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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此前已与由50余家美国日报社组成的“北美报业联盟”（NANA）签约，在西班牙报道这场被他称为“无法避免的欧洲大战的预演”[29]的战争。他对于这份使命的接受本身便成了当时的一大新闻事件。在他发表正式公告以前，媒体便注意到他已到达欧洲并越过国境线进入了西班牙。战争期间，他在西班牙一共进行了四次长途旅行，北美报业联盟向他通过邮政系统寄回的每篇报道支付1000美元（这笔钱放在今天价值超过15000美元），向他通过昂贵的跨大西洋电报系统发回的每条短信支付500美元。对海明威来说，西班牙能够给予他的不仅是对战争的再次体验，还有对年轻时光的回顾。1920年代早期，海明威曾经做过驻外记者，由于发电报不得不使用尽量简洁的语言，这种简洁的文风成了他日后写作风格的一部分。不论格尼对海明威多么不屑，后者的确在美国人的西班牙内战记忆中打上了自己的个人烙印。尽管有时夸夸其谈，可对自己从战地记者到士兵的身份转变，他却从未在笔下大肆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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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乔治·奥威尔早已完成了身份转换。历经四个月前线的战斗生活后，在返回巴塞罗那休假的列车上，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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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途每经过一站，都有潮水一般的农民挤上火车；他们提着大捆的蔬菜，带着无精打采的家禽，满地蠕动的麻袋里面装着活兔子——最后还有一大群羊被赶到了车上，塞满了车厢里的每一寸空间。民兵们大声演唱的革命歌曲盖过了火车运行时的嘎吱作响，一路上，他们亲吻漂亮姑娘的手，有时还会朝她们挥动手中的红黑色手帕。装着红酒、茴香酒和污浊不堪的阿拉贡自酿酒的瓶子在人丛中不断地传递着。西班牙特产羊皮水壶在手，穿越车厢与朋友开怀畅饮，省却了千言万语。我旁边坐着一个长着黑色瞳仁的15岁男孩，正在向两个面容枯槁的农民吹嘘自己耸人听闻的战场经历，二人听得合不拢嘴，但我毫不怀疑那都是些虚构的故事。此时此刻，二人解开了包裹，给了我们一些口感发黏的深色红酒。[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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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仍被当作埃里克·布莱尔的奥威尔十分希望赶快到达巴塞罗那，因为与他结婚还不满一年的新婚妻子为了离他更近一些，已经于先期抵达了那里。目前，她正在查尔斯·奥尔的办公室做秘书，后者正在为POUM编辑出版英文报纸。和同时代的众多女性一样，艾琳·奥肖内西（Eileen O’Shaughnessy）在文字中呈现的往往只是她的容貌以及所属何人；即便在自己的西班牙回忆录中，奥威尔对她的表述也仅限于“我的妻子”而已，并未对她施以更多笔墨。在查尔斯·奥尔的描述中，她是一名迷人活泼的“圆脸爱尔兰女孩，端庄漂亮，一头黑发，还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艾琳的一个女性朋友也对这双眼睛印象深刻，觉得她的眼睛“就像在翩翩起舞，像盯着什么摇摇晃晃的物体一直看的小猫的眼睛一样清澈无邪”。[31]当在巴塞罗那的一家商店买到了雪茄和人造黄油等稀缺产品后，她马上将这些东西分给了奥威尔和他所在的POUM民兵部队的战友们，这让他们十分感激。不过，艾琳来到巴塞罗那之后，奥威尔只见过她几次，有一次还是她和查尔斯及另一名英国朋友一起，花了一天时间主动去奥威尔所在的战壕探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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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到达巴塞罗那以后，奥威尔发现，与他初到西班牙时那个曾经见过的巴塞罗那相比，眼前的这座城市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民兵制服和蓝色工装几乎消失了，每个人似乎都穿着西班牙裁缝最善于缝制的那种好看的夏装。臃肿富态的男人、举止优雅的女人和造型优美的轿车满街都是。”简单地说，这是一座“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又重新出现了的城市……一次，我和妻子去兰布拉大街上的一家针织商店买袜子，店员搓着手向我们深鞠躬，即便在英国，售货员都不会这么做……给小费的习惯也在不经意间悄悄恢复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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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步行上班的路上，洛伊丝·奥尔总能发现同样的现象：男人们又戴起了领带，在政府法令的要求下，许多之前被改为集体所有的商店和经营场所又静悄悄地回到了它们战前的拥有者手中。她在写给姐姐的信中写道：“当我意识到工人们在忍受了多年的压迫和苦难后，终于凭自己的力量争取来的一切正在被一点一点重新夺走的时候，那感觉真是糟透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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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背后，是巴塞罗那正在承受的压力：工厂因生产武器而不再生产民用商品；许多集体农庄的农民经常把生产出来的蔬菜和肉类留给自己，引发了城市食品价格的上涨；地下经济开始出现。