而被美国共产党派驻西班牙的一队经验丰富的积极分子之一，当时34岁，是个语气温和、外表谦和的人，身上散发出沉静的威仪，是少数能同时得到苏共高层（他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工作）和美国志愿兵信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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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不久便发现了能够帮助他提升部队士气的人：杰克·白井（Jack Shirai）。日裔美国人白井是一名来自旧金山的厨师，他经常和两名志愿兵同伴一起探讨在战后开一家餐馆，所有曾为西班牙而战的人都可以免费就餐。白井曾坚持做一名步枪兵，纳尔逊则将他安排在营队厨房，附加条件是他可以将步枪随时带在身边以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因为他做的饭，一个感激不尽的士兵将白井称作“奇迹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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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纵队的独特魅力让它成了许多显赫人物特别喜爱的一处旅游景点。“某种意义上，”格尼写道，“大多数这样的活动就像慈善救济会的领导走访孤儿院一样。他们打扮得干干净净，衣着考究，营养状况良好，生活在安全的环境之中；而我们则满身污秽，衣衫褴褛，忍饥挨饿，随时可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真正一直待在那里的人，而他们则只需要忍受那里的肮脏和恶臭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偶尔从人们头顶掠过的子弹，提醒了他们此刻身处的现实到底为何，倒也为参观活动增添了额外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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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访客中最令人讨厌的，是那种嘴上说着‘哦上帝，我真希望我能在这里陪着你们’——言下之意可能是他们的使命太过于重要，以至于他们其实不可能真的出现在这里，反倒是我们这些‘幸运’的小伙子由于平时太闲，以至于有时间在这儿‘享受’真正的战斗乐趣——的人。”有一次，一队十分特别的重要人物前来看望在战壕里作战的美国与英国志愿者们，据说，里面最受欢迎的人是歌手保罗·罗伯逊[21]，他自发地在从军营到战地医院的各个地点演唱了激动人心的男中低音版本的《奥尔曼河》（Ol’Man River）和一些其他歌曲，并且引发了美国人和西班牙人的热烈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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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来访者还包括英国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他错把¡No pasarán！［他们不可能从这里通过！］说成了¡No pasaremos！［我们不可能从这里通过！］），印度独立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演员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以及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西奥多·德莱塞、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兰斯顿·休斯等著名作家，其中，休斯还为第十五国际旅车辆调配场的司机和技工们现场朗诵了一首诗歌。有个志愿者评论：“除了莎士比亚没来，其余的都到齐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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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格尼的说法，“这些人中有一个最具争议的家伙，一肚子虚情假意。他坐在机关枪的防弹罩子后面，向敌军的大概方向随便发射了一整条子弹带的子弹，结果这招来了敌人对他所在方位的一波迫击炮轰炸”。[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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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时年37岁，已经成为当时最有名气的作家之一的欧内斯特·海明威。他在1920年代就完成了自己头两部小说和短篇故事集的写作，从那以后，他的生活便在一定程度上向自己笔下创造出的人物形象靠拢。如今，他在报道和照片中向世人展现的是狩猎大型猎物、与斗牛士相约游玩、在船上用机关枪射击鲨鱼和钓马林鱼。某些他自以为十分具有硬汉气概的元素也反映在了他的后续作品之中。此时来访，距离他出版上一部小说[24]已经过去了八年，最近出版的两本非虚构类作品[25]先后收获了一些差评，评论家们——海明威自己可能也一样——在怀疑他是否已经失去了写作的灵感。诗人约翰·皮尔·毕晓普（John Peale Bishop）写道：“他好像已经变成了自己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的某种集合……滑雪时被紫外线灼伤的面颊；穿成垂钓者的样子，皮肤在加勒比炙热的阳光下晒得乌黑发亮；蹲在猎物的尸体旁边，微笑着的英俊健壮的老猎人。”[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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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海明威此前一直是对政治最不感兴趣的美国作家之一——大萧条时期，他写了一本关于在非洲狩猎的书，1936年大选时他也并未参与投票——但对西班牙，他却有种他人无法比拟的热爱。之前在西班牙的游历为他的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奠定了基础，在那之后，他也经常返回西班牙看望朋友，同时为《死在午后》（Death in the Afternoon）——他的另一本关于斗牛的书——收集素材。国民军发动的政变使他大为震怒，在他看来，这场政变就是对他所挚爱的西班牙文化发动的一场巨大的暴行。一战期间，他在还有一年从高中毕业的情况下成了一名红十字会救护车的司机，正因如此，他与那些作为志愿者为西班牙共和国而战的美国人很有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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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仿佛是为海明威而爆发的。他在给一个相识记者的信中写道：“西班牙或许是又一场大战的起点。”他甚至还穿上了年轻时的衣服，好像这样就能够找回那些年轻的时光一样。当在四面围城的马德里见到海明威时，他的小说家朋友约瑟芬·赫布斯特（Josephine Herbst）发现他穿着“好像是卡其布做的制服，脚上踩着一双擦得锃光瓦亮的皮靴”。[27]他把击中自己所在的佛罗里达宾馆（Hotel Florida）的弹片收集起来，分别在上面刻上它们所摧毁的房间号，还用一枚哑弹做了一盏台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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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非常强大的人，”林肯营的威廉·派克医生写道，“但在慷慨大方、极端诚实、热爱工作的硬汉形象之外，他也有气量狭窄、迟疑不决、担惊受怕、咄咄逼人的孩子气的一面。他过于相信肉体力量带来的勇气，总想不断地证明自己是个‘硬汉’……他告诉我，他不需要精神科的帮助，其他人才有需要，他不需要——对他来说，看心理医生相当于承认了自己的软弱。”[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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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过于自大、口出狂言的一面经常引发与那些他认为冒犯了自己的人之间的肢体冲突，海明威本身倒是很善于发现他人好的一面。他与包括派克在内的林肯营的人成了朋友，他对林肯营战士的友好热情在他给报社所写的报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尽心尽力为美国医疗队募集资金换来了一辆救护车，他为数名志愿者来到西班牙支付旅费，还去看望住在医院的林肯营伤员。战争结束以后，他依然保持着同许多西班牙内战老兵的联系，给钱或借钱给那些需要的人。尽管具有一定程度的反犹倾向，还写过歌颂狂放不羁的野外生活的书，他却对林肯营的人表现出了很深的感情，虽然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要么此前一直在城市生活，要么是犹太人，要么是此前一直在城市生活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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