每当好心的艾琳·布莱尔或者别的一些手握外币，刚到西班牙的外国人“愿意请我在黑市花上30比塞塔吃顿饭时”，洛伊丝都感到有些愧疚，“但因为实在太过饥饿，每次我还是会高兴地赴约”。[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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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将这些变化归咎于共和国政府和苏联顾问团对加泰罗尼亚社会革命所抱有的敌意，但这远远不是使无政府主义者们的理想搁浅的唯一原因。比如说，查尔斯·奥尔最后就对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论是工人、经理人、秘书、懒惰的资本家，还是外国来的支持者——每月得到10比塞塔薪酬的胜利法案产生了怀疑。“尽管这种收入分配制度看似简单明了，但认真推敲后却能发现问题很多。”工作在工厂或者企业的人得到了各种附加福利——从免费午餐到免费床单再到免费住房（查尔斯和洛伊丝就能享受到）——其他人却几乎得不到，或是只能得到除薪酬外很少一点儿额外的好处。而在当时，急速上涨的物价意味着，购买一天的食物可能就会耗光那10比塞塔。他还预计，当乌托邦的理想与复杂的现实碰撞时，还会有更多问题出现：“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我为工人直接所有制的理念所吸引……但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对这一制度在顶层设计上能否协调好各种因素抱有深深的担忧……各项经济决策在整体上是由中央计划确立，还是交给市场竞争决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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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种麻烦事也在加剧困难局面。奥尔一家并不是唯一一直不交电费的人，同样，算上全部的公有和非公企业，压力巨大的本地电力企业也不是唯一一家要为收回各种欠款发愁的企业。在最初的革命热情像闪电一样消逝后，不管理论上听起来有多么辉煌灿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已被证明很难推行，特别是当众多工人发觉他们需要的其实是更多休息时间的时候，矛盾就更明显了。工厂的缺勤率在上升，仓库几个月前还堆满了各种食品和原材料，现在却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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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所有试图在一夜之间完成革命事业的社会都需要面临的。改变一个工厂或是一项生意的所有权是一回事，改变几个世纪的旧习惯则是另一回事。查尔斯观察到，“基本上，人们是无法放弃他们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的”，尽管“看起来有成千上万人在参与各种场合的庆祝，大声呐喊最为革命的口号”。他自己就遇到过这样的场面：“那是一场在一座礼堂举行的‘解放妇女’大型集会，数千名工人群众出席了活动。当然，全都是男人——这是因为，带着妇女参加周四晚上举行的集会？对他们来说，这简直闻所未闻。”[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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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饱含革命热情，洛伊丝最终也不得不承认了与之相似的观点：“对于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妇女问题是个棘手的问题。相比于抽象的伟大革命理想，她们对于缝纫机和学会如何抚养孩子更为感兴趣……无政府主义者举行的第一个与解放妇女有关的大型运动……是促使妓女从良的运动。自由主义青年联盟（The Libertarian Youth）也加入这场运动当中，但当民兵们返回巴塞罗那休假时，已被收归集体化的、原先属于妓院的房屋门前排成的长达几个街区的队伍却好像丝毫没有因为这场运动而缩短。”[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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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巴塞罗那远离前线战火，但日益加剧的物资短缺却在提醒着人们，西班牙仍旧处于战争之中。希特勒的扩军行动再清楚不过地向人们展示了另一场波及整个欧洲大陆的战争不久即将爆发的前景。就在巴塞罗那的住所里，洛伊丝收到了自己的肯塔基同乡，年轻的乔·赛里格曼死于马德里保卫战的消息。他的家人仍在努力找回他的个人随身物品，并恳求洛伊丝一家提供帮助。“对于同志的死，我感到无比遗憾，”洛伊丝在家信中写道，“我希望你们能够替我告诉他的家人，他是为了值得为之一战的事业而死的。我将尽最大努力把他的遗物带回给他的母亲。”[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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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奥尔夫妇偶尔依然有机会享受难得的假期。夫妇二人对艾琳·布莱尔的热情和幽默十分欣赏，他们与她以及另外一个意大利朋友还曾在一个周日一起去郊外野餐过。查尔斯提到自己曾经在墨西哥住过，艾琳则说，要是以后世界大战爆发，他们可以一起去那里避难。尽管奥威尔本人总显得笨拙而局促，查尔斯写道，他的妻子“却十分友好，善于交际，行事低调……在办公室的时候，艾琳总是控制不住提起埃里克——被她视为英雄的丈夫，很明显，她对自己的丈夫充满了爱慕和敬仰之情。我倒是因此日复一日，总是能听说各种与他有关的事情，不过我对这些并没有太放在心上。对我来说，他仍旧只是一个不知名的‘自封’作家，与其他人一样，来到西班牙与法西斯作战”。查尔斯感觉奥威尔“毫无疑问需要一名善于社交的外向型妻子，作为他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艾琳帮助她不善言辞的丈夫与他人进行沟通。尽管结婚还不到一年，她已经成了他的代言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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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这个外国人小团体逐渐熟悉彼此的时候，巴塞罗那的政治气氛却开始日益变得紧张起来。洛伊丝写道：“我觉得自己就像活在一座火药桶里。”就像奥威尔所说的那样，各种变化背后，潜藏着“希望革命继续进行与希望克制革命规模，乃至中止革命的两股势力之间的对抗——最终演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抗”。[40]一名外国访问者在一间共产党办公室墙外发现了两张令他备感惊讶的海报：“尊重小农的财产权”和“尊重小企业主的财产权”。那个曾经许给世人一个无政府新纪元的西班牙，正在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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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些其他因素的存在也加剧了紧张气氛。共和国政府正急切地试图建立一支正规的国防军，以替代缺少训练且分别对不同政治党派和工会组织效忠的大杂烩般的各路民兵组织。在对以上现状的控诉中，一名共产党记者也在隐约暗示对自己党派的不满：“军队的政委和军需官们利用政治影响力以权谋私，为自己在马德里捞取好处。只要在关键部门里面塞进一名自己人，一个党派便有可能将所有稀缺的弹药、机枪、步枪……据为己有。”共和国内阁成员们相信——这样的想法并非不合逻辑——要想击败国民军，他们就需要一支直接听命于中央的步调统一、纪律严明的军队。“考虑到各股并行力量的存在，”奥威尔写道，“产生麻烦是必然的。”[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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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哈拉马河谷没有进一步发生大规模战斗，海明威并无太多可以发掘的新闻以供报道。但是不久之后，佛朗哥的另外一支大军终于对共和军发动了计划已久且几经延期的钳形攻势。自北面发动进攻的国民军首先将目标锁定为占领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省会，以此形成对马德里的合围之势，随后再彻底切断至关重要的马德里—巴伦西亚通道——这一次从新的方向展开行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行动的所有士兵当中，只有15000名来自西班牙或摩洛哥，另外35000人实际是由墨索里尼派出的所谓的志愿者——意大利志愿军，这也是目前为止，德意两国派往西班牙参战兵力规模最大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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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们作战的则是规模要小得多的共和军部队，包括两支国际旅，其中一支国际旅中还有一个多数由意大利人组成的营，30年之后，这个营的一个连长彼得罗·南尼（Pietro Nenni）成了意大利外交部部长。营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意大利逃亡而来的政治难民，这也给国外传媒提供了绝佳的报道素材：来自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正在第三国的土地上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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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战斗很快演变成为一场令墨索里尼派来的部队难堪的溃败，相比作战的本事，他们显然对于做黑衫军时的虚张声势更为在行。在这些被派往西班牙的部队中，有一支是由正规军组成的，这些并非志愿兵的士兵一开始还以为自己来到的是意大利新近占领的殖民地埃塞俄比亚。很多人只配发了轻量级的热带军服，这些衣物根本不足以抵御3月西班牙的冻雨和降雪。当被俘时，他们中甚至有人供称自己还以为是被派来给一部讲述古罗马将军的电影做临时演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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